记者：通过对2009年文化事件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国的文化面貌正在呈现更为旺盛的创造力，和更为宽广的创意力。从富有特色的电视节目，电影，到人们津津乐道的流行歌曲和网络词语。文化创造力的兴旺是一个国家大国崛起的标志，中国正在由一个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您有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您是怎么看这种转变的趋势的?
卢昊：我印象最深刻的比亚迪G3，被称为创造力先锋，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有的人说比亚迪是山寨车，但是我认为，当技术成为一种垄断的时候，山寨也无可厚非。别人也不是没有山寨过我们。
这种“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的趋势，我的理解是，这其实是一种话语权和话语规则，我们现在虽然离制定还很远，但是已经开始争夺了。
目前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减少内耗，应该多一些对自然界，外部世界的认识，提高眼界。
记者：目前，我们只是在过度阶段，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大国”。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创意是核心，版权是手段，您觉得我们为什么还不是文化上的“创造大国”?怎样才能树立起来具有民族精神和普世意义的大文化品牌?
卢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我们才能知道什么的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国”;第二，什么民族精神，什么是普世意义，尤其是要了解普世意义究竟是一种肤色人群的普世意义还是全人类的普世意义，才能最终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大文化品牌”。
记者：您怎么看当下中国的艺术界的创造现状?有没有印象很深的符合“中国创造”精神的人或作品?
卢昊：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圈我看到的都是西方图式的翻版，观念的翻版，这是很悲哀的。就好像翻看一本拍卖行的图录一样。一般市场最好的时候，就是艺术家的创造力最低下的时候。所以我希望经济复苏的慢一些，兴许能等到一些好作品。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中国艺术家有杨福东和周铁海，我个人对他们的作品很感兴趣。
记者：中国近些年向国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并不少，比如孔子学院，昆曲，城市名片等等，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卢昊：我觉得还差得太远。孔子学院也好，昆曲也好，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颗颗细小的分子。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的确是一个好的时机。很多商业品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树立起品牌。你看西方的葡萄酒，为什么能风靡世界，是因为它的管理模式系统化了。我们的茅台如果也能逐步的完善系统化的管理思路，做好文化推广，也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品牌。
我们现在需要的正式这种发展思路，而不是反过来让社会去瓦解它。
记者：伴随着新科技的全球化普及，越来越的文化传播转向了网络。3G的时代的到来，更是让手机也成为新文化传播的介质，您平时用手机上网吗，怎么看待这种新的文化交互方式?它的未来在哪里?
卢昊：我用手机上网不太多。甚至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也不太多。我们这代人形成了自己固定的传统的社交方式。它们的工具性更明显一些。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