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从《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算起，我国的传记文学已有两千几百年的历史。此后，列朝列代，都有传记文学。新中国成立，传记文学赓续不绝。但从20世纪60年代举国批判《刘志丹》始，传记文学的写作断裂了十几年。新时期到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传记文学蔚然复兴。及至新世纪，传记文学作品的出版每年以百部计，成为文学领域里的一大景观。但是，用高标准要求，精品还不多。近读著名作家兼画家王川写作的《狂石鲁》(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我不禁拍案而起：这是传记文学中的上品!
传记文学作家首先要对传主有独到的真知。如果是写前代人物，应该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对传主有与众不同的新发现;如果写当代人物，应该对传主本人及其亲友比较熟悉，除已有资料外，有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对传主的生平、事迹、思想，有异乎他人的真知。王川，正是写石鲁传记的最合适人选。石鲁(1919~1982)是“20世纪中国画大师”的13人之一(其他12人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傅抱石、蒋兆和、李可染、刘海粟、黄胄)，生前以“野怪乱黑的总头目”挨批，也以“野怪乱黑”而知名于国内和海外中国画界。写石鲁的传记已有多种，但都不能令国画界和广大读者满意，根本原因即在于传记作者对石鲁缺少真知。王川和这些石鲁传记作者不同。他是石鲁的忘年交，又是画家。由于他充当名画家亚明和石鲁之间的信使，又是石鲁的知己、著名教育家郭琦的外甥，因此，从1971年起，他深得石鲁的信任和喜欢，无话不谈，“石鲁称我为姪”。石鲁手头的画作，一任王川鉴赏;他还多次得到石鲁在绘画创作上的指点。
石鲁逝世后，王川更到石鲁长期生活过、“文革”期间出逃过的地方和他的家乡四川进行深入采访和考查，因此他掌握了有关石鲁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此为依据，他于1991年创作了一部35万字的以石鲁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白发狂夫》，获得文学界的普遍好评，并荣获1994年的“人民文学奖”，去年又入选“建国六十周年长篇小说500部”。
但小说毕竟不是传记。又经过十几年对石鲁的过细研究，王川终于有了对石鲁的真知：一、石鲁的“狂”，是属于被迫害狂，“文革”前遭受错误批判;“文革”中更被批斗、毒打，差点死去，以致发疯;但也有生理的因素，他确曾患过精神分裂症，“他是个半癫半狂的大师”，“是一个经常沉浸于迷幻之中又时有清醒的精神病患者”。二、石鲁的“野怪乱黑”，不能从表面现象上来理解，王川以石鲁的自述诗为根据，解释为：他的“野：搜尽平凡”;他的“怪：不屑为奴”;他的“乱：无法之法”;他的“黑：惊心动魄”。翻了石鲁“野怪乱黑”的案，翻得好，翻得对!三、是石鲁将“黄土高原”引入中国画，而且以独特的技法作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可谓“前无古人”，今后恐怕也很难有人超过他在表现黄土高原上的艺术成就。四、石鲁在中国画方面的现代理念超前了二十年，因此而获罪罹难，但他是既有超前的现代理念又有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的中国画大师。五、尤其难得的，石鲁早在1977年初就书赠给著名美学家、也是他的师友的王朝闻条幅：“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他在写此条幅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大讨论连影子还没有。可见石鲁不仅是大画家，也是个思想者。王川对石鲁有此五大真知，所以他的《狂石鲁》称得上是传记文学中的力作。
优秀的传记文学，在对传主的作品、思想、学说、事业作出解释时，应该有辩证的、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又是个人独有的解释。王川的《狂石鲁》在对石鲁名作的诠释方面，又是不同凡响，高人一头。
石鲁1939年奔向延安，全国解放前，在中国画坛上已小有名声。但石鲁之所以在全国知名，却是因为他创作的《转战陕北》，一炮打响，一炮走红。然而，又是这幅名画，他连遭严厉批判。在《转战陕北》的画面上，毛泽东主席站在一座黄土山崖的绝壁顶上，正负手而立，遥望黄河。在他的前面，是陕北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一层接一层的土塬遮住了天空。在毛主席身后，只有两兵一马。毛主席并不是正面对着观众，而是背侧面对着观众。在国画里如此表现毛泽东，从所未有。展出后，好评如潮。后来有一位将军来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了这幅画后，表示疑问：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有百万雄师，怎么画上只有两人一马?把他画在悬崖边上，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要他悬崖勒马?消息传开，有关方面，要石鲁修改。石鲁坚持不作任何修改。不久，那幅《转战陕北》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墙上被悄悄取下来。对《转战陕北》的批判也接踵而至。这件事对于石鲁的打击非常大。“文革”发生，石鲁竟然又因这幅画而遭到了灭顶之灾。
原来，“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在一次对文艺界的讲话中点了石鲁的名，说他画的《转战陕北》是要逼得毛主席走投无路，悬崖勒马!“石鲁是中国野、怪、乱、黑的主将，必须严加批判。”新时期到来，石鲁冤案被平反了，但对《转战陕北》还没有公正的说法。王川在《狂石鲁》中决心为《转战陕北》正名。他认为，《转战陕北》是一幅历史画，它表现的是1947年的西北战场上，毛主席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转战的场景。这也是一幅主题画。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石鲁完全可以将那种战场的实况搬上画面，画出种种生活气息很浓的构图来。但石鲁没有这样画。《转战陕北》的构图，是非常新奇的，也是非常大胆的。《转战陕北》的成功，不仅在革命主题的诗意化方面，而且还巧妙地将山水画和人物画进行了结合，将理想和现实进行了结合，将西洋的构图、透视、明暗等技法融入中国画，在艺术上尝试将物境作为人物心境的延伸，以大写意的方法写出了意境，而且对领袖的形象作了背侧面的描绘。这些都是大胆的开拓。
更重要的是，随着《转战陕北》的问世，一个重要的画派——“长安画派”在中国诞生了。事实上，毛主席坚持在陕北转战时，跟随他的只有一个警卫员，但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画毛主席转战陕北时，身后只有两兵一马，符合历史真实。王川对《转战陕北》的诠释，切合画作的实际。此外，王川在《狂石鲁》中，还自成一家、别开生面地诠释了石鲁的名画《东渡》、《东方欲晓》、《赤岩映碧流》、《家家都在花丛中》、《美典神颂》、《黄河两岸度春秋》、《曾忆嘉陵水》、《华岳之雄也》、《兰皋雪霁》、《荷雨图》、《赶车者》，以及石鲁的著名书法：《暮墨写之书道为风》、《古华风高万代康青》等作品。说《东渡》“是石鲁在继《转战陕北》之后的又一重要之作”，“采取以自然风光来衬托人物心胸，并使山水成为人物心境的方法来作烘染。毛主席叉腰在船头上站立，眼睛注视着前方汹涌的河水，旁边是几个赤裸着上身在奋力扳船的黄河船夫，将他衬托得更加突出和高大”。
说《家家都在花丛中》，“这样一幅暖洋洋的南国山水图，也是前人从未有所昭示的”。说石鲁的书法作品，“锋芒毕露，峭拔犀利，变化多端，不可捉摸”，“在总体气势上压倒了一切”。这些诠释，可谓对石鲁作品的定评、确论。所以，《狂石鲁》又是传记文学中诠释传主作品、思想的优秀之作。传记文学不是单纯地为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军事家等等著名人物写传记，还应是通过传记文学的写作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现实进行探索，以史为鉴，警示将来。做到了这一点，才算得上是传记文学的佳作。
《狂石鲁》的出众之处也正在于，它通过对石鲁传奇一生的写作，深刻反思了两大问题：一是“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在中国搞得起来?一是中国画往何处去?对于第一个大问题，王川反思后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搞得起来，除了政治体制的弊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等封建思想在群众中的遗毒外，还因为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存有显著弱点：随大流，甚至以打击、迫害别人来保护自己。书中的蔡亮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蔡亮本是石鲁的下级。石鲁为了不让他被划成“右派”，曾到北京给他奔波、说项，这才使他免遭一劫。但在“文革”中，蔡亮不只“随大流”造反，而且在批斗石鲁时，蔡亮夫妇两人还毒打石鲁。“他们俩将石鲁捺倒在地上，骑在石鲁的身上，又将他的手反扭到背后，用棍子狠命地打。”“石鲁强回过头去，低声然而是威严地对蔡亮说：‘可不敢把我的手扭断了，我还要画画咧。’就是这样一句话，相反引起了他俩更加凶狠的毒打。”蔡亮果然“红”了，他成了陕西省专门创作革命题材的“秦文美”的主笔，甚至一度替代石鲁而掌管了全省美术创作的大权。没有那么多的“随大流”的知识分子，没有像蔡亮那样的以打击、迫害别人来保护自己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是搞不起来的。
王川的这一反思，值得我们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们的自审或自责;对没有经历过“文革”的“70后”、“80后”、“90后”的知识分子也应有所警惕。“中国画往何走去?”王川又从石鲁生前的遭际深入反思了这个大问题。石鲁生前两次挨受全国性的批判，一次是“文革”前的批“野怪乱黑”;一次是“文革”中的“批黑画”。这固然是因为极左文艺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但也因为中国画界的大多数接受不了石鲁的现代美学观。中国画传统的美学观是儒道佛的美学观。这就是：中庸之道、温柔敦厚、循规蹈矩、空灵飘忽、清高隐逸、四大皆空、物我两忘，一笔一墨都要有来历。
如果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对中国画的革新，还是在传统儒道佛美学观范畴内的革新，国画界的多数还可以勉强接受;而石鲁的创新，则是在否定中国画传统美学观后的创新。中国画界的大多数，怎么能接受得了呢?然而，新时期国画家的实践，特别是中青年画家近十年间的创作实践表明，石鲁所开辟的既要有现代意识又要有传统笔墨的中国画道路，才是中国画当下正在走和未来会走得更好的道路。两三千年来的传统美学观的确是中国画的魂，这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里，是必然的，而且确实引导了中国画一步步向前发展。如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中国画要发展，不可能再以传统的美学观为中国画的魂，而应以社会主义的现代意识和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指导思想，与世界美术接轨。如此，方有中国画的光辉未来。
自然，中国画两三千年积累起来的技法、技巧、表现手法、表现能力中的精华，是必须继承弘扬和发展的，但这和中国画以传统美学观为魂是两回事。王川对“中国画往何处去?”的这一反思，从实际出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既有对传主石鲁的真知;又有对石鲁作品的新诠释，新见解;还有从石鲁出发的对当代重大历史事件“文革”和对“中国画往何走去”的深入反思;因此，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狂石鲁》是传记文学中的上品，带有突破和超越以往传记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假如我国的传记文学作者，在创作传记文学时，都能有对传主的真知，有对传主思想、学说、作品、事业的新见，有对历史和对当代重大问题的深刻反思，那么，我国的传记文学不仅可以“更上一层楼”，而且会走到世界传记文学的前列!
【编辑：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