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毕加索
张 羿
如果说梵高是在信仰危机中度过自己了痛苦的一生的话，毕加索则是在信仰真空中度过了自己放纵而并不快乐的一生。
就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而言，毕加索无疑是二十世纪的一座高峰。毕加索几乎囊括了古典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种种风格的创作，开创了现代抽象主义艺术的时代。
毕加索还是一个现代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实践者。总之，他是最能体现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代表。
毕加索之前的巴黎是忧郁的，毕加索之后的巴黎则是放荡的。忧郁的巴黎是信仰危机的欧洲，在天国与俗世之间痛苦徘徊的写照；放荡的巴黎则是弃绝信仰之后的欧洲，在世俗的红尘中放纵肉欲的代表。
尽管毕加索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毕加索本人也一定是一个挂名的信徒。但毕加索的生活和创作，表明他与真正的信仰已经毫无瓜葛。对于毕加索而言，梵高式的对终极价值的追寻已经成为历史。尽管他早期也曾经画过《第一次圣餐式》这样宗教题材的作品。
实际上，毕加索的信仰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荡然无存。当他7岁的妹妹死去时，他就不再相信上帝了。他15岁时画的一幅《基督赐福给魔鬼》，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01年，毕加索的好友卡萨吉玛斯因失恋自杀，毕加索为他画了一幅《葬礼》。画面上，卡萨吉玛斯的灵魂升天，围绕着他灵魂的则是一群妓女。这无疑具有严重的渎神色彩，是毕加索彻底放弃信仰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毕加索还以自己为上帝。他曾经对一个朋友说：“上帝是另外一个艺术家，象我一样。……我是上帝，我是上帝，我是上帝！”
是的，艺术就是毕加索的上帝，自我就是毕加索的上帝。这正是现代主义的“杰作”，是“美育代替宗教”的典范。从毕加索开始，现代主义艺术的荒宴就一直持续，直到今天。
不错，毕加索的创作并非全然消极。我们都知道，他反对战争。1937年，为了抗议纳粹轰炸西班牙的格尔尼卡，他创作了著名的大型壁画《格尔尼卡》。1952年，为抗议美国入侵朝鲜，他又创作了壁画《战争》、《和平》。但这些并不是毕加索作品的主要部分。而且，抗议战争的作品也并不具有超越世俗的终极价值。
事实上，毕加索绝不象人们评价的那样高大，至少不是那样神圣。他不仅不神圣，还是现代主义邪恶文化的代表。
毕加索自己曾经说过：“但愿人们从来不了解我的作品是怎样画出来的，因为我要求我的作品，只是表现激情而已。”
毕加索还曾明确地指出：“艺术和性是一码事。艺术不是纯洁的，我们应该禁止它与尚无准备的纯洁者接触。没错，艺术是危险的，但是，如果它纯洁了，就不成其为艺术了。”
可见，毕加索倒是相当洞悉现代艺术的本质。实际上，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看，当人类发明了文化以娱乐自己的时候，就是离开神的时候。因此，文化（艺术）从某种角度而言，本身就是人类沉沦的表征。祛魅或离弃神的现代主义文化更是堕落文化的典型。
洞悉现代艺术的本质是一回事，能否超越它又是另外一回事。毕加索虽然看穿了现代艺术，但他仍然是现代艺术的奴隶和鼓手。他不仅通过画布，还通过行为实践现代艺术。
毕加索放荡的一生正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行为艺术。他不仅狂妄自大、悲观厌世、还出卖朋友，同时不断地背叛自己的情人。女人，在毕加索那里不过是一个工具。
可悲的是，艺术史以及形形色色的评论都对毕加索的放荡津津乐道。这已经成为现代艺术乃至文化史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对艺术家和文化名人的道德败坏不仅不批判，反而赞誉有加，正暴露了现代价值观的堕落和无耻。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下，我们还在侈谈文化的变革以及艺术的突围，岂非滑稽吗？
是的，我们都不是正人君子。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批判毕加索并不意味着我们比他更高尚。不，毕加索是一个符号，毕加索就是你我他。毕加索作为现代人的一个缩影，启示了我们整个时代都需要被救赎的现实。
不是吗？与梵高相比，毕加索拥有了世俗层面所有的幸福：名誉、财富、女人。可他的一生并没有多少快乐。不到20岁，他就是红灯区的常客，一生有过无数公开和秘密的情人，甚至一度有过多个同性伴侣。可是，他却说：“我想，我可能到死都没有得到过爱情。”
毕加索的确没有得到过爱情。自从人类进入离弃神的现代之后，就远离了爱情。因为，只有神是真爱的源头。没有神就没有爱。
有人认为，毕加索的才华“触及到了人类邪恶以及时代邪恶的深度，深刻而精确地洞悉了散落在文明华盖下面饱受折磨的人性。”这实在是高抬了毕加索。
毕加索确实展现了人类的邪恶和时代的邪恶，但他同时也是这一邪恶的代表和实践者。他并没有超越更没有指出摆脱邪恶的方向，而是一个以邪恶为营养的饕餮的食者。
毕加索的作品是在麻木中展现麻木，在邪恶中展现邪恶。真正的深度必须在毕加索之上的天空才能触及。
【编辑：袁霆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