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金锋用了几天时间，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近300块大理石，将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
完成商人到艺术家的转型后，原弓给了自己一个略显模糊的定位，“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家”。在他近期的作品《摇钱树》中，原弓将这两种角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灵感来自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
从2008年5月30日第一次入川开始，原弓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往返灾区十几次。当志愿者的同时，他拣了一堆当地人不要的废铜烂铁，小心地搬进北京市顺义区火神营的一个仓库。
偌大的仓库里，横七竖八地散落着近千把灰头土脸的镰刀、锄头，每把农具上都写着一个人名。一些农具已经用喉箍绑成了架子，这是尚未竣工的“摇钱树”。农具则是地震后，原弓从失地的农民手中收购来的，每把20元。
原弓清楚地记得收购农具那天，农民们排长队的景象。
“出卖自己农具的农民，脸上却洋溢着喜悦。”原弓说，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的景象让他兴奋。他决定用这些农具创作一棵摇钱树，“摇钱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价值寄托，镰刀和锄头则承载着当今社会变革中的一段故事。艺术家做不了什么，只能用独特的眼光去发现些什么。”
原弓打算把该作品放到4月17日在北大举办的《“3+1”各自表述》当代艺术展上展出，一同参展的还有金锋、左小祖咒与奚建军的作品。
“我们四个人的组合很有意思，原弓是商人，左小祖咒是歌手，奚建军是海归，而我是个写作的人，是个伪知识分子。”独立艺术家金锋很看好这次展览，“各自表述中，每个人要表述的不一样。这中间，才有真正的当代艺术。我们活在这个现实里面，我们要表态。”
不像艺术的艺术
和很多艺术家一样，原弓在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把“根据地”设在了四川。在他看来，当时的四川，遍地是灵感。尽管这期间，他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
认识北川农民邓林是一个偶然的经历。碰到邓林时，他正蹲在路边，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用力敲打一堆钢筋水泥。原弓上前询问后得知，邓林有亲戚被这堆钢筋水泥砸死了。现在，他的老婆怀孕8个月，没肉吃，于是他打算把这些钢筋水泥砸了，换钱买肉。
原弓决定，把邓林敲了一半的水泥全部买下来，并让他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起个名字，把名字和预产期一起刻在水泥上。邓林给孩子起名为“邓礼石”，意为“向石头敬礼”。
两个月后，原弓得知，领孩子出生证时，邓林把孩子名字改成了“邓礼鑫”，“我觉得很好，很靠谱，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如今，刻着“邓礼石预产期”字样的几块石头和镰刀、锄头一起，躺在原弓的仓库里。
“灾区仅仅是一个媒介，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对中国社会有所认识。”原弓说，他在灾区泡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标语是个很好玩的东西，因为它参与了整个赈灾过程。
“做标语的时候，政府给广告公司每条六七十块钱。不到一个星期，有领导来了，有新的指示来了，就得赶紧把旧的换掉。广告公司把这些用过的标语3块钱一条当破布卖掉。”原弓介绍说。
原弓以3块钱一条的价格，从广告公司买了几百条红底白字的标语。回到北京后，他将这些地震中铺天盖地的标语设置成极具仪式化的帘幕，并围成道场状。这部名为《红帘-512》的作品参加了2009年首届798双年展。但展出仅仅一天，就被要求撤出。
“我不想说我是用政治的方式做艺术，事实上，我觉得艺术在下手去做的时候，一定要去政治化。政治、宗教、道德都是属于他律性的东西，和艺术的自律性是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你是要用艺术作为一种语言，来述说这个社会，而不是参与政治。”原弓认为，有些东西尽管不像艺术，但自己觉得挺有意思，就去做了，“我不一定能把整个社会的问题述说得很清楚，但至少我把一些片段用艺术的方式记录下来，留给以后的人类学家去研究。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功能实现了。”
4月5日，本刊记者在原弓的工作室看到，被撤掉的“红帘”摆在仓库的正中央。这个高达6米的庞然大物披着耀眼的红衣，高傲地挺立在一堆废铜烂铁中央。多数条幅上，都能找到“感谢”、“伟大”等字样。
在原弓看来，这样的东西拿到灾区展出，和在北京展出，解读是不一样的，“当然，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它倚赖于环境、人的阅历等等。在灾区，它们是散落的，但通过艺术转换之后，变成了一个道场，这更能说明问题。”
金锋和他的问题现场
2009年初，金锋把工作室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和原弓等三名艺术家一起，住在顺义区火神营的一个园区里。金锋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其作品《信不信由你》的拓片。那是他从网络上搜集到的100条假新闻，他把它们凌乱地刻在墙面上。这一展览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展出后，他又做了拓片，装点在自己的工作室。
从开始做老师，到后来任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学术部负责人，再到现在的独立艺术家，金锋认为自己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表述方法。
“以前你拿个毛笔，拿个宣纸，你就是艺术家了。但现在发现，艺术家很不好做，你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表达。以前是学术把你引上了一条路，但实际上，那条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之路。相反，现实告诉我们，思想之路是要自己去走的，是要哪怕头破血流都要面对的，这个才是一个艺术家活着的目的。 ”金锋认为。
金锋的转型发生在2005年。那一年的4月，江西岳母墓前新塑了6尊跪像(仿照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此举一出，指责声一片。很多人认为，用古人跪像来招揽游客的做法有失人性。不久，金锋用他的雕塑让秦桧夫妇站起来了。这一作品在当时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指责金锋让卖国贼站起来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该作品标志着金锋将作品的语境从美术馆延伸到了整个社会。
“这个社会太疯狂了，机遇如此之多，变数如此之多，问题如此之多。”金锋兴奋地加快了语速。
4月17日即将在北大举行的展览上，金锋做的是一个关于贪官忏悔录的作品。
2006年，北大自主招生考试的作文题是《贪官检讨》––––让学生站在贪官的立场上写一篇检讨书。这一题目一度引起很大反响。
不久前，金锋用了几天时间，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近300块大理石，将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正前方的墙上，是初三老师教的写检讨书的格式。
在阅读了这些检讨书后，金锋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忏悔，“你会看到，那是很模式化的，跟检讨书格式几乎一模一样。但也有一些贪官在判刑之后说的话，的确是心里话。”
对自己有交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做的艺术都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联系，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做?
金锋：全世界把最牛逼的问题扔到中国这个现场来，这个现场当然非常有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的社会化?
金锋：我认为的社会性就是和这些鲜活的东西打交道，它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在电脑上，我们找到信息，我们发现和这些信息可以合作的部分，这是我们的工作。社会性不是批判性，更多的是，这些信息改变了你的生活的期待，你对你自己的期待。
《瞭望东方周刊》：创作过程中会受到压力吗?
金锋：我们在体制内做一些敏感的作品已经是老江湖了。高压线在哪边，哪个地方不要过去，哪个地方可以用学者的方式去表述，这本身也成为了作品的内容之一。
原弓：这毕竟是一种学院式的学术讨论，在中国今天的政治语境当中也是允许的。它并不是一种很激烈的姿态，只是看到了问题。老金这个作品其实就是网上铺天盖地的东西，他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艺术转换，它完成了一个艺术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把问题概括之后，用艺术的语言予以呈现，其实对社会来讲是有进步意义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会选择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述?
金锋：社会话题是我的媒介，我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些媒介来反思自我。比如我按照这样的方式一直玩到我临死之前，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挺有意义的。我告诉自己，我非常独立，我对自己有个交代。对自己有交代，也是对社会担当的一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会不会有一种使命感?
金锋：会有一种担当。我们不用使命这个词，这个词太政治。你的安身立命是什么，这是我们关注的事。
原弓：我就是一个自私的奴才，我希望人家在未来能够想起有这样一个人，为艺术做了些事。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