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温柔而睿智的侯麦，以及涛声渐远的新浪潮。
侯麦大概是新浪潮芸芸诸将中最特别的一位，这种特异性几乎可在第一眼发现。与新浪潮家族中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们不同，六十年代初时他已届而立，脸型瘦长，神情严肃，总是一副沉思的模样（还颇有些加尔文的神情与风骨呢）。
尽管侯麦与其他新浪潮的著名电影人一样，一起分享着共同的电影理想，都信奉巴赞的电影理论，都曾受益于朗格卢瓦电影图书馆，也都是铁杆的希区柯克-霍克斯派。但他的电影实践却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他没有戈达尔那股子暴烈的革命劲儿，也不像特吕弗一样善于忧郁的反叛，更没有夏布罗尔那样善于摆弄希区柯克式样的惊悚。他是具有古典气质的学者，是宽厚温柔的绅士。他的电影中（几乎）从来都没有花哨的镜头语言，也没有风风火火的叛逆人物。侯麦的男主人公永远是不温不火、左右摇摆、略显尴尬的人物，而影片对白却异常细腻、敏感、直指人心，同时充满了抚慰心灵的精神力量。无疑，侯麦从一开始便拥有了一种更为沉静且思辨的力量，令他超出了新浪潮的叛逆与激情。他是少数能够精确地使用语言来探讨人类情感的导演，生命的强大、脆弱、悲伤与喜悦在语词中一一涌向。
从莫里斯·谢雷到吉尔贝·科尔迪埃
侯麦是个神秘的人，我是说如果你对他的私人生活好奇的话。侯麦很珍视自己的隐私，既没有写下个人传记供人瞻仰，也极少就个人问题接受外界的采访。我们现在所知的是，“埃里克·侯麦”是他进入影评界后的笔名，其本名则是莫里斯·谢雷。谢雷1920年4月4日，出生于法国Tulle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家境殷实，思想正统保守。
谢雷据说从小乖巧聪颖，对文学报有很浓厚的兴趣。儿童时代起，他便大量阅读法国古典作品，并热衷于笔记，善于发现问题。后来，谢雷被送到英语环境中接受教育，英国式的幽默诙谐，以及英语作家独特的细腻角度对他的言谈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生于30年代的戈达尔回忆起童年时说，小时候要看场电影是有颇多限制的，更不要说，比戈达尔早生十年的谢雷了。20-30年代，书本和音乐才是高尚的兴趣，父母对电影的态度普遍要谨慎很多。侯麦回忆说，在十岁前观看的唯一的电影就是取材于圣经故事的《宾虚》，讲述的是笃信基督教的宾虚屡遭迫害，最后为上帝拯救的故事。1925年拍摄的这部《宾虚》堪称五大默片之一，其恢宏的场景和神力的感召都化作影像深深镌刻在谢雷的脑海中：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中，莹莹的星星悬挂中天，渐渐的，流星汇拢成一道眩目的洪流，神迹一般从天边缓缓降落，滋润人心。可以想见，这对于谢雷小小的心灵而言，是怎样的一种震撼阿！
二战前谢雷还有过两次（也是唯有的两次）观影经历，其一是根据拿破仑波拿巴二世的故事改编的《雏鹰》
以及改编自都德小说的《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应该说，此时谢雷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接触电影艺术，他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文学甚至文学创作上的。二战接近尾声之时，在战争的轰鸣下，子弹的呼啸中，谢雷被困在拉丁区的一家旅馆中，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伊丽莎白的小屋》，描述一群在度假男女各自微妙复杂的心态。
1946年，谢雷以吉尔贝·科尔迪埃（Gilbert Cordier）为名，发表了这部小说《伊丽莎白的小屋》。从形式上看《伊丽莎白的小屋》颇有法国新小说的风骨，小说中充满了大段的细节描摹和心理活动的刻画，人们总在矜持而文绉绉地对话，略显刻板。小说并不成功。侯麦承认小说出版后，自己没有再去看一眼。或许，他越来越感觉到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电影终会取而代之。
埃里克·侯麦的诞生
之所以对电影寄予如此之高的肯定，这与侯麦求学期间的经历不无关系。1937年开始，谢雷开始进入著名的亨利四世高等师范学院的文科预备班就读。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附近即是老牌戏院“乌苏林影场”（Ursulines），谢林终于能够乘便去那里观看戏剧、电影。当时，“乌苏林影场”是法国先锋派电影的重要阵地。先锋派主要由一些诗人、画家、音乐家组成，他们拒斥剧情叙事，转而诉诸于抽象难解、玄妙复杂的电影体验来勾勒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态度和美学观念。先锋派的艺术形式自然很挑观众，“乌苏林影场”重新开幕典礼上，演员泰里埃和米尔迦便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从巴黎拉丁区的优秀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中间来寻找我们的观众……凡是足以代表一种独创性、一种价值、一种努力的作品，在我们的银幕上都将有它们的地位……。”
显然，具有优秀古典知识分子品质的谢雷很为这种艺术情调着迷。他从先锋电影中发现了一种立体派画家如苦行一般的严谨（立体派画家F·莱歇尔和R·克莱尔都是第一批投身进入实验电影中去的）和身为艺术家的行动力量。后来侯麦在许多访谈中也反复提及这两点，正是这种行动力量敦促侯麦进行了电影创作，而他细致拍摄风格则与画家般的严谨如出一辙。
此后，仍要归功于朗格卢瓦。朗格卢瓦创办的电影图书馆，是为营救年久散佚的优秀电影而建立的电影资料中心。朗格卢瓦的眼界十分开阔，他既可以接受电影中最激进的先锋元素，也对新兴平实的好莱坞电影别有青睐。谢雷时常出入法国电影图书馆，不时地惊喜于发现的默片大师，格里菲斯、弗里兹·朗、爱森斯坦、茂瑙等等，他这才真正感觉到电影如此美妙，正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1948年，谢雷开始在丹东路的拉丁区影迷俱乐部进行定期演讲，每周一次，每次选播一部电影并进行点评。“埃里克·侯麦”这个名字，就诞生于那个时候。此时，谢雷已经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教授文学，业余时间进行演讲或发表文章、影评，用“侯麦”这个笔名即是出于职业的考虑：当时教授文学被认为是严肃而有身份的职业，而直到50年代初，电影仍然被看作为“江湖戏班”一类的东西，低级趣味，有伤风化。在采访中，侯麦说道：如果自己的母亲知道了他在搞电影，一定会很吃惊。总之，当时，侯麦的名气越来越响，他的电影点评引人入胜，他在诸杂志上发表的影评也颇有见地。不久侯麦的大名就吸引了里维特和戈达尔前来。
大莫莫
侯麦为人慷慨、和蔼可亲，同时又十分正直，他与戈达尔、里维特等“小朋友们”在一起，也从不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尊，反而与比自己年轻十来岁的热血小伙们建立了亲密的友情。在戈达尔、里维特心中，侯麦是绝对的老大，他们时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被称为是“谢雷帮”，而侯麦更被亲切的称为“大莫莫”（Big Momo）。保罗·热戈夫（侯麦的好友，曾为侯麦撰写《狮子星座》）曾这样描述“大莫莫”：“侯麦是个正派人，一个真正的教授。”侯麦经常会用自己的财力救济、帮助这群热爱电影的年轻人。不过他的正直和师德就表现在，年轻人每次取钱都得出示相关的票据，地铁票、火车票，乃至杂货店的账单。而且他只给必须的钱，一分都不多。侯麦在这些问题上都显得严谨、细致、井井有条。然而，侯麦对这些年轻朋友也会给出必要的批评，对他们挥霍时间的爱好毫不留情：“如果你热爱电影，就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靠运气的游戏上。”
1949年底，侯麦在里维特和他从前的学生弗洛歇尔的帮助下，将定期推出的《拉丁区影迷俱乐部公报》办成了一本真正的电影杂志《电影公报》，并邀请戈达尔撰稿。正是这给予了戈达尔真正的创作空间，令他在迈向成熟电影评论人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电影公报》上乎期期都有戈达尔的稿件。《电影公报》因为经济问题停刊后，埃里克•侯麦又加入了《电影手册》。在这个开放度大、包容度极高的环境中，侯麦出色的文笔、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得到了充分的挖掘。他信奉巴赞的电影理念，批判法国旧电影传统，不过他远没有特吕弗和戈达尔来得暴躁，因此他的影评从不激进尖刻，而是在温婉中显露出坚定的立场和十足的见地。
有趣的是，尽管侯麦的古典趣味、略显保守的气质与戈达尔、特吕弗，或夏布罗尔等人大相径庭，但他对希区柯克和霍克斯两大导演的热衷却绝对不输其他人。他曾与夏布罗尔合写了一本研究希区柯克的专著。不过侯麦的偏好也十分明显，他特别关注希区柯克的叙事技巧，和他天主教的宗教背景。
1958年巴赞去世后，侯麦接任《电影手册》主编一职，直到1963年，杂志的左右之争日渐尖锐。侯麦因其温婉的修辞和古典主义的态度乃至宗教立场，被内部的一些激进分子批为保守主义，而被迫离开了《电影手册》。
“我站在岸上”
与其他的新浪潮同道的横空出世相比，侯麦的电影道路要坎坷许多。五十年代，他开始陆续写一些剧本，比如为戈达尔写了《所有的男孩都叫帕特里克》的剧本：两个女孩在卢森堡花园先后认识了同一个男孩。之后她们彼此讲述自己与这个男孩的故事，却不知道讲的就是同一个人。这个故事充满了侯麦式的叙述色彩，与《伊丽莎白的小屋》中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异曲同工。不过，戈达尔硬是把这个平实温和的故事用蒙太奇加之媒体拼接拍出了“新浪潮”的味道。侯麦自己也尝试着拍摄一些短片，不过反响甚微。1959年，侯麦依靠夏布罗尔的资金完成了《狮子星座》的拍摄。这部影片描述一个音乐家因为命运的戏弄而流落街头的故事。侯麦以平实细腻的镜头刻画了人的际遇与成就之间玄妙而不可把握的关系。不过令侯麦颇为失望的是，这部影片并没有借到新浪潮的东风，与他《电影手册》的其他同事得到的鲜花和掌声相比，《狮子星座》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败。侯麦说“当我新浪潮中的同志们取得成功，一部接一部的拍片的时候，我却站在岸上”。事实上，无论是从剧情上，还是从个性上，这种差异都非常明显。侯麦的谨慎谦恭、安宁平静与戈达尔、特吕弗甚至是夏布罗尔的激进、反叛乃至花哨眩目的风格是多么的不同啊！
此后，侯麦消寂了一段时间，重新开始影评创作，恢复到业余电影人的身份。他一方面苦苦地寻求灵感，寻找一种既符合当代的电影精神，又与自己的心灵体验相契合的表达方式。确实，侯麦是一个对艺术创作忠贞的人，他无法违背自己的体验，像年轻人一样用革命而暴烈的方式拍片。他只能拍摄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很久以后，他突然想到，自己早年写过的几篇短篇小说，或许可作为一次契机。他的几篇短篇小说都汇集在一本《道德故事集》的集子中。不过一开始，出版这本小说的念头就遭到了编辑的拒绝。因为这些故事都太过理想化了，仿佛是18世纪苦行僧的古板传说。不过，侯麦却找到了为这些故事影像化的极佳方式。
迟来的春天
1962年，侯麦拍摄了一部26分钟的短片，叫做《蒙梭的面包店女孩》。主要角色由一名电影爱好者担任，他还创办了一所电影公司来支持侯麦拍片。故事讲述了“我”，一名大学生爱上了自己时常在路上遇见的美丽女子，后来鼓起勇气询问了姓名，并期待再次相见。不想，女子就此失踪。“我”神魂颠倒，每日去面包房买一块饼干，用省下的时间四处闲逛，希望再次遇上女郎。久而久之，“我”与面包店的年轻女子调上了情，并约她去看电影。就在这个当口，失踪的女郎再次出现，“我”立刻把与面包女孩的约定抛在了脑后。
在这部电影中，侯麦终于放弃了文学创作中叫人昏昏欲睡的修辞和对心理活动巨细靡遗的刻画，转而运用了电影解说词，平实地交待着主人公的心理轨迹。这种方式在当时非常流行，尤其是在侦探电影中十分常见，而对侯麦来说，他终于可以摆脱文学的羁困，而将注意力放在叙事的简练以及场面的精粹上来了。巴黎纷繁的马路，嘈杂的咖啡馆教人信服地与主人公内心独白熔冶一炉，令这个尴尬而又真实的大学生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女郎失踪后，“我”的不安和疑惑也在人物与环境的互动中变现了出来。
1963年，离开《电影手册》后的侯麦，有时间来拍摄第二个道德故事短片《苏珊娜的情感经历》，这部影片长58分钟。讲述了“我”的朋友，一个花花公子对于纯情女孩苏珊娜的欺骗与利用。“我”虽然讨厌朋友的行径，却也颇看不起苏珊娜。“我”对苏珊娜的态度游离在同情和打击的两极，始终无法真正地善待她。侯麦再一次将男女之间爱情的博弈和对抗的张力呈现在观众面前。他将苏珊娜的单纯与执著，朋友的油滑和无耻，“我”的犹豫不决和无知的“恶”，表达得直白准确。
这两部影片虽然为侯麦找到了新的方向，却没有获得大众真正的注意。事情的转机是1967年，侯麦开始拍摄第四个道德故事，也是完整长度的《女收藏家》。之前第三个道德故事《慕德家的一夜》因为资金和演员都没有到位，因此延拍了一年。《女收藏家》，又名《收藏男人的女人》。收藏家阿德里安遇到了整日更换情人的前卫少女艾蒂。然而阿德里安却活脱脱《苏珊娜》中“我”的延续版，他虽然被艾蒂吸引，想要与她调情，却又从心理瞧不起她。觉得她“空洞、肤浅、没有灵性”，并且暗自思忖“我拒绝成为她的收藏品”。而等到他发现艾蒂与其他人上床后，又怒不可遏。这一次侯麦驾轻就熟地探讨起现代文明中男人与女人的暧昧关系，道德情操与肉体忠贞夹杂在中产阶级生活的浮光掠影中。阿德里安在海风吹拂下的度假别墅里进行着情欲和道德的天人交战，最后在“道德觉悟”中落荒而逃，多少显得有些可笑。这部影片为侯麦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也为他的下一部杰作的拍摄赢得了资金。
六个道德故事
《慕德家的一夜》一般被认为侯麦的杰作。他拍摄于1969年，却丝毫不见“五月风暴”的痕迹。侯麦依然不温不火地探讨情欲与道德、宗教之于个人的选择的偶然性。整部影片甚至没有太多的波澜，主人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圣诞夜受邀在美丽聪慧的慕德家度过了一夜，二人深谈至深夜，从帕斯卡谈到男主人公暗恋的金发女子，以及慕德不幸的婚姻经历。二人渐渐地被彼此吸引，最后同卧一床，却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第二天主人公从慕德家出来，恰巧遇见暗恋的金发女孩，并对她展开了追求。主人公在两个女子之间周旋、苦恼，最后还是放弃了开放热情的慕德，选择了同样为保守天主教徒的金发女孩。
这部平实细腻的影片不但获得了评论家的肯定，也为侯麦赢得了极佳的商业成绩。此外，它风格鲜明，兼具思辨与人性的力量，足以奠定“六个道德故事”系列的基调（另两部是随后的《克莱尔之膝》，和《午后之恋》）。在这六则故事中，尽管拍摄方式差异颇大，然而导演所设定的情节却几乎如出一辙（除了《苏珊娜的感情经历》）：男子与一女子相恋，却突然撞上另一个可爱的女子，深深为之吸引，最后却因各种原因斩断了这份诱惑，回到了原来的女友身边。导演用温润的镜头记录下生活中或温馨或俏皮或尴尬的细节，用敏感超然却不加判断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中左右为难的男主人公，描绘他们在女性面前的局促不安、自私自恋，盲目偏见。这是侯麦给他的男主人公们所设置的一组困境，也是现代人在道德、知识与爱情上的困境。
侯麦电影中的一大特色，便是他的对白极多，主人公常常“喋喋不休”地讨论一些深刻的哲学命题，或是畅谈人生的态度，如《慕德家的一夜》大谈帕斯卡的“思想录”，主人公们对话的深奥与推理思辨不输一次哲学对谈。侯麦是用锤炼的语言来仔细推敲人物的生存状态，因此他所有的对白都经过仔细的修订。他甚至要求演员多看一点书，这样他们在演他的戏时就会有底气，不至于怯场。
对于“道德故事”的概念，有评论家说：“这不是探讨人们做什么，而是探讨他们做事情时脑子里想什么。与其说是行动的电影，毋宁说是思想的电影。”侯麦曾解释说，“道德故事”并不是道德内容。法语中的“moraliste”并不等同于英文中“moral”一词。虽然影片中的角色可能会按照某些道德信念行事，但是“道德”，moraliste可以指那些喜欢公开讨论自己的行为动机、理由的人。这些人喜欢分析，想的事情比做得多。然而对于这些人（常常是男性），会遭遇这样的尴尬：一边是自然，另一边是人性；一边是情欲，另一边是英雄主义的优雅。然而，侯麦从不会为我们的道德主人公配置一种一劳永逸的安全境界，也不会为他貌似低劣的行为进行辩护，他永远只是温柔观看者和记录者。
新浪潮之后
六个道德故事的创作历时十年，这六部精品奠定了侯麦在影坛的大师级地位。六个道德故事之后，侯麦又拍摄了两部古装题材影片，其光学运用使得整个画面严谨美妙宛如油画。八十年代后，侯麦又开拓了新的影片视角，从女性角度拍摄了《喜剧与箴言》系列七部作品，又以四季为题材拍摄了《人间•四季》四部曲。进入两千年后，80多高龄的侯麦仍然创作力不衰，仍不时有新作问世。在新浪潮诸将们创作高潮如流云般散去后，侯麦仍然以他独树一帜的个人风采源源不断地为影坛输送来细腻委婉的新风。
[法]帕斯卡尔·博尼策著：《也许并没有故事》，何家炜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6.00元。
[法]侯麦著：《四季》，周嫄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5元。
[法]侯麦著：《伊丽莎白的小屋》，周嫄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2元。
【编辑：袁霆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