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播下的是跳蚤卵，收获的是跳蚤
书的全称很长，《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概述得一清二楚了，令人既兴奋又沮丧，兴奋是等遍了港版之后终于见到了大陆版，直面多少知青和他们的家庭、后代们的记忆深处，所谓一小部分的成功人士或者既得利益者们，轻轻一句“青春无悔”，哪能代表背后蝼蚁般黑压压的人群；沮丧的是，这么一本对上山下乡运动全方面论述的百科全书式断代史，却是出于法国人之手，面对人家夯实的学术成就，这是难以启齿的羞愧，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干什么去了。由于是他族故事，他族语境，他族境遇，两个浑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少了当事人史家的焦灼和激情，也少了借鉴之道的分析。
据统计，自1968年至1980年期间，大约1700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曾被最高领袖誉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一个“归根到底属于你们”的世界里，浩浩荡荡的“你们”脱离学业，走向农业。在领袖的浪漫主义诗情政策下，这场史无前例的有组织人口迁移除了改写了每个人的一生之外，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
风起于萍踪，作者提出这场运动的动机有三：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同时，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一劳永逸，追求完美的社会改造规划，指导国家公权力将一切私人生活空间粗暴打散后重新构建起来，一代人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用握惯了纸笔的白皙双手去拾起粗糙的劳具，最终并未获得成功，只有无穷无尽的失败和灾难。这样违背常理的政策，最终伴随设计者一道寿终正寝，到了后期几年，昔日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情早早被现实浇灭，下乡潮变成了返乡回城潮，云南知青更是几万人一起向中央政府跪地请愿。争取自己的回城和回城后享受城市居民的物质供应待遇和国营企业的工作分配，成为了每一个知青为之朝思暮想、辗转不安的人生近期目标，一旦政策松动往改善的方向变动，浩荡人流涌进熟悉而陌生的城市，身后留下人去楼空的农场。尽管官方宣传一直在树立安心扎根农村，或者返城后又重返农村的典范，但效果是适得其反，金训华效应光辉不再，扭曲的时代，焦虑的人们，站在理想主义的一地鸡毛上，开始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婚嫁、住房、铁饭碗工作……为国家奉献青春之后，我们是一无所有，因为一无所得。
柏林偏爱康德的这句话“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对人从思想到肉体的改造，只能是一场与永恒人性为敌的劫难。在知青们的回忆中，我们能见到大量的灰皮书黄皮书阅读经验，多少人是何曾相识、不约而同。内在的阅读，外在的政治社会戏剧性叙事，使得思想的启蒙无所不在，最终燎原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复兴。一点点经济自由化政策便轻而易举祛魅了领袖的权威，至于运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在青年们仰望着广袤的苍穹而欲哭无泪，对着那神秘强大得不可抗拒之力惶恐困惑地下跪同时，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几乎和他们一样多，这些农民中的大部分都在城镇定居下来，这是一个堪比魔幻现实主义荒诞剧的现实，减轻城市就业负担成为笑料。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国民党领导的民国政府，已经对中国的上层政治结构，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改革，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则相当彻底地改革了中国的下层社会。所以在完成了稳固政权和土改之后，接下来是如何把各自完成了彻底改革的上层和下层进行结合。很不幸，这场带有反智主义倾向的试验失败了，未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早早夭折，贫瘠的农村在前所未有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下更加度日艰难。直到转个弯等来半成品的开放高考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1968年，20岁的红小兵杨小凯壮志凌云写下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叙事，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影响一时。为此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如此经历使他与同时代人的相比，避免了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而杨小凯的后半生却是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并在晚年皈依耶稣。他服膺古典自由主义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多次强调哈耶克的自发理性秩序是宪政精神的孕育条件。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借由多样而复杂的人在互相影响中产生的，而非设计者们在立国之初所刻意设计的，后者相信人类理性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信誓旦旦要在人间建立起一个天朝王国，最后是满脸红光地走向地狱。
正如宪法的不竭生命力正是体现在它的不断被阐述解释，而非一劳永逸地画地为牢。纵观整段知青运动史，也是这样一种价值之争，是以先知的手笔设计好准确细致的步骤，强迫让每个人获得自由、追求幸福最大化；还是赋予每一个人自由，让每一个人多路径选择地追求自身价值并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发现自身不足？是平等地对代人们，还是试图使人们变得平等？卢梭说，公民不自由，便强迫他自由。奥威尔在政治童话《动物庄园》里借猪之口说，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法国大革命及日后的历史经验，验证了这是唯理主义的狂妄和僭越。而过后不久，红色高棉的人口迁移计划更是登峰造极，它干脆消灭城市，强迫所有的城市居民离开城市，结果在强制人们接受自由幸福的过程中消灭了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所以，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只需要创造一个自由竞争机制，并维护它的机会均等即可，无需拔苗助长，每一个社会的结构会适应不同的时代自然而然产生它的合理秩序。
固然有人将忆苦思甜作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说教，可是能写出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的都只是少数知青，更多人，如我的父亲一样，回城后过上十年二十年的工人生活，直到企业破产之后，下岗的他们才发现中年的自己一无所长，因为最宝贵的年华都虚掷在远方陌生的土地泥泞中了，对于那片乡村，他们只是狂热年代的过客而已；对于这座城市，他们是沦落在最底层的无权者。失落的一代，比起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自叹弗如、生不逢时的，他们所做的无用功意义，甚至无法和19世纪俄罗斯民粹主义下的“到农村去”运动相提并论，至少后者还杂糅着虔诚的宗教情怀、无序的道德愤怒和乌托邦理想。
成稿于10-02-01
【编辑：袁霆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