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表征,是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复兴。但是其根源和本质,则是公民精神的复兴。佛罗伦萨能把其巨大的商业财富转化为永恒的文化业绩,就在于其共和体制的活力。
十几年前,美国一位统计学家大卫·班克斯(DavidBanks)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天才过量的问题”。他指出,对人类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天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他们多是成群结伙地在某一时间和地点上产生。他通过统计数字归纳出人类历史上三个最为盛产天才的时间和地点:公元前440-380年间的雅典,1440-1490年间的佛罗伦萨,和1570-1640年间的伦敦。他接下来质问:是什么因素使某一地点在某一时段内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天才?回答这一问题,对我们的教育、政治、科学和艺术都有重大的启示。可惜我们从来没有正面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班克斯的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个重大挑战,虽然他的统计标准或大有商榷之处。比如,他所说的佛罗伦萨,主要是梅第奇家族统治时代,也大致是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时代。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天才,并不是15世纪中后期突然蹦出来的。众所周知,意大利文艺复兴是现代文化的起源。这一文艺复兴的中心,就是佛罗伦萨。另外,佛罗伦萨还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制造业中心,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我们无法把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从养育了他们的这种制度和文化中摘除出来,特别是这种制度和文化到他们出生时已经发育了百年以上。当我们把班克斯在统计学上的时间框架稍加突破,检视从13世纪到15、16世纪广义的文艺复兴时,佛罗伦萨文化巨人的阵容同样令人吃惊:但丁、彼德拉克、薄伽丘、布鲁内热斯奇、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马基亚维利……再稍后一点还有伽利略。
不过,更令人吃惊的还是佛罗伦萨的人口基数。根据当时人GiovanniVillani的记述,在1348年黑死病爆发以前,佛罗伦萨的人口达到10万的顶峰。现代学者的估计保守些,约为8万。黑死病把佛罗伦萨的人口砍掉了一半,并且不断袭来,使其人口到19世纪以前一直没有恢复。所以,在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人口多在四五万上下(作为对比,当今北京市仅海淀区的常住人口就在30万上下)。佛罗伦萨的识字率虽然在当时非常高,在成人男性中也不过是1/4到1/3上下。也就是说,在黑死病之后,那些识字的男人(即有成为文化巨人的最低准入资格的人口)长期维持在不过几千人的水平上。另外,现代学者还以不同的区域的标准进行估计。佛罗伦萨本身人口4万,佛罗伦萨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所统治的地区(包括周边农村、6个附属城市)的总人口共30万。不过,这些周边地区的人口,特别是将近18万的农村人口,其文化素质和佛罗伦萨本城的人口不可同日而语。这么一点人口竟在几代人之内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如此之多的文化巨人,也无怪佛罗伦萨成为世界最聪明的地方了。
另外,13到15世纪正是欧洲大学勃兴的时期。其中佛罗伦萨所在的意大利北部地区更属于大学的发源地。比如在与佛罗伦萨交界的波伦亚(Bologna),产生了欧洲第一所大学,以法学教育领先于世,和以神学为核心的巴黎大学分庭抗礼。另一个邻居帕多瓦(Padua),乃至一度被佛罗伦萨征服的比萨,也都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伽利略就在这两所大学中都任过教,哥白尼则曾在帕多瓦任教。相比之下,佛罗伦萨虽然在1321年也建立了大学(stadiumgenerale),但1330年代就停止运行。到1348年政府下令再建,在1371—1379年间只有两位医学教授,在1379—1385年间干脆关闭。在接下来几年大学进入顶峰期,曾雇有24位教授,可惜日后每况愈下,1407—1413年间再次关闭。其校长在1430年时感叹:佛罗伦萨富甲一方,是意大利文化之都,但大学竟比不上周围差得多的城市!1473年,大学迁移到被佛罗伦萨征服的比萨,享受了20年一流学府的地位。1494年比萨反叛,又迁移到了皮斯托亚(Pistoia),随后再迁至波拉图(Prato),最后于1496年回到佛罗伦萨。不过到了1515年,则随着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又跑到比萨开张。
为什么这么一个没有一流大学的地方,居然在文化上把人类带入了现代?佛罗伦萨的例子证明:大学未必是文化繁荣的关键,宏观的社会政治制度更为重要。从教育制度上看,佛罗伦萨虽然没有一流大学,但其草根的教育体系相当完备。让我们回到GiovanniVillani的记录:在佛罗伦萨人口达到10万时,有8000到1万名孩子在私立学校中读书。这些人大部分在读小学,基本是用母语(当地的方言)接受教育。有1000位左右的精英则进入用拉丁文教学的职业学校接受数学、逻辑、修辞等训练。除了这一基础教育外,行会拥有自己的一套训练体系。米开朗基罗就是由这套体系训练出来的。他最初进入石匠作坊学艺,后曾尝试到学校读书,但马上就受不了,最终回到作坊中苦干,终于有大成。目前留下的历史档案中还有这样的司法案例:作坊中一位学徒起诉另一位伙计,因为他给了后者一笔钱,后者答应教他读书,但最终未能遵守承诺。这多少反映出作坊中的学习空气。
更高一级的教育,则是教会、修道院中的学校。这种教育机构在大学诞生前就非常普及。即使到了16世纪,伽利略这样的人才也在这种学校中接受过教育。另外,精英的人文学者各有自己的圈子,有柏拉图学园这类的私学,如Chrysoloras等著名的古典学者,即使有大学教职,也多在大学之外的私学中教书。
没有一流大学还使佛罗伦萨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文化的多元化。我们一般对文艺复兴的印象,多受瑞士史学家雅克·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一书的影响。他把文艺复兴的成就描绘成人文主义战胜了中世纪的宗教、使理性把个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后世学者的研究,指出了这一描述的夸张和片面。事实上,文艺复兴中的几个意大利城市充满了虔诚的教徒。神学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动力,也是其艺术与文化的主要题材之一。另外,当时对文化多元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大学。大学所教的科目,过分地统治了当地的文化。且大学多以法学为核心。即使地处教廷所在地的罗马大学,在1514年有31位法学教授,18位修辞学教授,13位哲学教授,4位神学教授,2位数学教授,1位占星学教授,1位植物学教授。要知道,在法学领域,经院哲学是主导性的方法,和新近崛起的人文学虽然不像布克哈特所描述的那样迥异,但毕竟取向不同。波伦亚因为其大学而成为欧洲的法学之都,结果整个知识生活被法学所统治,经院气非常厚重,在其他方面则缺乏表现。帕多瓦大学素有亚里斯多德的学术传统,最后发展成自然科学的重地,但也同样不能避免文化偏食的命运。佛罗伦萨人要想接受这些主流学科的教育,很方便到邻近的大学去就读。比如,佛罗伦萨是个司法中心,许多司法人才就是波伦亚大学培养的。甚至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如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利比(FraFilippinoLippi)、写实主义雕塑的奠基人之一多那太罗(Donatello),也一度被吸引到帕多瓦大学中。不过,佛罗伦萨总能在大学的主流学科之外兼容并包。像米开朗基罗这等讨厌学校的天才,在佛罗伦萨的工匠传统中有着最好的成长环境。另外,布鲁内热斯奇、多那太罗、吉尔贝蒂(Ghilberti)都是在金器匠的作坊中接受的最初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突破那个时代平庸的哥特式风格,就在于无学统限制,能摆脱师传,从实地考察古典遗迹中几乎无师自通地形成自己的风格。
多元文化要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多元因素就必须相互交流,否则就如把各种风格的家具杂乱无章地摆一屋子,照样没有格调。美国的佛罗伦萨史学家GeneA.Brucker指出,佛罗伦萨的文化来源于两大传统:一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所代表的普世主义传统(注意:在这里他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归为一类传统,而不是对立的敌人),具有着强烈的等级和权威色彩,并且主要以拉丁文作为载体;一是特殊主义的本土文化,以当地的托斯卡纳方言为载体。这两大传统的融合,在但丁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但丁是古罗马帝国秩序的崇拜者,留下的政治著述主要为拉丁文。但他的《神曲》则是用当地方言写成。雅俗文化在他身上可谓水乳交融。
那么,这种文化融合的社会和制度根源是什么?我看最重要的还在于佛罗伦萨这个“面对面”的社区中的共和体制。不错,梅第奇家族的专制一度使共和体制名存实亡。但是,即使在梅第奇家族的极盛期,他们也都以公民领袖自居,不敢触动共和的制度形式。这种共和制度,表面上是许多学者指出的富人寡头统治,但其运作本身要求的政治参与则为大多数现代民主社会所望尘莫及。比如,作为最高政府权力机关的执政团(Signoria),由9位成员组成,任期仅为两个月。一年下来,这一最高首脑的地位就需要几十位公民轮流充任。当然,担任这一最高职位需要资格,并要经过严格审批。不过,在1343年,在8万到10万居民中,这个位置就有3000候选人,其中300左右通过审查获得了资格。到了14世纪后期,佛罗伦萨的人口仅四五万,有此资格的人则上涨到了750人。屈指一算,四五万居民中的成年男性公民不过在一万五上下。在这些人中,大约20个人中就有一个有资格充当国家最高首脑两个月!更不用说,在执政团之下,还有各由12人和16人组成的两个咨议会,负责对执政团提出政策建议,具有相当的政治权力,也是几个月一轮换。再往下,还有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人民议会、共同体议会等等。把这些加起来,佛罗伦萨的男性公民离人人有官做已经相去不远了。
众多的佛罗伦萨公民都意识到：我早晚要承担重大政治责任,甚至担任国家首脑,对任何公众事务不能不闻不问,都必须精通。这也难怪,班克斯统计出的人类史上3个最聪明的城市,另一个就是以公民抽签轮流担任公职为基本政治体制的古代雅典。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的复兴。
共和主义往往能以公民精神超越阶层意识。佛罗伦萨固然是个贫富悬殊的地方,但是,在执政团中,富裕的国际银行家和贫困的工匠却可以平起平坐地讨论国事。精英与草根也因此有了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构成文艺复兴里程碑的一系列公共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上往往要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使各种文化通过公共辩论而融合。在当时,古典学术属于精英文化。拉丁文且不用说,希腊文连彼德拉克也难以掌握,几乎被流亡的拜占廷皇族和贵族学者所垄断。建筑师和雕塑师,则属于石匠、金匠一类的手艺人,主要接受的不是古典训练。但是,共和的公共政治品性把两种文化带到了一起。布鲁内热斯奇、多那太罗这些手艺人从古典遗迹实际考查中的发现,让那些终身研究古典文本的人文学者感到别有洞天,开始对这些匠人的工作大为注意。吉尔贝蒂为设计教堂大门的浮雕,也和人文学者布鲁尼等等多有交流。发明透视法的布鲁内热斯奇则学习数学,并经常参加在神学问题上的经院辩论,远非一个只会敲敲打打的石匠。
文艺复兴的表征,是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复兴。但是其根源和本质,则是公民精神的复兴。佛罗伦萨能把其巨大的商业财富转化为永恒的文化业绩,就在于其共和体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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