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处曾相见?
遍黄山，重循旧径，又闻莺燕。
一霎仙猿啼啸处，曲社鸣锣开宴。
更合取，溪声溅溅。
多少鸿泥成往迹，共座中一曲桃花扇。
歌未罢，暮云变。
云间不似寻常院。
且留连，曙光亭外，雨丝风片。
谁慰飘零谁人和，擫笛弹词千转。
曲杂奏，松涛幽咽。
亭会歌吹浓于酒，忽醉时山谷星如霰。
端正好，漫磨研。
——胡建君《金缕曲·黄山唱曲》
前日，上海昆曲研习社曲会于黄山，见建君友新词一首，蓦地，又对黄山增添了几分陌生的熟悉感。黄山不仅因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之奇观而享誉四海，且自古是文人骚客的寄情之所，李白的诗、张仲素的曲、黄宾虹的画，更有明末清初，画家弘仁与江注在黄山琴箫合奏，引得仙猿啼鸣之雅趣。可以这样说，黄山的灵气早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之中，而今日的曲会、诗社、雅集又重汇于此，尤其是年轻人的加入，使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开始重新发芽，并嫁接或重组，萌发出新的想象力与可能性。
更加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一次与林德先生的会谈中，竟然欣赏到一位享誉西方的当代艺术家创作的有关中国黄山的系列作品。林德先生运用娴熟的绘画技艺与对油画材料的深刻体验，勾勒出近乎仿真的黄山图景，尤其是，油画在写实性方面的优势，更使我们如同身临云烟缭绕的松石山川之间而感慨万千。随之而来的是，我对西方艺术家在情感体验上的好奇，西方人喜爱黄山，是因其迥异于西方自然山水，还是山水之间无处不在的中国文化特质?林德先生的回答是：“黄山之画是通过一种能帮助任何有心人接近自己真实内心的景致，并带来神奇的个人旅程。透过我的作品，希望能传达这一自然风光的神秘与魔力，并向壮丽山河致敬，黄山正是中国古代绘画灵感的源泉。”
正因如此，黄山不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不再仅仅是当代文化建构中的传统元素，而它已经实实在在地纳入当代人创造的文化逻辑之中，并扩大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范畴里，伴随着全球化文化的互相渗透与共享，转变为一种既流淌着传统文化因子又真实地存在于当下，既穿着东方文化外衣又透露些西方观念与魅力的角色，即文化媒介。由此，黄山成为了一位西方艺术家探索当代东方与西方文化问题的起点，也成为了今天中国学界面对全球化文化命题的基点。
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尽管对于东西方文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观点，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东西方交流与全球化的洗礼，至少在当下能够达成这样一种默契，即希望在一个非中心论的大艺术史范畴中，呈现出当代艺术多元审美观下的多元化艺术创造，尤其是，中国不同地区的艺术家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融合当下的文化差异与区域文化特色，创作出凸显民族身份的艺术作品。换言之，这是一次后全球化时代的立足本土的自我言说。它超越了对后殖民等一个西方语境中的具体学术概念的针对性，而直接进入了一种对自我话语构建的实践努力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意味的信号。
众所周知，自西学东渐以来，东西关系便一直是文化艺术领域的大问题。就当代艺术领域而言，自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历程，便是一部与西方形式、话语、方法与权力相交织的历史。这其中如果需要细分的话，那么最先十年则几乎是全盘西化的阶段，西学的知识、思想、逻辑与形式、方法、表现与观念以一种喷涌的姿态进入中国，既完成了对既有的僵化板滞的艺术格局的冲击，提供了创作自由的思想与形式的武器，也奠定了一个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全面接受与融合的基本格局。当然，在1980年代的后期，以西方现当代艺术逻辑思考、改造、重写本土文化元素与问题的尝试也已逐步展开，但是却仍然难以摆脱一种西学体系下的价值观的单向度的优越感。
当代艺术的“东、西问题”的对立与张力的凸显则开始于1990年代，其凸显也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演变息息相关。在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之后，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活动或转入地下，或移居海外，而其中的前者，其创作与思考的关注点与方法的演变，也依然与海外背景下的当代艺术动力息息相关。这就导致了最初的“东、西问题”的基点，即面向海外的“中国当代”立场与导向的二元化问题。它具体表现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平台中的“中国文化”代表与相对缺失的“中国本土”现场之间的张力。这一时期的问题焦点在于“谁可以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而这一焦点背后的方法论问题则开始指向“中国当代”的标准问题，这一问题将纠缠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至今。
进入21世纪，这一问题的存在伴随着中国在国际范围内的经济重要性日益提升，中国本土文化格局的逐渐松动、国际文化交流的繁荣与随之而来的当代艺术走出地下，进入公共空间而进一步明显。一种隐约之间的“海外”与“本土”的对位与张力正在逐渐出现，由于近五、六年来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尤其是本土市场的抬头，在购买力背后凸显的对一种文化影响力与话语权力的认知度正在日益高涨。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介入到为当代艺术“买单”的群体中时，一种从“被选择”到“自我实现”的转变就更加迅速。从自我认同的角度而言，从“引进——复制——转化”到“本土现实——个性话语——自我言说”的需求显得越加迫切。如果套用一种相对简单的类比模式的话，这一转变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产业转移与中国工业化逐步完成而带来的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趋势差相仿佛。这种努力，随着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艺术资本的退潮，而显得越来越有现实必要性与可能性。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东、西问题”又成为了显学。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文化艺术界，可以看见一种明显的超越欧美标准与范式的独立意识与主体意识，在大环境的映衬下显得尤为醒目。
当然，当代艺术进入公众的进程仍然是步履蹒跚。虽然以双年展、博览会、大型公共艺术乃至当代艺术家参与大型社会文化项目的形式，当代艺术与公众的物理空间的距离正在日益贴近，但是，在价值认同与艺术修养的心理层面，却仍然存在着接受却不认同、习惯而又无视的尴尬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尽管标榜消解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与情结，却仍然存在有专业小众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现实张力。
伴随着整体社会视觉经验的日益丰富与公共媒体、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视觉艺术的呈现形式与传播途径必然越来越与其他相关门类产生更直接和深入的关系。同时，随着整个社会对于艺术的认知程度与接收形式的发展，自印象派以后开始的艺术家的精英趣味与公众的市民趣味之间的背离正出现逐渐靠近的趋势。因为艺术家不再是唯一承担有贡献“人造的视觉经验”使命的群体，并且开始与公众同样接受相同的、新的视觉经验，就好比电影《阿凡达》在感官上震撼了每一个看过的你、我、他，而无论你是否是“艺术家”。艺术固然需要直面宏观的文化命题，但是这种命题的存在也许更多地将呈现为一种彼此“浸入”的姿态而不再是主体间的刻板对话。对于观众而言，他们也就不仅仅是一种被感动、受启发的存在，而是一种在艺术创作中早已被认为是共识的“参与创作者”，他们所做的不再是同意与否的判断题，而是参与答案“书写”的解析题。或者，对于更广泛的公众而言，当代艺术也应该呈现出一种更有趣味、更易于接受、参与的互动形象。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在“东、西问题”上，各自秉持着怎样的主张并不重要，关键是日益彰显的文化自信与主体意识将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或关注。
“我意识到艺术是时候成为世界语言了。它可以促进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激发出独有的创造力。作为人类，我们拥有一种独特的天分——想象力，是想象力让我们将思想转变成现实。”林德先生对艺术的热诚，以及立足于更加泛化的东西方文化的立场，创造着一种更易于东西方交流或产生共鸣的艺术方式，成为了直面当下这个问题的有效的实践途径。
或许有一天，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遍黄山，皆能“端正好，漫磨研”。
卢缓
上海美术馆策展人、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编辑：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