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与陈丹青，一位是蜚声国际，又因北京奥运会“大脚印”烟火设计广为人知的多面艺术家，一位是国内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知识分子型画家。同为国内艺术评论体系之外的知名艺术家，蔡国强、陈丹青于5月8日在北京时尚廊书店，以“艺术的背后”为题，就蔡国强的艺术观、知识分子与草根阶层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时推出蔡国强的传记《我是这样想的》及访谈集《异想天开》。
关于落选“新世纪十年当代艺术展”
2010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陈丹青为此书作了一个序《草船与借箭》。现场活动一开始，陈丹青就为这书“吆喝”。
陈丹青认为蔡国强是不属于中国美术界的艺术家，具有异常专业的“业余感”，他的艺术是一种草根人物的天然的能量，“在眼下知识错乱的知识界，在察颜观色的当代艺术中，其实，这活泼而强韧的草根能量，寥若星辰。”陈丹青的评论，首先让蔡国强想到了前两天在北京举办的“新世纪十年当代艺术展”。在这次艺术展上，蔡国强落选，多家媒体采访，问他为何落选，为何没参加。
对此，蔡国强作了解释，“我很矛盾，一方面丹青说的我不是中国美术界，但是大家问我没有落选，也说明了我是，才会问我为什么落选。而且，我很早意识到我跟我的朋友不一样，我在国外做什么事情，国内的媒体不会提很多看法、批评或者支持，有时候他们会担心我是不是在玩弄中国的尊严，这说明他们还是把我当一回事，不像我们的老前辈们，人家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所以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报道，我还是很感动，其实我也是。所以当我说是的时候有点不是，当说不是的时候又有点是。”
蔡国强：艺术可以乱搞
蔡国强在大陆有一句名言：“艺术可以乱搞。”有人称赞，也有人批评。他认为这是懵然的醒悟，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这个“艺术可以乱搞”有两方面：一方面使他得到解放，另外一方面使他清楚，“不要把艺术当改造社会的工具。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体制内也把艺术作为负责改造社会，体制外也把现代艺术当成太重要的任务，反倒淹没了个人的感情和创造力本身。”奥运会和世博会，“并没有使世界的民调对中国的好感提升，因为看不到个人，看到一个国家和集体的力量，“看不到个人，没有真实感，人家就不安。”
谈及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他说刚开始也不是没有压力。因为，对于想要进入西方艺术界的发展中国家艺术家来说，面临对方的两种需求：一个是他们看到我们很热烈的拥抱西方现代艺术，这种来自落后的国家、封闭的国家，它需要看到。第二个需要看到你是来自一个独裁国家的另类，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们会给予更多的关怀。蔡国强从一开始就知道，也总是被问及：你干吗不这样?对此，他总是回答：因为你们期待，所以我才不要。
“如果我在国外做的时候不敢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文化的时候总是一直要批判中国古代文化才敢用，无法做到同时拥有自己的文化，也拥有他们的文化，平等地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感觉不是中国的文化对不起我，而是我对不起它们。我唯一有信心的是，我有过这些祖先，他们做过那些东西，这也是跟我小时候读《史记》有关系，虽然什么也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了不起的人走在我们前面，他们是我们的祖先。”
蔡国强认为自己是一个一直有问题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展示的是越来越不懂艺术，越搞越乱。西方美术馆的很多馆长、策展人要做他的展览，“不是因为我解决了问题，是我不断的有问题，才有人一直做我的活动。”他想告诉年轻的艺术家“重要的是你的作品充满问题”，“你搞现代艺术搞了半天，你越来越不懂现代艺术。你已经很懂做现代艺术，你就完了。”
蔡国强：雅俗共赏与回归作品本身
毛泽东理论教会蔡国强思考“如何让群众参与艺术的方法论”，譬如“不破不立”“制造舆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对他都是很有帮助的理论。
他用“雅俗共赏”来形容自己作品的特质，“基本上，‘雅’‘俗’共赏在现代艺术中并不被当作好事，好的现代艺术通常都被视为追求‘雅’的层次，因为喜欢讲的是精英，谈的是小众。”“对一位有自信的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做‘俗’比做‘雅’更危险，难度高，挑战性也高。”蔡国强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被大众理解，“尽管有时候我想架一个桥让观众进来，可是他们站在桥上不下来，但是桥上也好吧，桥上、桥下、两岸都要站满人。有一个所谓的对大众的关心和东西能够很容易让人了解。”
他的作品，引起西方人重视，拥有众多读者。对此，蔡国强认为不是西方人喜欢中国人，或者特别喜欢看中国现代艺术。而是他的作品本身好玩，能够理解，观赏者从作品上看到他们自己的影子，“有的人是在我的作品上更多的理解为她老公、她男朋友，就是有这个雅俗共赏性。”西方其他的艺术家，从毕业所开始，主要是回归到作品，“千万不要假设把西方人看的很爱中国，很喜欢了解中国，或者西方人很傻很容易被骗，主要是作品本身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影子。”
陈丹青：主流社会关心蔡国强的成功，而非他的作品本身
对于蔡国强的艺术成就，陈丹青认为当代艺术圈，包括中国的媒体一再渲染现在的主流价值追求，就是蔡国强在世界上非常成功，“如果提起蔡国强，都会有一个符号，这是一个在全世界当代艺术最成功的艺术家。即便大家不太了解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而这正好是我们几十年来最核心的价值观：一个中国人，要走出去，要在世界上获得成功。蔡国强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例子，“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立场，我们很骄傲，我们有蔡国强，蔡国强在全世界最主要的西方美术馆都办过展览，而且到现在不倒，西方人一直接纳他。我相信中国艺术圈或者社会上谈起蔡国强，其实是关于他的成功，而不是关于他的作品，更不是关于他怎么会有这些作品，我相信这不是中国人特别关心的事情。”陈丹青这样说道。
陈丹青：为什么说蔡国强不属于中国美术界?
对于之前为什么要说蔡国强不属于中国美术界，陈丹青作了如下解释：“一个在世界范围，在一个先进的价值观里面，你是哪国人、你来自哪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你拿出什么给我们看。在中国，当我说他不属于中国美术界的时候，中国美术界这五个字代表一个权力意识和权力背景，从这个权力背景去考验美术界的人，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美术界的人?我想我们大家一见面都会潜意识、显意识有这个交流：你是中央美院还是中国美院;如果年纪大一点，你是美协的还是画院的;如果这些都不是，你是哪个画廊的或者在哪展出过;最简单的你大概卖过多少钱。这些都是权力意识，而且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如果用这个来要求蔡国强，他有两个极端：第一他可能是这个价值观里走的最高的人。另外一个极端，他最不属于中国美术界这个圈子，他没有上过中国美术学院，没有上过中央美术学院，是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学生，这不是响亮的名声，“但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舞台美术的训练从一开始思路就不一样，他知道做东西，知道什么是空间，知道什么是材料，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这对他日后的艺术非常重要。但是这样一份学历，拿到中国美术界主流圈子里面根本不起眼。”更重要的是，蔡国强“在毕业以后很快到了日本，从来没有参加一次中国全国美展，没有参加一次上海美展，没有参加一次福建省的美术展览。”
这也让陈丹青想到了他们那一代知青的经历，现在回头来看，“从小生长在权力意识主宰一切的中国美术界和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当中。”幸运的是，“蔡国强不在这个文化里，他没有被选上，他很早走掉了，走掉以后他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带着自己对祖先的记忆。这个记忆实际上是很混乱、很暧昧的。”同时，知青一代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很好的传统文化的教养，这些“成了蔡国强最珍贵的东西，是一种非常专业的‘业余感’，我称之为草根人物活泼的智慧和想象力，尤其是他的行动力。”
陈丹青说，在他所知道(而且佩服)的中国同行中，蔡国强可能是唯一一位自外于西方艺术庞大知识体系的当代艺术家。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