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样本
传统的“山寨”流水线和先锋艺术一起在世博会上讲述了深圳的故事,卧佛般的蒙娜丽莎讲述了深圳大芬村的传奇,也预示了深圳“设计之都”的未来。
猛看是一个巨大的铁锈红色的集装箱,横卧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一栋白色建筑内,上面印着“始发站:深圳;到达站:2010上海世博会;运距:926海里”等字样,其实它只是一层帷幕。
开馆第一天,集装箱面纱滑落,露出真容的是卧佛般的巨幅“蒙娜丽莎”。43米长、7米高的“蒙娜丽莎”由999块画拼贴而成,它是今年1月28日由深圳大芬村507个画师集体完成的。在每一块局部画的背后,都有画师的签名和一句自己的梦想:“我想拥有一个深圳户口”,“我想成为画家”,“我想有一间自己的画廊”……
蒙娜丽莎下部阴影部分延伸的LED屏,是蛇口开山炮影像《创世纪》。
担任深圳案例馆叙事总导演的是先锋戏剧家牟森,他把这次与深圳市政府的合作看作一次当代艺术活动。“我讨厌艺术家心态,我向企业家心态转型,这是我转型后的第一个实验。”牟森说。
这个试验,也是大芬村油画流水线与艺术的相遇。
是蒙娜丽莎还是邓小平
“他们一眼把这个全球油画产业链一环的大芬村挑中,最当下、最现实、最尖锐也最中国,内涵太丰富了。”“这就是赵启勇画的梵高画。”走进“蒙娜丽莎”后,通过头顶悬挂着油画框的楼梯,穿过一个集装箱,牟森指着拥挤地叠在一起的油画堆中的一幅梵高自画像说。他说这里的“狭小”象征大芬村的“村史”———20年前,一个香港画商来到大芬村;20年后,大芬成为占据世界油画市场60%份额的著名油画村。
5个月来,牟森去过30次大芬村,不止一次看过赵启勇在大芬村开的“印象画廊”,店面不大。除了靠门口位置摆了一幅蒙娜丽莎外,其余全部是梵高。
赵启勇来自湖南邵阳,38岁,以复制梵高画出名,1997年进入大芬村以来,他已经累计画了大约8万张梵高最流行的三十多种画,最高峰时,赵启勇每个月都有七八百张的梵高画订单。
赵的妻子、江西打工妹钟早春和赵的弟弟现在都跟着赵画梵高。赵打工21年了,因为没有深圳户口,孩子上学要交借读费。他们已经在附近的小区买了一套75平方米的住房。1年多前,因为海外画商订单骤减,赵才租这个门面开了一间店。
赵的名字吸引了梵高老家荷兰的两个电视记者到大芬村来拍摄纪录片,请赵启勇演梵高。
一位台湾的林先生每个月来一次,他因为赵的梵高画,已经在台湾从一家画店开到6家画店了。而林只不过是赵的一个小的零售商。
牟森给朋友买了几幅梵高画,点名非要赵的“亲笔”画,一张画55元。“大芬村的‘复制’,在一些文化人、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眼里是贬义词,我却看到‘复制’是一个光辉的概念,它和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一样,是全球油画产业链条中的一环,复制何罪之有?它恰恰是史诗性的。”牟森说。0.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因为油画和相关产业,一年的产值超过10亿元。
大芬村很多画廊都摆着“蒙娜丽莎”,连画梵高的赵启勇也不例外,村里800个画廊20年来复制最多的一幅画也是“蒙娜丽莎”。牟森因此得到灵感,提出用蒙娜丽莎做世博会深圳馆的外墙。
但问题是,为什么是把“蒙娜丽莎”放在正面墙壁,而不是邓小平,不是高楼大厦?“蒙娜丽莎”和深圳有什么关系?
牟森说,每种解读都是正确的,因为大芬的“蒙娜丽莎”是多意的。他和总策展人孟岩坚持跟领导解释、沟通,最终说服领导接受了大芬村的“蒙娜丽莎”。他们给它起名叫“大芬丽莎”。“你不得不佩服巴黎那些遴选委员会的眼光和国内那些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一眼把这个全球油画产业链一环的大芬村挑中,最当下、最现实、最尖锐也最中国,内涵太丰富了。”牟森说。
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说话
“故意和别人不一样,不等于原创。你画你的,没有生产力,和原创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你得拿别人听得懂的国际语言来叙事。”“他们是大芬村的两代英雄。”牟森指着深圳案例馆二层影像装置《对话》说。两个影像面对面,主人公分别是大芬油画产业协会的首任会长黄江和继任会长吴瑞球。他们的经历和对话传递的是“大芬转型”的意义。牟森采访了他们两个人,把本来已经不说话的两个人弄到一起对话。
黄江是“大芬村”的创始人。1989年,黄江从香港来到大芬村,招募画师给他画画,因为他手中握有美国沃尔玛的油画订单。当时香港的绘画人才流失,因为人工成本增加,黄江是寻找产业转移的第一人。大芬村在二线边防线之外,距离香港近,来者不需要边防证。他一开始招募到一二十个人,现在,大芬村的画师多达8000人,产值以亿计。从此,这个“大芬村”不再是原来那个农业和行政意义上的“大芬村”了,它是和全球油画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的油画村了。黄江现在北京七里河开办了画廊,把大芬的画在那里销售,主要针对国内消费者。黄江说“以前见到外国人高兴,现在见到外国人不高兴,因为外国人购买力下降了”。“吴瑞球发明了流水线,生产画像生产电视机一样,流水化、标准化、工厂式、企业式,企业在升级。”牟森说。
汕尾陆丰人吴瑞球是黄江到大芬村后招募到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是师徒关系,但后来两人成了竞争关系,黄就不再给吴订单了。吴到广交会上去摆摊找客户,接到的第一个订单是沃尔玛40天内交40万张画的合同。吴找到250人为他画画,但每个人画的都不一样,吴认为这样没法交货。他受到见过的工业流水线的启发,让10个画工排练了一下,你画山,他画水,他画房子,他画树,结果非常统一,构图、色彩都好,效率提高了40%。这是他的第一桶金。牟森还对大芬村画师们自发成立的油画产业协会赞不绝口。它不同于美术家协会,是行业和产业的自组织,政府通过大芬村油画产业协会给参加广交会和到海外参加画展的画工以40%的补贴。
牟森认为黄江代表的是手工作坊阶段,吴代表的是工业流水线阶段。他佩服吴用一句话把一个产业讲清楚:“大芬的消费者是墙壁”。一个家里摆一台电视机,但每个房间的墙壁都给一幅画空出来了。
吴说,金融风暴前,油画100%卖到国外,2004年后,第一届文博会,大芬村的名声出来了,开始向内销。现在内销占40%。吴提出“原创产业化”得到牟森的认同,一个作品画一幅,和一个作品复制1000幅,生产力是不同的,他更倾向于吴的“自主知识产权说”。吴说他打算像运作“超女”一样包装画家,看中的就收藏100张。当然这需要时间。过去100%是临摹,现在20%是临摹。从“作坊”到“流水线”到“企业式”生产,吴瑞球现在谋求大芬油画产业“上市”。“从临摹原创,升级大芬是我的使命。”吴说。“进步是天大的事。”牟森说。他在七八年前开始读史书,想弄懂中国人为什么几千年不变。他花三个月时间为上海的别克汽车拍摄一个10分钟的广告片时,读了20多本哈佛的管理教材,这次为做深圳的这个档案,他读美国的城市规划标准化手册。“向企业家心态转型”,牟森在博客里写道。他说这种个人的“转型”是他对“产业”的激情,他是站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立场看待新事物,跟那些站在农业文化立场看待工业文化的艺术家不同。“保持开放是先锋的第一要素。”牟森说,开放使他敏锐地从产业角度,把吴瑞球的绘画流水线和通用汽车的生产线看作是一回事。
但牟森谨慎谈“原创”,在他看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绝不容易。“故意和别人不一样,不等于原创。关键是你得拿别人听得懂的国际语言来叙事。”在牟森设计的《对话》里,吴瑞球终于对着镜头和解地向黄江说:“黄老师,谢谢你。”
叙事是生产力
深圳“设计之都”虽然没有被世博会作为案例选中,但设计的力量已经创作了大芬丽莎。“叙事是生产力。”牟森站在深圳馆最开阔的空间的一角说,他很得意他的这个发现。这里已经走出大芬村,从“村”到“城”了。
国家大剧院舞美总监高广健设计的德国式大斜坡舞台,是个“倾斜的河”,这个河不是“过”的,而是要“爬”的,爬到坡顶,是深圳设计师张达利设计的《城市记忆》墙,那是一个悬空的走廊,记忆墙从1979年一直延伸到2039年,以平面设计的形式表现深圳建城30年中100多项制度创新的“大事记”,从公共汽车无人售票到住宅商品化,而“深港一体化”等最新制度则是未来30年深圳的开端。
在大斜坡的背景墙上循环放映着牟森拍摄的短纪录片《深圳面孔》,记录一天24小时从早市海鲜批发的贩子到凌晨医院接生的护士等“城市后端”劳动者的面孔。“整个深圳案例馆是空间戏剧,从序曲‘大芬丽莎’、第一部曲‘大芬制造’、第二部曲‘大芬转型’、第三部曲‘城市剧场’到尾曲‘寄往深圳的明信片’,整个是三部曲的戏剧结构。”牟森说。“深圳城市化30年付出的惨烈的代价不亚于战争。”牟森说,在撰写“剧本”的5个月中,牟森阅读深圳建城30的历史档案、文件,两次“潸然泪下”。
1979年蛇口开发时袁庚看到效率非常低,为了在定额之外多拉一车奖励4分钱,要报给胡耀邦,胡批示给谷牧,被叫停的奖励制度又恢复了。
牟森非常感慨:“什么叫梦想?梦想就是我每多拉一车多赚4分钱。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在这么一个国家,在一个工地上多拉一车多赚4分钱这样的一件事要国家的总书记来干涉。”“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还得要邓小平来认定。1992年邓小平来深圳,他说这是社会主义。牟森说,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就是“说的跟做的要不一样”。
牟森把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建设深圳叫“自上而下”,而把大芬油画村这样在三十年来急剧的城市化运动“城中村”再生的自发案例叫做“自下而上”,当然“自下而上”不是没有政府的介入,但深圳市政府的介入不干扰画家村的生态。
但大芬村差点没有进世博会。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先后准备了三十多个提案,先后被巴黎世博会国际遴选委员会否决。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考察广东省参加世博会情况工作时,发现没有深圳馆,“深圳怎么能缺席?”于是深圳再次申报。最后,被采纳的是大芬村的再生故事。
深圳未来蓝图的“设计之都”案例当初也在被否决名单中,但深圳市政府还是希望在深圳馆里表达“设计之都”的诉求。牟森和孟岩给领导解释,“连吃饭时都在跟领导解释”,据理力争———所有参与的20多个艺术家都是设计师,整个深圳馆的设计感强烈,它本身已经充分表达了“设计之都”的力量。
在牟森看来,最重要的是,深圳案例馆一开始就确立了国际策展人制,展馆整体也采取当代艺术的形式。总策展人孟岩设计的大芬美术馆,其面积是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三倍,于2007年落成,获得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联合颁发的“最佳公共建筑奖”。
深圳市副市长唐杰对深圳案例馆的最后设计效果评价很高:“它不是简单的展示成就,而是提炼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德国的多媒体公司ThisMedia做了一个虚拟“水”的装置,“水”不断地从大斜坡舞台上“流”下来,观众是涉“水”往上走的。“‘深圳’本身有深水的意思,水又象征着财,在深水中有4个投影,你也可以说它感觉像石头一样。”牟森说,因为当代艺术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像禅,“实际上我们已经过了河了,但是过河了还要摸石头”。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