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荣荣
记者：您在92年参加了中央工艺美院的摄影研修班，那届研修班据说很传奇，出现很多有意思的人物，比如现在的时尚摄影师娟子，那时的教学是偏商业一些吧?但是据说在那时您的作品就有很多观念性的东西，能多介绍一些那时上学的状况吗?
荣荣：那个班是摄影教研室，没有特别教一些有关艺术方面的东西。其实它是版画系下属的一个班级，给一些本科生去教技术，为了摄影系的规范教学，上一些这样的课。基本都是广告类的教学，但是娟子是在我离开之后，我是第一届学生，他们是第二届。所以当时并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很好的是那时有一个暗房，很自由，我经常去使用。虽然不是很正规，但是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尽管只有两个月，但对我来说很重要。
记者：当时更多的学到摄影的技术?
荣荣：是的，但是更多的是当时比较自由，我们当时没有很正规的上课，只有五、六个学生，我们经常去别的系听课、讲座。
记者：对您的早期创作有影响吗?
荣荣：我是92年到北京，到了中央工艺美院这个落脚点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等于一个开始，我在东村的时候也经常回来用暗房，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记者：东村时期让您从沙龙式的拍摄方式转变过来开始了对身边现实的关注，那段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存环境给你怎样的触动?
荣荣：当时有很多的协会，周末时我经常去协会参加沙龙，比如北京有广角协会，他们的主流大多都是纪实摄影，比如希望工程、风光，但是表现自身世界观的摄影就特别少。
记者：从东村时期以后您的作品以对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观看为最主要的创作动机，请问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方向?有想过跳跃自己选择与自己无关的事物作为创作题材吗?
荣荣：当时在东村，我跟它是同一线上的关系，身在其中，如果是一个无关的人员来拍就是另外一种结果，其实当时拍东村也是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表现，用外界折射内心。但是东村之后，我开始走出自己外部的一些东西，关注自身的一些心理状态。我在拍摄东村之前有走过很多弯路，所谓的弯路就是，在学习期间的两三个月里我有走过很多地方，比如西双版纳，还去了长城，骑自行车去拍风光，那些经历对我来说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但是我总是感觉跟我自身没有很大的关系，去到那么远的地方，看到漂亮的风景，感觉跟我自身没有很大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记者：您和映里是2000年开始合作的，各自在之前已形成独立创作的风格与样式，而且你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合作中出现的摩擦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荣荣：我们是2000年开始合作，但是有前因，还有一个后果，我在认识映里之前，如果我们都没有各自的创作，我们很难碰在一起，就是因为99年在东京认识了她的时候，她是通过作品认识我的。当时，我们的语言是无法交流的，通过影像我们到达了一个内心世界，这是一个开始。然后从2000年，我们抛开自身开始创作。你说的摩擦，我想是我们合作达到一种境界，相互理解的一个状态。有一个问题就是创作的时候，很多事情、语言是无法交流的，但是我们超越了语言的阻碍，同时也超越了所谓的第六感用作品来交流，到达我们共同创作的一个高点。
记者：在相遇之前，你们的作品都有一种孤独、焦虑以及对日常生活无聊的挣扎之感，这种共同的孤独精神危机在你们相遇之后消失了吗?
荣荣：不一样的表达吧，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了。在那个阶段，我们各自都在寻找内心的一种东西，当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共同的一种理想，这时看我们的作品可能就转换成了另外一种语境。
记者：这次的展览是一个十年的回顾展，同时也是首次在国内集中展示你们的作品，怎么想到要办一个回顾展，是觉得到了一个阶段应该总结一下过去了吗?总结过后会怎么准备下边的创作呢?
荣荣：一个小的总结。冯老师在一年多前就提过，要做我们的展览，刚好我们想这个时间段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的作品没有集中在国内展示过，只是部分系列在一些群展上展示过。这三年来，我们三影堂做了很多活动，我们的精力都深陷其中。拍摄创作的时间还是少一些，不过我们还是牢记自己身为艺术家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会空出一些时间，来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吧。
记者：这几年三影堂发展得有声有色，占用了你们很多创作的时间?
荣荣：肯定我们的作品会少一些，但是三影堂的意义也不仅局限于研究作品的印象，三影堂的概念以及对整个摄影的传播概念我认为是立体的。
记者：2007年创建了三影堂至今，三影堂已经发展成为除了库房、收藏室、办公室—每家画廊空间都应有的格局以外，还有国内藏书质量最高的摄影书籍图书馆、优越的工作环境、可以制作美术馆收藏级别的图片制作中心、三个传统的暗房和小型展览等多功能厅，此外三影堂还有自己的出版社。可以说三影堂建立了一条完整的影像产业链。当初创建时，有预想到是这样的规模吗?
荣荣：这是当时我们的一个梦想，三影堂最早的时候，设想是一个公共的图书馆，我们两个人有十多年图书的积累。当时就找空间，找到老的厂房改造装修，很小的一个开始，后来慢慢扩大，逐渐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摄影中心。
映里：我们做三影堂还是从艺术家摄影的方面来考虑，怎样的空间对艺术家来说才是最理想的。2005年我们想要做这样一个空间的时候，国内还没有一个类似这样专门关注摄影的机构，美术馆也没有，摄影学校、摄影图书馆也没有。现在就好一些了，有摄影画廊、也有很多关于摄影的展览等等。
记者：经营过程中有遇到很多困难吗?
荣荣：困难那是太多了。没法表达。国内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是自己一手创建的，又没有任何的背景，创办这样的空间，还是需要运营。两人一点一滴创建出来的，空间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我们也做了三年的展览。我觉得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摄影的机构太少。中国那么多人喜欢摄影，但是研究、讨论摄影这样的机构太少，要改变这样的一种状况还是需要跟公众取得更多的交流。
记者：目前草场地以及三影堂面临被拆迁的问题，如果这个事件的结果变得不可抗拒，你会怎样看待?联想到你们之前的作品《从六里屯到三影堂》这个会是你们艺术人生中的有一个节点事件吧。
荣荣：我们不会去等待，我们会竭尽所能去维护这片地方，草场地从2000的几家机构发展到今天的30、40多家，至少15家是国际的顶级机构，我认为在中国最好的展览空间是在草场地。关于拆迁的问题，是政府对土地分配的一个大的政策，我相信如果政府了解草场地的精神内涵，还是有未来的。我们会很好的传达下去。
记者：你们现在有没有采取一些维权的活动?
荣荣：我们采取了签名的方式，我们的空间有点不太一样，不是破的、老的厂房，基本上都是新设计，新的建筑。前段时间，我们草场地开了一个摄影季，联合了30多个机构，相信每个公众都能够看到草场地的价值和精神内涵。这个摄影季我们保持一年一次。
记者：草场地摄影季都是你们自己拉的赞助?
荣荣：我们自己拉的赞助很少，摄影季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所以法国政府有一点点支持。我们是去年冬天定的项目，虽然赞助一般年底就出来了，我们过完年就开始了，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拉赞助。但是我们今年办的还是很成功的，有很多人参与，比如有国外很多专家、美术馆相关人员等等都会来看。也有很好的摄影交流展览，有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等一些有品质的展览。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像这次的活动跟法国是三年的合作方式。
记者：平遥摄影节早几届开展得不错，但是近年来就逊色了很多。
荣荣：最重要的是很多东西都是不能什么都做，还是要有一个方向，不能做得跟庙会一般，什么都有，一定要定位要准确。
记者：摄影季就是大家在一起以专业的态度做一些研讨、展示，平遥摄影节当时是因为做成一定气候，有政府的介入而每况愈下，你们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摄影季身上吗?
荣荣：没办法，顺其自然，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只能退出了。但是现在我们会认真去做，有一个好的开始，把方向定好。如果因为害怕政府接管，那最好现在就放弃算了。这次草场地的摄影季同村里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比如展示、灯光、卫生等等。村里面很脏的，但是他们把卫生搞得很好。就是等于把村里的形象也树立起来。
记者：你们觉得用数码拍摄的相片怎么样?现在国内，观念摄影的摄影语言在慢慢形成，作品经过数码技术的处理，在视觉效果上超过了传统摄影给予的感官享受，你们怎么看待这种经过数码技术处理的观念摄影和传统摄影呢?
荣荣：我们偏爱传统工艺的方法，这些东西正在消失，我觉得传统非常重要，今天的摄影有些东西在进步，而有些则退步了，一些数码的太容易了，发展得太快了，我希望有那种保持距离感的品质。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