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如何降下？
“蔡国强：农民达芬奇”观展札记
文/李佳
世博会开幕的这几天，经过外滩的人们倘一抬头，便会发现俯瞰浦江的地标建筑震旦大楼的巨型LED屏上，滚动播放着几个毛笔字“不知如何降下”。就像每日空降在这个城市的各种信息一样，在缺乏前后语境的情况下，这一行看上去有点莫名其妙的文字对于匆匆来去的路人而言，也许不过是强行嵌入日常生活的字幕之一，同那些铺天盖地的广告和标语一样缺乏意义，司空见惯。但这句话确实赋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按照蔡国强的表述，“不知如何降下”作为此次“农民达芬奇”个展理念之一，是因为“这句来源于杜文达在设计发明飞碟时并未思考降落问题的随口回答，却不经意间传达了对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担忧”（据展览新闻稿）。
且不论对“如何降下”的解读是否达到了艺术家预设的目的，至少在世博期间的上海滩，这个展览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个时间点正是蔡国强的有意选择，在展览开幕式及第二天的研讨会上，蔡表示要在这个属于全人类的盛会上将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勇气和梦想淋漓尽致地展示，同时，也要探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社会转型，以及农民在城市建设中的巨大贡献。过去的两年多里，蔡曾走访了八个省市，搜访到这些农民发明家、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故事，并把这些机器人、潜水艇、飞机和飞碟带到了世博会开幕之际的外滩美术馆。
其实，对这个有些特殊的展览而言，外滩美术馆并非一个理想的场地——它的前身是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大楼，一座占地面积不大的典型殖民地式建筑，通过狭窄曲折的楼梯贯连起下面三层的展厅及上面两层的回廊；受限于特殊的历史建筑格局，展览必须被人为分割成至少四个区块，而且由于空间的限制，体量巨大的展品，如陶相礼长达二十米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不得不借用美术馆相邻的中实银行的大厅及走廊。即便如此，仍然要承认，蔡国强以其擅长处理复杂媒材的经验，成功地应对了展览场地带来的挑战；通过将不同展示区块的节奏有效地谐调和转换，展览呈现出一条由氛围和情感所控制的线索，它随着观众在展馆中自下而上的参观路径而逐渐铺展。底层，美术馆狭窄的门厅正中悬吊着山东农民谭成年的飞机残骸，以一种有些沉重的方式叩开主题，这种沉重感觉伴随观者走上楼梯而延伸到二楼。在二楼的通道及外墙上，蔡用毛笔书写了22位农民的名字、籍贯和创造物类别，，墨迹浓密，有如碑文。这种接近肃穆的纪念性在进入展厅后得到了部分舒解，在那里幽暗的空间中漂浮着50个风筝，投映着这些农民创造者生活的片段，梦想的喻义以轻盈的形式化解了先前的沉重感。而这种轻盈在三楼吴玉禄的机器人博览会中则变成了轻快，近乎谐谑，那里大大小小的机器人们 “有的拉着游客逛着新外滩；有的正努力攀爬陆家嘴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还有的正拿着世博会的门票，步履缓慢的走在不知尽头的世博园区内”（据新闻稿），波洛克机器人现场泼洒颜料，克莱因机器人从架子上飞身跃下；这种世博会一般新鲜而热闹的场面使三楼展厅成为整个展览中观众流连最久的地方，当这些观众带着满足的感觉继续向上行进，他们发现自己进入到一个高敞开阔的空间。四、五、六层由中空的环廊构成，天井下方悬挂着李玉明制造的潜水艇和各种飞机，有几架飞机的尾翼还涂有一方五星红旗（也许有人会马上联想到在纽约展出的草船借箭中飘拂的那面国旗）。四层的地面则是真正的草坪，鸟在这些粗陋的铁皮造物上盘旋和停留，空气中亦充满鸟鸣和湿润的香气，对我个人而言，经历了凝重与谐谑在情绪上投下的波动，确实能够在这片草地旁边体验到一种并非饶舌的抒情。
但仍然有问题在盘旋：这一切是否已经足够？相信观众们都已经看到这个展览出色的一面：就像世博会一样，它和谐、丰富而制作精良，特别是它还充满了打动人心的情感，以及属于全人类的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梦想。观众们在这里看到了艺术家本人对中国农民的发自心底的感情，以及农民在创造中所流露出的对生命和生活的温情。蔡在提到这些农民发明家时曾使用这样的语句：“他们一个个都很阳光，精神很开放，富于勇气，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而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蔡本人在展览前后的多次发言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梦想的气息，以及对追求梦想的充满温情的讴歌。但丰富的情感和充盈的感染力是否真的可以保证展览的效果？假如它不仅仅满足于一个气氛融洽的城乡联欢会，以及对未来和谐世界的许诺的话。
当然，作为观众我无意加诸艺术家超出其权能的负担，但蔡国强本人也确实曾言明这个展览所追求的目标及期望的效果：“我们不仅通过这个展览讨论农民对现代化和城市的贡献，更通过展示独立在集体意识和行为外的个体农民的创造力，以及一个个生命的感人故事，看到一个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会的希望。”（见展览图册） 这听起来当然很好。可惜它在展览中的表达是如此模糊与暧昧，用感情的抒发友好地替换了问题的揭示和讨论。“人情味儿的，太人情味儿的……”是我看过展览后的感受，而我无法在其中寻找到真正的问题点。如果按照蔡国强一贯秉持的“文化现成物”的创作方法论来衡量，同“文化大混浴”肆无忌惮却是有效的问题直陈相比，“农民达芬奇”显得风格含混，不似前者的犀利和粗放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而同“草船借箭”语境的置换所激发的强烈张力相比，“农民达芬奇”缺乏同环境的对话及碰撞，以及生产多重意义的能力。
最后一个问题是，正如震旦大楼的LED屏幕上巨大夺目的“农民，让城市更美好”一样，蔡国强通过这次展览本身及配合的宣传，高调宣示了“农民”这一群体的存在，但仅止于此。对于这些贫穷、沉默、弱小、忍受着集体边缘化的命运的同胞来说，呈现其存在并不意味他们从此能够发声和和对话。对于展览的目标观众来说，即使打开了城市对农村的视野，缺乏反省的单向观看同样含有另一种危险。 如果仅仅将来自农村的故事嵌入城市的日常景观，或许问题的关键也只能在空中盘旋而 “不知如何降下”。
【编辑：袁霆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