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葳：你画“格式化”多长时间?
宋昱霖：差不多有2年。
盛葳：是什么因素促使你画这种题材的画?
宋昱霖：创作初期我画了不少线描，喜欢在背景后面加上网状的东西，因为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网，任何相互之间有关联的事物都可以用无形的网来表述。人本身就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无形的网中。早期画人物肖像的时候总是觉得不满意，于是我就在原作品基础上不断的覆盖，我喜欢线条，所以我就用线条不停地去覆盖它。我的本意是去破坏我的作品，可是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又重新建构了另一种创作模式。
盛葳：就是在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建构?
宋昱霖：我的朋友就是把我的作品和中国的城市建设相比较，觉得就是不停地在修整，然后再建设。
盛葳：就是说你作品灵感来源于关注社会的现实?
宋昱霖：其实我的初衷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后来我发现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也许是对自己绘画的一种否定吧，所以才去不断地覆盖它。
盛葳：否定的原因是因为不自信?
宋昱霖：也不是说不自信，因为我的朋友觉得我的作品不像是出自一个女孩之手，像十大元帅系列，就比较野。其实我觉得绘画不应该去区分是男人创作的，还是女人创作的，应该和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每个人都有细腻的一面，也有狂野的一面。
盛葳：那在你的作品中体现出哪一面更多?
宋昱霖：表面上我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狂野，其实我在现场创作的时候还是比较细腻的，我可以不厌其烦的反复去画。
盛葳：不厌其烦?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喜欢画线条，但是他们的心境却不一样。有的就是一根一根的去画，很安静，很享受这种创作的过程，有的就是越画越烦到最后很痛苦。
宋昱霖：我可能是比较享受创作的这种过程。我喜欢在画的过程中研究我的线条，线的速度线的趋势。我会把我所有的线条当作一种趋势，所以会越画越心静。
盛葳：在画的过程中是否带有一种目的性?
宋昱霖：目的性可能是覆盖，我的目的就是去破坏。事实上我发现我的破坏并没有完全的破坏，破坏之后其实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在里面，不经意间留下的，然后第二遍第三遍的去破坏，会产生一种无法预料的结果。破坏的过程其实就是确定自我的过程。确定自我并不是说去过早的形成一种风格，只能说是比较喜欢去尝试，去探索，去发掘。
盛葳：你的作品中出现了毛泽东的形象，为什么画“毛”的形象呢?目的只是单纯的运用分风格化的技法把他表现出来。
宋昱霖：关于为什么画“毛”，首先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画人，其次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人的主要特点是表现在脸上的，所以我就通过画肖像画来表现，至于说画什么人我没有去刻意的选择，我只是在画人!画“毛”的首要原因是基于他“个体人”的一面而不是“社会人”的一面，简单说只是为了取材方便，而且还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问题，仅此而已。画谁都可以，我只是借助它们来表达我的创作表现手法，就是要不断的去覆盖他!不管是什么人，公众人物也好，底层人物也好，不管当初多么辉煌，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的被人类所遗忘淡化。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也会想到这一点。
盛葳：那被淡化和破坏有关系么?就是说不是现实地、完整地呈现他的面貌。
宋昱霖：破坏可以是彻底的清空，也可以是主动的遗忘，主动的遗忘就会留下一点东西，就是说没有被完全的破坏。
盛葳：那这种破坏是代表你主观上对于某人人生的一种否定?比如说你会去了解“毛”或者是他的人生经历。
宋昱霖：我也会去关注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因素。我的朋友评价我就是说，虽然看我平时都是很快乐的，但是在我的话里面可以感受到一股淡淡的忧伤。世界万物最终都会走向毁灭的，所以我就通过画面表现出来。
盛葳：但是如果你画梦露和别的一些题材会不会给观众一种误导?就是让他们觉得你的想法可能是另外一种。
宋昱霖：我好像没有考虑过这些，因为在绘画的过程中肯定是想不到这些因素的，就是没有想过作品完成之后会带给观众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是在为自己而画，没有想到后面的问题。
我只是为自己而画!
盛葳：对，就是说你画画的时候是享受的这个过程，并不在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在乎的是在绘画的过程中它是怎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很难想得那么长远。其实你还是没有太关心绘画自身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属性。比如说你画民工，并没有考虑他的阶级属性生存现状。或者说你只考虑他的形象，民工形象或者知识分子形象，不一定承载过多的社会意义。
宋昱霖：这种想法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我有时候也会想一点点，但是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画面承载不了过多的寓意，使命，政治。要是画一张画是为了去拯救什么，我感觉那样会很沉重。
盛葳：我感觉至少你在画民工的时候，是和那些记录民工真实悲惨生活的纪录片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好像并不是关注他们的生活，也不是要告诉大众我有一种现实关怀，是这样么?
宋昱霖：这应该不是我的目的。
盛葳：我也感觉到你的画面中有一股淡淡的忧伤，不知道为什么，这和你自己的心情有关?
宋昱霖：其实我是属于快乐型的人，这里面有一点矛盾，我没有刻意去传递，可实际上却又在传递一些东西，我有一种忧患的意识，前面也说到我认为一切的东西都会渐渐的被淡化、被遗忘。无论民工还是伟人，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出现在我的画面里也就有了你们认为的那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渐渐淡出记忆、淡出成功、淡出失败，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所以在我的格式化中，我尝试去消磨一些东西，在线条中有我的快感。
盛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绘画这种过程是一种很个人化的行为，你不会去考虑它最后呈现的是怎么样的形象
宋昱霖：对，其实线条在我的创作中也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能享受到那一种过程中的快感。我要在绘画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完成自己的想法。
盛葳：我觉得你要实现你的“完成”，你的目的好像又不是在“完成”，永远没有尽头。
宋昱霖：你有没有发现我作品中的一个小细节，就是都没有自己的签名。我觉得如果签上名以后那这件作品就完了，像这幅“霍金”，其两年前就完成了，以前是留着眼睛的，可后来我眼睛也不想留了，在不断的改动中重建了我的作品。
盛葳：我觉得你所说的重建，一部分是对于画面本身的覆盖，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自我的一种重建。就是在不断的确定自我，但是每一遍都确定不了。
宋昱霖：人生来就是在不断寻找自我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思考方向和方法不一样。作为一个艺术家，画画这一种行为本身就是在确认。这种感觉就好像“在路上”，一天不在路上，一天就心慌。当我在路上的时候，我的自我意识就会不断的增强。
盛葳：你平时是否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简单的介绍下你的生活吧。
宋昱霖：社会活动我还是参加的比较少，我比较喜欢一些生活细节，比如冬天给锅炉烧火。
盛葳：为什么会迷恋于“烧火”呢?而不是在路上看过一个民工在乞讨觉得非常哀伤。
宋昱霖：很多东西都是我们阻止不了的，很多事情就是那么必然的在发展，社会的悲剧人类所担忧的问题，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是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的，唯一可能的就是做好“自我”。每个人的“自我”做好了，整个社会就少一些担忧，少一些悲剧。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拯救整个世界。
盛葳：画画占你日常生活的多少呢?
宋昱霖：画画就是我的全部，别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很满足，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满足的人。当我画完一遍又一遍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盛葳：其实我说的自我重建就是来源于自我满足感。自己的画从创作完成到展出，这是一种确认，其实很多画家不是这样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卖。所以虽然都是画画，有的就不是确认。我感觉你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你的世界并不是那么“open”，好像自己内部有一种循环，有一种自己的王国。
宋昱霖：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王国，只是它可大可小。我的就比较小一点，空间也比较小一点。
盛葳：感觉你好像很注重一些很微观、很细腻、很琐碎的东西。
宋昱霖：我感觉很多事情都是由一些琐碎的因素构成的
盛葳：你觉得生活在比较小的自我世界和外部的大环境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昱霖：我认为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是不会脱节的，很多小的自我世界就会形成大的外部世界。
盛葳：杨朱有句话叫做“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就是说拔一根毛可以拯救全天下的人，那我还是不拔。我想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拔一根毛就损伤了我自己，我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去管整个社会呢。
宋昱琳：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好，挺适合我的!做好自己最重要。
盛葳：你平时看电视么?
宋昱霖：我不喜欢看电视，喜欢看电影，我觉得看电视都是在被动的接受，无法去主动地调控它，而上网我可以主动的去选择我需要的东西，去除我不关心的东西。
盛葳：我觉得我们上一辈人的生活是一种社会生活，但是这种社会生活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控制不了，比如说文革，你不参加不可以，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活得更社会化和政治化。每个人的经验与经历都高度的相似。我们这一代好像都不一样。
宋昱霖：对，我们是作为个体的“人”，差距肯定很大。我们是作为个人的人与社会产生关系，而我们的父辈则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与社会发生关系。我们对一件事情是因为喜欢才去做，而他们却是因为应该这样做而去做，有太多的责任感。
盛葳：上一辈的艺术家也是，他们觉得画画是一种伟大的行为，认为我的作品要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改变中国当代绘画的命运，要把中国的艺术推向世界。
宋昱霖：恩，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并不是说没有真正的自我，而是说不能够有自我。政治的灌输把自我意识都给冲刷掉了。
盛葳：那你关心当今社会和政治么?
宋昱霖：我肯定也会关心，但不是带有某种目的性。我们会去了解会去顺应。我还是觉得个人最重要。人作为个体的时候真的是很渺小，把自己做好可以去影响他人，但是并不能改变什么。
盛葳：为什么叫格式化呢?
宋昱霖：格式化比较符合我的作品，本身这个词汇是来源于电脑，格式化就是把储存器、硬盘里的信息删除掉，并分成许多小格子以便电脑存放新的东西。挪用到我这里，可以看作是对过往记忆的彻底清空，也或是一种对历史主动的遗忘。
盛葳：我感觉经过格式化以后，以前的东西全部没有了，一切从新开始。
宋昱霖：在电脑上确实如此，但是具体到我的作品其实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就是彻底的清空，还有一种就是并没有完全清空，还会遗留一下东西，淡化一些想淡化的东西，保留一些可以保留的，为以后留下一点点伏笔。不过两种格式化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对过去的破坏，并使之无法复原。
盛葳：自己觉得不太好的东西就一定想破坏它，然后会不会有一些留恋?
宋昱霖：并没有说是去刻意的留恋，有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可控制的，有这么两种状态：一种是硬盘有了病毒，也就是说自认为过去的画不再有价值，必须要格式化;还有一种就是新的东西出现了以后，这种新的东西吸引着我，硬盘已不再有新的空间来储存，导致我对以前的那些哪怕是美好的东西也必须要去主动覆盖它，好给未来的发展留下一点空间……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