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庄欣，一位在西藏和美国两地各生活了近20年，经历了多彩传奇的人生和艺术之旅的艺术家。在西藏，他的足迹走遍雪域，对高原的人文地理、艺术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油画作品通过对农牧区生活画面的描绘，表现出了一种不求批评与赞扬的永恒的自然美。而其以宗教题材的创作，则是以新古典写实主义的风格，准确地表达了艺术家对喜玛拉雅文明的解释与升华。人们可以从他上世纪70年代至今所创作的百余幅油画作品中解读出一个艺术家坚持不懈地尝试用多种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艺术观点，和对雪域高原全部的追忆与思念。这些画作的构思和创作给予了艺术家无限的宁静和心灵的洗礼，而这些细节完美和色彩明亮的作品却更深刻地折射出他对祖国西藏的那份关注和眷恋，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不断超越。
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作为知识青年到西藏支边;1978年到美院进行系统的油画学习;毕业后又回西藏创作与生活;即使在美国的十几年里也始终未曾放弃对西藏题材的创作，您与西藏近40年的聚散离合，西藏拥有怎样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将您的艺术创作视野一直置于其中?是否意味着您内心也始终对西藏怀着一份留恋之情?
裴庄欣：我曾在西藏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文化艺术事业进入了一个复苏与日渐繁荣的发展历程。西藏拉萨也与全国一样，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的乐观局面。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我大学毕业回到西藏，新的观念与观察角度，青年时期单纯的热情与对理想的追求，使当时的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旺盛的时期。西藏是我生活和成长的地方，无论我之后走到哪里，它永远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
记者：与当年西藏时期的创作相比，在美国学习生活的时间里，您西藏主题的绘画作品在表达方式与风格呈现上有何转变?
裴庄欣：我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崭新的表现方式，但西方当代艺术的理念对我的创作的影响却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在西藏期间，我的作品中，既有西方写实风格，也有表现主义的形式。而在国外和现在的创作，写实、表现、象征、观念已有机地融合在一体，这使我的创作生活充满了兴奋与乐趣。
记者：您如何看待“古典写实”与“现代表现”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
裴庄欣：写实风格的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与再现，需要创作者对生活有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我创作了很多写实作品，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各种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创作，对我个人来说，这些作品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主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西藏。
记者：您的油画功底深厚,无论是深厚与沉重的笔触,还是均衡而完整的构图,以及对光影的深刻理解与娴熟把握,都渗透着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的人文精神，气场宏大、色彩浑厚凝重，体现出醇重的历史感与时代气息。
裴庄欣：美院的专业系统学习曾经给了我良好的油画技法基础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创作中比较自如地表现各种不同的复杂内容与场面。我的一些作品多是描绘室内场景，当时西藏许多地方是用酥油灯照明，因此画面客观自然地呈现了厚重的色调。这正如西方早期大量古典油画的深色调背景处理技法一样。除了技法与色调，我更愿意探讨作品背后所隐含的艺术家的个性与哲学观念。
记者：您的作品《牧民一家》朴实自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裴庄欣：《牧民一家》、《欢乐的锅庄》等早期作品，已经超越了单一用“生活气息”所能给予的形容，画中人物原型的质朴、平实之美深深地打动了我，米勒、凡·高对普通人的刻画也在有意或无意中对我的艺术创作观念不可避免地产生过影响。
记者：回首过往，您如何理解自己过去40年对西藏题材的创作?
裴庄欣：能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是我人生的幸运。各样的人生机缘让我的艺术视野涉猎到西藏的方方面面，农牧区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百态，都时刻给予我艺术创作的精神动力与思想源泉。
记者：据说您2006年重返拉萨，并与拉萨的多位画家在八廓街共同开办了当代青年艺术工作室。您对新一辈的年轻艺术家有怎样的理解与期望?
裴庄欣：今天的西藏与内地一样行进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为年轻一代本土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他们也面临了更大的挑战。作为艺术家，不要将西藏作为某种形式上的附庸与符号，更不是在画布上对照片的简单复制，而是把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转化为对其精神内涵的更深追求。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与您同时期创作西藏题材的很多画家，在当年离开西藏好多年后，现今又重新开始关注西藏元素，您怎样看待这种“追溯”?
裴庄欣：这种感情关注与价值认同，既不是回归也不是重拾，而是终生为之奉献的精神归属。作为我们这一代曾长期生活在西藏的艺术家，工作与生活从未脱离“西藏”这个核心主题。对我来说，西藏不是创作的素材，而是我全部的青春与记忆。即使现在不能住在那里，但我却将心中的西藏带到了我生活的每个地方。曾经的得失，均来自那个缺氧的高原，将要交还给它的是我全部的艺术人生。
【编辑：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