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庞茂琨相差整整一岁，同月同日生，我出生九个月即患小儿麻痹症而深居简出，他的到来仿佛上天赐予我伙伴。事实也是如此，从他出生以来直至考上四川美院附中的十五年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睡同一张床，坐同一张课桌，以致我们之间的交流常毋须语言。如果没有他的相伴，我幼年至少年的生活将难以想象：而我的存在，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命运．使他过早承担责任，对此我常深怀歉疚。
说起庞茂琨，他性格的与众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我的病有关。在他可以走路以后，每当有邻里小朋友在门外约他出去玩时，他总是这样回答：“我不去，去了我哥哥要哭。”他性格中悲悯的素质很小就开始发露。这也就是母亲常说他的“软心肠”。这种悲悯是内在的，没有勉强，也不局限于对亲人，即使在小学发怒与邻居小孩打架时也能显露无遗，他高举的小钉锤无论如何也不忍砸向压在身下的“敌手”。对他来说，打架是极为罕见的，多半出于我的怂恿，因此我想他的悲悯发于天性。这种不忍他人受苦的天性自然养成他言行中礼让的素质。在我们相处的岁月中，记忆所及，他从未与我发生过争执。家长从小就教育他要让哥哥，哥哥有病。他都毫无逆反心理地接受着这样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并不常见，且嫌多余。因在我成为全家照顾中心而忽略他的情况下，他从未认为不公平或表示过不满，家长也从未为此作过他的思想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其天性具备，故能于后天一点即通。他的礼让也是不分亲疏的。记得一次我俩与邻居小孩一起玩泥巴，我一向任性，骂着非要邻居小孩的泥巴不可。平时他是最能满足我要求的，但那次他涨红着脸认真规劝于我：“那是人家的泥巴啊！”俨然懂事的大人，其实当时的他约只有3岁。礼让的天性使他对损人利己的心行都深以为耻，这种知耻心使他有时显得很“迂”。小学时，一次他去商店打酱油，服务员是住我家隔壁的一位大姐，她故意与他开个玩笑，自顾与同事聊天，他竟在一旁等着也不忍打断她们，直到那位大姐都看不下去了主动过来招呼他。他羞于求助于人．即使是亲戚朋友。对他来说到邻居家借点东西或向他人讨回借出的东西都成了一件极难启齿的事情。
他这些与众不同的天性直到现在也无多大改变。虽已为人师，无架子，不矜持，望之依然谦谦学生，不掩人之德，不炫己之才，沉潜杜默，以致常有慕名而来者总不能把眼前本色的庞茂琨与其才华和地位联系在一起。其为人处世不谋、不争，淳净温和，不揭他人之短，深避是非之门，无一怨敌．人缘极佳。对于名利，他往往是被动的，未尝处心经营，竭力攀缘，而善缘却往往不期而至。由此看来，他一言一行之中自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儒者风范，不经意间，多半契合于儒家的德行。难得的是，这绝非出于刻意的遵循(他本人对儒学并无兴趣)，而主由其真性情之流现。惜乎这种真性情在此崇尚人欲的时代，甚不合时宜，常常给人处处吃亏的印象，或被视为窝囊。而他本人并不觉有什么吃亏，这正是庞茂琨的不寻常之处，又非一般急功近利者所能知。
说起他画画的缘起，也许与他从小缺乏户外活动有关。室内生活本应枯燥，但幼小心灵特具的想象力也能使之丰富多彩，其中主要的消遗就是画画。我与他都爱画，最深的启发可能是几岁时见邻居一个上学的孩子喜用粉笔在地上画鱼，其线条的形式感给我们较深的印象。上学前后，我们喜画解放军打仗，一枪打死几个敌人，以致我俩上学后的课本总是全班画有最多图像的。小学一年级还因此惹了一场“政治风波”，当时我们用蜡笔给语文课本上的毛主席像上色，这件事被传到村里段委员那里，不得了，只有七岁的他被带到段委员家里接受审查，最后才由祖母出面据理力争，说又没有丑化毛主席，才不了了之。画还是继续画，只是开始从乱画到临摹，其契机由父亲开启，父亲是工程技术人员，制图是其本行。我们在70年代里的一个除夕缠着父亲通宵用方格放大方法临摹《智取威虎山》上的人物。无意中他的临摹才能开始显露，很快就由方格放大临到脱手临。由于他勤动手，学习踏实，故进步神速，而我眼高手低，渐渐地他成了主画，我只能在一旁欣赏评论了。观其画画的经历，非家长的逼迫，亦无师尊的督导，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冲动，天性的娱乐，谓之天才恐不为过。唯天才，方能稍经点拨随即通达。他绘画悟性的超卓或许与其与生俱来的异质有关。自幼他常出神，那也许是一种“坐忘”，或是专注于某事某物，环境的干扰，旁人的叫唤，他都浑然不觉，听而不闻，不知者会怀疑他耳朵有问题，他因此常忘事，母亲曾戏称他为“恍恍人儿”。这样极端的专注近乎恍惚，而恍惚或许使他对事物有一些特殊的体验。或许事物本身不确定性使他恍惚，而恍惚也许正是艺术家特具的心理。正如混沌开窍则混沌死，思维一旦精明，也许艺术就完蛋了。而专注到极微，也是庞茂琨成功的法宝。
【编辑：张桂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