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答辩开始前，王林让我看他策划的《中国性》展览的海报和画册封面设计，并把要点指给我看：把“中國性”改成“中国性”。我当时就赞不绝口，觉得这个区分重要、简明、到位，廓清了很多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把他自己的“中国经验”说推进了一步。
在展览研讨会上，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对“中国性”表示反对或异议，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违背了普世价值，支持了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形态，遮蔽了个体性，从认识论角度说，则属于宏大叙事。好像王林一夜之间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如果我不是事先看了王林把“中國性”改成“中国性”，第一反应也会如此。
“中國性”与“中国性”的区别，从字面上看是一目了然的，在意思上即便是没有明确定义，基本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前者链接着固化封闭的过去，后者链接着开放变化的现在和将来。当然，二者都属于本质论，都是宏大叙事，但并不是所有本质论都是错误，在科学领域，它仍有普遍的实用性，比如金属的导电性。在名的领域，它至少是无法回避的，比如我们说“去吃饭”，并不会因为到了饭馆的菜谱上根本就没有叫“饭”的东西而拒绝使用“去吃饭”的表述。所谓本质论或宏大叙事，在语言里就是“统称”，谁又会因为本质论的缺陷而放弃使用统称呢？
提出“中国性”的是高名潞，不是王林，王林也没声称是自己的发明，而且还打了引号。在高名潞那里，“中国性”区别于“西方性”与“现代性”，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看法。这种区别造成了永远走不出的尴尬：只要“中国”，就不能“西方”和“现代”，只要“现代”，就只能“西方”，不能中国，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又是必然的和必须的，同时中国艺术家的“中国身份”又是不能改变的。王林把“中国性”与“中國性”相区别，于是，“中国性”与“西方性”和“现代性”就不存在必然的区别与排斥关系了，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与二者相区别，也可以与二者相一致。而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经验”的确充满了“西方性”与“现代性”。最典型的莫过于被称为“国球”的乒乓球了，它完全是西方的产物，但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的体育强项和中国的骄傲，并且向全世界输出技术和人才。在这个事例中，“中国性”、“西方性”和“现代性”是三位一体的，绝非相互排斥的。这个三位一体普遍存在于一切“中国制造”里，而“国球”和“中国制造”的“国”恰恰是王林所说的“中国性”的“国”的社会与历史背景。
有了与“中國性”相区别“中国性”，很多相关问题就好办了。京剧原来被称为“国剧”，但在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话剧《茶馆》都更代表中国戏剧的最高水平，而且都认为是中国的。既然有了“國”与“国”那么一切中国传统戏剧就可以称为“國剧”，一切源于西方但已融入中国的生活并因此成为“中国经验”的组成部分的喜剧形式就可以被称为“国剧”。这种对外国文化的开放的“中国性”完全符合中国“对外开放”的国策与国情，和普遍的“拿来主义”和“山寨经济”，也符合五四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國性”的批判。
在军事网站和课堂，我都质问民族主义愤青（现在的学生就是愤青），“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绝对欢迎日货，这算爱国还是卖国？打倒孔家店，请进德赛二先生，算崇洋媚外还是爱国主义？有了王林区分法，我就可以加一句，你们是“爱国主义”还是“爱國主义”？
王林的这种区分法，显然是针对高名潞的区分法的，虽然他没有发表过反驳文章，但在高名潞主持的“中际论坛”上公开表示质疑。同时又与前不久奥利瓦在中国提出的glocal有某些契合，当然他当时不在场。奥利瓦提出的glocal是global（全球的）和local（地域的）的合成词，是全球化意义上的地域或地域性，因此可以称为“新地方性”。这种“新地域性”和老地域性的区别在于，它是开放的并与全球化时代同步关系的地方性。在这种“新地方性”框架中，王林提出的“中国经验”就是“新地域经验”，即包含全球化因素的地域经验；而与“中國性”相区别的“中国性”就是出现在中国的“新地域性”。当然，无论是奥利瓦的glocal还是王林的“中国性”，在理论上都属于本质论和宏大叙事，因此也必然在作品的类别区分和选择上面对不确定性和种种质疑。
最后，我想从翻译的角度阐释一下“中國性”与“中国性”的区别。高名潞是用Chineseness翻译“中国性”，既然王林的“中国性”是与“中國性”相区别，也就是具有某种否定性，我认为套用德里达的de-construction，翻译为de-Chineseness比较合适。现在国内普遍把解构理解为消解，因此提出消解后的重建问题，其实de-construction是用消解的方式来重建，比如杜尚给达芬奇的蒙娜丽萨嘴上加胡子，就是用消解原作的方式构建新作，常见的破洞裤子和水洗布裤子也是用破坏“原作”的构建新作。朱青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反传统是大继承》的文章，说的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de-Chineseness就是用消解的“中國性”方式构建“中国性”。
原载《美术焦点》
【编辑：张桂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