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早期是怎样学习绘画的，这与您的家境有什么关联吗?
李牧遥(以下简称李)：我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喜欢画画，尤其是画竹子，他是6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比较强调气节、骨气，所以小时候父亲就教导我，做人要像竹子一样有气节，要虚心，他也是这样做的。我母亲爱好文艺，主要喜欢拉二胡。
记者：二胡的音色给人的感觉有些悲凉气。
李：对，二胡的幽怨引起了我的共鸣，这种感情也是由她的生活背景造成的。我母亲是台属，生活比较压抑，而且我外婆为了等外公，几十年如一日……1999年我出的第一本书叫《我一直在等你》，就是因为外婆的那个情结。
记者：所以古朴、温和、凄美是您情结中重要的因素，您的画面里也会有那种情感。
李：对，我的画面里情感的因素多一点，还有一部分就是文学和音乐因素。后期我又开始提笔写书了，原因是因为娱乐圈给了我很多繁杂的舆论压力，我要提起笔来重写自己。我和他们开玩笑说，像鲁迅先生那样，弃艺从文，后来我出了7、8本小说。
记者：您的小说都是关于什么题材的?
李：关于女性的情感经历多些，假如做一个归类的话，可能是言情励志小说相对比较准确，但是和琼瑶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个人觉得琼瑶的言情是一种比较单薄的男女之间的情感故事，没有承载着一个人对梦想的追求。我的小说里面存在着这样一些女性，在这个社会中，除了有情感的需要，还有对自我理想追求的需要，也就是励志的成分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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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也就是说您的小说更多地是想彰显女性的个人价值。但是落实到整个社会背景里，女性的这种追求肯定会遭受到很多的阻碍。
李：对啊!我觉得新一代的女性不仅要了解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进入社会，女性时常会面对掂量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压力，到底哪一个重要?我在小说中就写出了选择不同，而结果不同的各类型女性，她们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追求过程中，如何把遇到的阻碍化作动力的!我小时候，同哥哥和三位表哥一起长大，确切的说是男人堆里长大的，性格比较直率，但女性意识丝毫没有减弱……可能因为我打小是从男人堆中长大的，受他们的熏陶，我或多或少会带有一种男性的狂放，这点在我的绘画中也表现出来了。平时表现更多的是一种直率，我能更加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绘画让我重新找回了当年那种刚进入社会豁出去的感觉与奋斗的精神。
记者：您从一开始就没有接触过学院教育吗?
李：对，我不是学院派，而且我也没有梦想当画家，我觉得画家离我太遥远了，而且艺术家都生活在梦想里。因为与我现实的生活有关，从小我就受这种熏陶，小时候家里订一些杂志，例如像《海外星云》，杂志里天天报道明星的新闻，让我想当明星，这种梦想推动我去奋斗。还没等大学毕业，就给父母留下一封长长的道白，带着古筝到广州闯荡江湖……进入影视界，参加剧组拍摄，结果有了一段佳话：“抱着古筝走进银幕”，成为了头条与封面人物，也渐渐地成为了舆论的一个主流。“10万元征婚风波”又把我推向了舆论的高潮……在承载着这样的名誉时，另外一种情况也来了，有更多人审视，更多的条条框框也随之形成了，我看着对我失实的报道，就提笔写出真实的自己，写出一部部书来，有着一定的成就感，同时也伴随着失落感……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心情的确是这样的，当你的目标达成时，瞬间来的就是失落。有时候想，成功不到来可能在奋斗中更充实……2004年我带着这样的心态去世界环游，巴黎的卢浮宫是让我真正感动的绘画世界，当时我看到那么多绘画，他们有着让我很震撼的精神和灵魂。所以从那时起我对绘画发生了相当大的兴趣，有一种启蒙，但是还没有真正到达一个爆发点，直到后来碰到了一段感情经历才达到了爆发点，这让我毅然拿起画笔做画。
记者：您是否觉得文字已经无法表露自己内在的东西。
李：绘画这个表现形式，比文学来的更直接，想象空间、精神领域占领得更多，语境的表达形式更适合我现在的状态。
记者：您的作品还是画得很洒脱的，画面清纯、飘逸得像诗歌一样。
李：拿起画笔后，我就很潇洒，而且好像我自己就沉醉其中，心无外物，可能这是一种禅定的感觉，而且我很享受那种感觉，好像是在谈恋爱，可能那时候的激情和人物已经没有，但是回忆还是存在的。我画的《美丽等待》是表达守望真爱，我最后把英文名译成《Waiting for True Love》，就是等待真爱，简单的等待。而《美丽等待》的英文译出来就表达不出原有的意思，但是中文等待真爱又太过直白了，而且没办法寓意那么深刻。
记者：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艺术家有哪几位?
李：应该说后印象的几个画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例如高更、梵高、塞尚。毕加索，我也喜欢。梵高、高更等人的作品很热情，我和他们一样，都是半路出家。毕加索早期是学院派，但是后期他跳出原来学院的规范，而去追寻自己的艺术，我比较喜欢他……高更为了绘画上的超越，能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到落后的部落去居住，让我很敬佩。梵高的疯狂可能是很多艺术家需要有的，但是，如果你要继续下去，还是必须要从疯狂中退出来找回自己，所以我又画了两个向日葵来纪念梵高，试想如果他在开枪自杀的那一刻冷静下来会怎么样。
记者：您好像比较喜欢质朴一点东西，在您的作品里面能感觉到。
李：我比较感性，比较喜欢真实的东西，我觉得越纯朴就越真实。女性艺术家往往是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可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已经不能满足了，就用绘画的方式去表达更好。人的生活，可以分做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这样就满足了……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
记者：您是佛教徒吗?
李：对，1996年就开始皈依佛教，最早皈依的是光孝寺的释本焕大师，宗教的信仰能让我的心宁静下来去绘画。我制定了绘画三部曲：青年时是激情燃烧(以青春、生命力为主题);中年时是宁静致远(以山水、风镜、花卉、抽象为主题);老年时是佛国净土(主要画佛像、唐卡)。
记者：我还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您要用皴蹉的方法来处理您的画面，您似乎是故意造成了破碎感，有点像张爱玲小说中在讲民国故事的感觉。
李：是的，张爱玲的小说让我联系到了旧上海，穿旗袍的女子确实是一道很美的风景线。但是站在现在来看，已经是一种破碎的影像了，那时我国正处于亡国动乱时期，就像一张张破碎的旧照片……我们当代在传统观念慢慢淡出，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求新求变求异的意识越来越明显……但我认为作品的精神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和谐与完善还是脱离不了传统文化，我的绘画就是传统和现当代的一种衔接吧。
记者：就是一种对话，一种回忆。
李：对，有一些是回忆，有一些是希望发生的。
记者：您的绘画是对情感的表达与释放，完全是画家灵魂深处的感情色彩，“色彩”是您绘画中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您认为色彩、情感之于绘画有何意义存在?
李：每个女性艺术家，也都有自己特有的绘画语言。我开始绘画，完全处于潜意识配色，画多了，慢慢的喜欢用颜色表达心情和感受，我把色彩从现实的“寄托物”分离出来，强调到一种比绘画(表现)物象的本质属性能超群更为重要的地步，用来组合成一种单纯的艺术语言。红色给我激情;蓝色代表冷静，也有着淡淡的忧伤，而白色却可以兼容很多颜色……因此，在绘画表现手法上，我对各种颜色都赋予不同的形式、内容，同时产生不同的画面效果和心理反应，“进入角色”的恰当色彩，也可以宣泄我不同的情感。表达心情，感悟人生，使我的作品富有独特的感染力。
记者：您对您作品中的用色要素是怎样分析的?
李：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的三维性质、三种质量交叉运用，可以引伸出许多不同的概念。运用色彩调子，把人物的肉感随着自然、时间、地点变化而变化。运用色彩的音阶，玩弄着七色的游戏，构筑着一种美术视觉的和谐。
记者：据说，你现在画起了恐龙，有什么寓意吗?
李：对啊!我们中国是恐龙之乡，当代的人给我一种恐龙的感觉，现在的人不择一切手段去争取物质财富，人们不断从传统文化挣脱，彰显个性，求新求变求异的意识，为自己的利益去考虑，都想做霸主，有着当年恐龙的那种兽性，恐龙身体庞大，当时也是霸主……于是，我画了一批恐龙的绘画作品，配了一些美女，让当代的人们看看，恐龙再庞大，也要面对毁灭，地球的一次灾难就让恐龙物种的灭绝，所以，我希望现代人在追逐的过程中停下来考虑一下，反问一下自己，追求一些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缓和一下，天可能就没那么早收拾你。
记者：作为兼有多重身份的艺术家，您认为您的“时尚身份”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艺术创作又会怎样反过来影响您的“时尚”?
李：曾经的经历以及所谓的“时尚身份”对我的绘画都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我觉的绘画包括：文学、音乐、个人见识、超凡的手法与技巧等;我之所以绘画超过很多专业画家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经历：弹古筝、影视歌艺人、作家、胆识超群喜标新立异、佛教信养让心宁静等因素的……我在绘画过程中把这些语言做了转换，变成了绘画的独特语言，所以画作就很有分量。而艺术创作，又让我的人生更丰富了，让我的时尚又厚重了很多!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