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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兰:南京双年展展览陈辞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叶兰 2010-10-23

展览陈辞

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思考艺术,

而是尝试思考生命。

-让•米歇尔•巴斯奎安

按照最初的构想,我们本欲将这次展览的首届做成一场南京文献展,这个名称让人联想到自1955年以来在德国卡塞尔每五年举办一次的世界闻名的同名艺术盛事——卡塞尔文献展。而事实上,我们的出发点在于“记录”当代艺术这个大舞台,回顾过去,放眼未来。

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证明,是其时代的见证者。自文明发端伊始,历史的编纂(对历史的书写和记录)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就充当着最为关键的角色之一,因为它不仅代代传递着重要的史实,而且,基于书写者或者被委任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意愿,历史的书写也给了史实以独特的诠释和解说。正所谓“传说稍纵即逝,书文流传千古”,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载入书籍成为史实即可以给事物永远定型。

我们倾向于认为,书写活动不仅与历史和历史的编纂有关,它与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以及艺术的许多形式也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以书写音乐,书写书籍,书写戏剧…一切我们正在经历的,或者我们用手去安排与创造的都可以成为“文献”。手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人们用手能够制造工具、建设世界、绘画、摄影、演奏音乐、爱抚或者杀戮。艺术家也正是通过手,表达出他的情感与思想,创造他的大师之作。

我们为这个展览选择了“书写”这个题目,因为所有的艺术家,包括尚还在世的这些艺术家,也都是他们时代的书写者,是影响了他们也受到了他们影响的那个环境背景的诠释者。“And”(此处是“然后、和”之意), 在英文中的与“hand”(手)或者“end”(结束,终点) 发音相似,它表达的是一种之前发生的某事得以延续之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想要赋予文献一种连接过去的含义,然而我们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终点——即一个存在于现状里的点,以期能够弄清楚我们将走向何方。总的说来,艺术可以看作正在施工的桥梁,不断地连接起历史中不同的阶段与时光,并将我们送到此时此刻。我们的策展意图是要找到一些能在某些方面诠释与书写我们这个时代当下的历史的艺术家;他们将以其具象的和多媒体的语言,成为当下历史的评判者与诠释者。

显然,我们也有地理意义上的起点与终点之考虑:南京。这个城市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并且,它是著名的六朝古都,曾分别为东吴、东晋、南朝(宋 、齐、梁、陈四朝)、南唐、明初和太平天国的皇城首都。 于是这个城市得名南京,意思是南部的京城。1911年,以孙中山先生为总统的中华民国成立,清王朝土崩瓦解,南京又一次成为中国的国都;并且在1927到1949年之间,南京一直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中国首都。

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切差异交汇融合,一切边界与壁垒似乎也不复存在,带着这种全球化的意识,我们着眼于这个城市及其重要的过去,将视野无限扩展,至整个中国,整个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

从“本土”的维度上,我们立足于南京这个城市;而“全球化”的视角则敦促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各地,将来自全球五湖四海各大洲的“书写”着他们的史实的艺术家们纳入我们的展览,他们的史实同时也是另一种本土,因为每个艺术家所诠释的正是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和街道的史实;而他们的史实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因为这个世界处在不断的交流与互换状态之中,将人们引入了一个多民族的文化之维。当然,今天的社会与文化是各种种族、语言与传统的大杂烩,这一切在其中融为一体,却也时常迸发出相互碰撞的火花。

街头艺术

在这次展览中,我负责挑选10到15位西方艺术家,主要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艺术家来参展。我最早的想法,或者说我首先联想到的,当然是一种介于“书写”和涂鸦艺术之间的东西。

在墙上绘画的风习可以追溯到远古以前,它有一段相当有趣的历史。在年代久远的史前时期,人们就喜欢在他们居住的洞穴墙壁上雕刻简单的图画。之后,意大利壁画成为这种艺术最为崇高的表现形式之一。最有名的壁画出自几位伟大的意大利大师之手:乔托,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与提埃波罗。

 “壁画”最近期的形式是墨西哥的迪哥•里维拉(Diego Rivera),大卫•辛凯洛斯(David Siqueiros)和何塞•克莱门特•奥罗兹科(José Orozco)发动的“墨西哥壁画复兴运动”与由20世纪八十年代的格雷厄姆•拉斯特(Graham Rust) 或海纳•马里亚•莱茨克(Rainer Maria Latzke)等壁画艺术家所发端的错视画派(意味“欺骗眼睛”的一个法语术语)。

墨西哥壁画运动代表了20世纪的公共艺术中最为强大和意义深远的成就。20世纪的20年代早期,新成立的革命政府还曾经邀请艺术家协助推动新国家文化意识的建立。于是产生了大量壁画的委托订单。其理念在于认为人人都有权享受艺术,每个艺术家必须为颂扬人民的力量和建设一个更加平等主义的未来而做出贡献。墨西哥的社会现实主义催生了原始的富有创造力的壁画艺术作品。

当代街头艺术来自上述所有的种种根源。一切在像街道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发展起来的艺术都可以称作街头艺术。因此,我们可以把传统的涂鸦艺术,模板涂鸦,贴纸艺术以及街头海报艺术、影像投射、艺术介入、游击队艺术、快闪族以及街头装置等统统纳入这个定义。传统涂鸦艺术家多以徒手喷漆画的方式创作他们的作品,而“街头艺术”这个概念则囊括了更多其他的媒介与技术。艺术家通过将艺术置于非艺术的语境之下对艺术发出了挑战。“街头”艺术家们渴望以其自己的语言来向现有的环境发问。他们尝试以自己的艺术品与每天来往的人们交流关于社会的主题。而驱使街头艺术家创作的动力和目标却是林林总总,有的或许是受一种强烈的激进主义情感驱使,有的也可能是受到颠覆城市艺术的欲望的推动。街头艺术可以说是一个与公众交流并使街道获得重生的强大平台。有时候,街头艺术家面对在公共空间放置违禁艺术品将会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时,会有所动摇。然而,即便不是所有的街头艺术都是这样的,一个最为普遍的主题就是要将视觉艺术转换为一种利用公共空间的形式,使那些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艺术家能够得到比传统艺术和画廊所允许的更庞大的观众群——尽管事实上,街头艺术家获得国际声誉也是拜画廊所赐(我们不能忘记让•米歇尔•巴斯奎安[Jean_Michel Basquiat]与凯特哈宁[Keit Harning],他们是众多同类艺术家中的首创者)。

第一个组我挑选了一些在国际舞台上颇有名望的艺术家。

DADO,护照上他的名字是亚历桑德罗•菲力。他经常与他的女朋友合作创作作品,他们的组合的名称是DADO与STEFY。两人皆来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这个城市与米兰一样,是意大利街头艺术重要的基地。他的艺术我们可称之为“纯粹书写”,事实上他的作品中的对象几乎都不是具象的,而是手写文字,而这些文字有时候他也会做成3D图像和实物装置。

布鲁和乔伊是由法比奥•拉•福西(1977年生于米兰)与丹尼尔•思加洛特(1976年生于罗马)与2005年底创立的一个作品产量相当丰富的当代艺术项目。这个艺术项目围绕布鲁和乔伊这两个角色和他们激动人心的冒险展开,作品形式既有美术媒介——如绘画,雕塑和马赛克,也有数码和出版等其他媒介。

克莱尔•罗哈斯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她除了擅长绘画、制图、制作动画电影,还善于写作和音乐演奏。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着旧金山生命短暂然而深深扎根的“民俗幻影街头艺术”传统(例如她创造的戴头巾的妇女形象,让人想起俄罗斯的套娃人偶)。她的作品以其农民艺术的式样,硬边的造型与所显现的受旧式墙纸画和卡通艺术影响的风格而具有很高的识别度。

克里斯•约翰森与珍妮•杰克逊夫妇来自美国,20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出现在旧金山的滑雪/冲浪/涂鸦运动大舞台上,是著名的校园派艺术家,他们创作情感丰富的具象绘画作品和让人感到有如身临其境的三维环境艺术作品。这个夫妻团队常常合作创作艺术项目。他们所有的作品都体现出两位艺术家各自风格的融合与交汇,体现出从约翰森的政治社会主题与色彩式样到珍妮基调更为温和的对人的认同中梦幻、挑逗和暧昧的一面的全面表现。

纳利•华德,他来自牙买加,可以说,他是一位“回收废品”与“现成品”艺术的大师。他的装置材料包括各种物品,如鞋子的部件,鞋带,轮胎,电视机屏幕等物,他模糊了街头艺术的极端与美术的完美之间的界限。

 “我是一个喜欢变戏法的讲故事的人。庆典、怀旧、反感、危险、抽象、悲剧和戏剧都是我所创造的视野里的表演者。我用找得到的日常物品来创造戏剧,把物质信息(材料)与记忆、思考、经历和疑问糅合在一起。”——纳利•华德

这些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射出年轻的文化与每个人带来的不同启示。他们多姿多彩而又快乐,他们是带着怨言的社会的镜子,是创作某种勇敢而又违禁的东西时的快感的蔓延和对刺激的需要,但这一切同时也广受欢迎。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曾被策展人阿龙•罗斯(Aaron Rose)称为“美丽的失败者”,是可以“无中生有”的人。

混合的世界——源头与地平线

第二组艺术家——以不同的媒体,如摄影、影像、装置和绘画为媒介——展示了当代社会的另一面: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不同种族,文化与传统混合在一起,它们互相浸淫,又彼此矛盾。

今天的社会以“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和当下的”这样的观念为特征。它让人失去方向,并且它常常会松动我们的根,但很多时候,它也给我们描绘出新的地平线与可能性。这些艺术家们习惯于以他们周围的环境作为创作和调研的开端,正表现出他们要在另一个时间里显示出城市与社会对艺术影响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最要紧的问题之一无非是身份的重要性,特别是明确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性。

不管喜欢与否,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公众化,它的目标总是倾向于为人民大众而存在,或者至少是要诠释我们的梦想、恐惧与习惯。历史不过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日常生活而已,是我们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属于个人,也属于集体的历史。

我们所选的艺术家大多数拥有一种国际语言,但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也有着各自强烈的地域性内涵。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1946年生于贝尔格莱德)这位明显流淌着巴尔干半岛人之血的艺术家的创作轴心可以从她自己的身体上找到,她的身体就是她实验和改变的领地。在她的表演中,身体起着神圣的政治效用,而每一场行为的背后,都关联着大量她对自己的国家文化遗产与传统的传承,与她的背景紧密相联。她的《厨房系列—向圣德列莎致敬》是在希洪的劳工部总部的厨房里创作的一件作品。艺术家曾在生活中受到阿维拉的圣德列莎的启示,于是她创作了这件作品;在一些她的笔记中,漂浮不定的人生经历也是作品灵感的来源之一。

巴西当代摄影圈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卡约•利兹维茨(1967年生于圣保罗)用摄影的方式去处理包括当代艺术中的表现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美学和技术问题,他喜欢将风景(城里与乡村的风景都包括在内)与建筑物的内部景象作为拍摄对象。他以一些独特的形象创造了一首又一首的诗。他的作品的力量正是来自我们通常所“见”的真实与相对的表现田园诗式环境或几何构成的画面之间那种一分为二的对立,而后者往往会迷惑我们对真实的感知。

卡洛斯•加莱高亚(1967年生于哈瓦那)因其在城市建筑与建筑环境的语境下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探索而闻名。受他的故土哈瓦那的启发,加莱高亚把城市看作一个工厂,隐喻人类的生存,他介入城市的风景,对诸如建筑艺术家改造历史过程的能力、现代主义的失败作为社会变革的大灾难、人权以及20世纪乌托邦遭遇的障碍与倒退等问题做出了热烈而深刻的评论。艺术家2004年创作的《我的消极空间No.2》是一个影像装置作品,似乎艺术家在其中重新反思了早在2003年在《我的消极空间No.1》中未尽的探索。

阿波利奈•塔尤生于喀麦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更改了一个更像是女人名字的姓名,自称帕斯卡尔•马尔蒂•塔尤。这标志着一次永不停息的艺术、地理和文化的流浪的开始…塔尤的作品如同他的名字,总是有意自由流动,而排斥拒绝预定的主题。多元化、无政府、引人注目、见解深刻、出人意料,并且迅速激增和变异着,它总是与旅行的想法紧密相连,并常常遭遇自身以外的他者。对塔尤来说,做一个旅行者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它同时也是一种能够颠覆社会关系、颠覆我们的生活中的政治、经济与符号结构的心理状态。

荷兰摄影家埃文•奥拉夫的作品中栖息着一个灯光昏暗的世界,那份暗淡的令人不安的寂静让人觉得似乎他拍摄的对象在他按下快门之前的一霎那凝固了一般,他的镜头似乎在记录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妙。埃文的作品看上去常有商业广告的感觉,对当代文化做出了深刻的诠释。他的《宾馆》系列表现的是奥拉夫的旅行以及伴随旅程而来的对稍纵即逝的伤感,对社会道德失范的慨叹,作为过客的不安定感以及对独自一人的厌倦。

托尼•奥斯勒1957年生于美国纽约。他在艺术创作中使用从影像、雕塑、装置,到行为艺术与绘画的多种媒介。他利用投影设备赋予没有生命的物体以生命的活力。在他的作品中,他以19世纪的剧院里使用的那种魔灯设备的原理和方法,用投影仪放映他用摄影机拍摄的动态画面。观者并不必盯着长方形的屏幕,他/她可以在眼前生动的花朵,巨大的眼球或人偶上看到交谈、对骂、争吵以及说粗口等场面。这些“说话的脑袋”上体现出来的人偶固定不动的“死的”身体与充满挑衅的粗俗的语言之间的强烈对比大大增强了这个作品的戏剧性力量。

(开放的)结束语

在这一场当代艺术的旅程中,我不知道我们的思考应该在哪里结束。最初,我们从一个“书写”下来的要给当代的状况界定某种论点的声明出发,开始思考这场展览;但也许要把握这个迅速迁徙变幻的世界的脉动是很困难的。谁又能知道,这些把我们实时地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连,让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各地旅行和遭遇不同文化的全球化、网络以及所有媒介,将来究竟会把我们引入一个民族文化的熔炉,还是永无休止的战争呢?接受差异是谦逊与勇敢的表现,所以战争与危险是我所畏惧的最坏的结局。谁有足够的智慧去发现对立物的美?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望着我的小女儿;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半意大利血统半古巴血统的小女孩儿,就是我的未来最为接近的象征;我为她取夏娃这个“第一个女人”的名字,因为我知道,她一出世就面临着要在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里找到和谐的巨大挑战。

就让这些艺术作品最终成就一场文献展吧!它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献”。

叶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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