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最早的《寻人启事》谈起吧!当年是什么情况让您想到做《寻人启事》这个作品的呢?
朱发东：我大学毕业88、89年到海南岛的那段时间经常会在街面上看到父母找小孩的，找亲人的寻人启事，到处都是。例如某某某，你父母已经在哪儿，住在的哪个招待所及整个海南岛，全是这样的东西。
记者：有点到“天涯海角寻亲”的感觉?
朱发东：这种场面让我特别震惊。实际上我当时去海南也没有跟我父母说，说毕业了去工作，我就走了。到了那里，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告诉父母，后来他们也觉得挺好，不应该老待在一个地方嘛。
当时海口街上晚上会有很多人，晚上都没住的地方，有的地下室一块钱就可以住一晚上。如果你没赶上，就没位置了，只好睡在大街上。
记者：您当时去海南的理由跟他们的相似吗?
朱发东：是，很多大学毕业去的，很多这种情况。
记者：有没有那种下海经商的性质?
朱发东：当时中国内地还很沉闷，而海南要建设特区，大家都想寻求一种新鲜感吧，有的连工作都不要。实际上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独立的，不愿在什么单位工作。在海口看到那个状况后，对我是一种刺激，后来就想到做《寻人启示》。
记者：当时《寻人启事》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后来怎么出现《此人出售》这个作品的?
朱发东：我是在昆明做的《寻人启示》，我到处都贴，还在火车站贴。我不只是一次贴一张，我有时会在一面墙上贴上百张，都贴满。常常会有好多人围观，引起交通堵塞，出现便衣警察问我在做什么，叫我赶快离开。后来报社来采访，登当地的报纸，很热闹。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这种现象，没人有自信说这就是艺术，但我认为它就是艺术，不管别人怎么看。有想法就做。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有问题，搞艺术怎么搞成这样!《寻人启事》以后，美术界等各种媒体和社会媒体都知道朱发东这个人了。
还有一个报纸说，朱发东一找成名。很多小道消息都在流传。其实我喜欢这种小道消息的存在，它对于我的艺术有时候会起到扩大泛滥的作用。
记者：对，这种延伸远远比在美术馆要丰富。
朱发东：对，一直到现在，很多当年在昆明的人在北京见到我还会说那时候他们看到我贴的寻人启事了，而且不光是昆明本地人，还有很多在昆明玩、出差的人。
《寻人启事》以后，我觉得再在昆明待着意义已经不大了，再做作品可能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想应该到北京，我须要更大的舞台。
来北京前我就有了新的想法，就想如果我背上贴个“此人出售”字样会有什么感觉，突然间这种想法就特别强烈，就想马上实施，这样想，就觉得应该到北京来。
记者：是哪一年?
朱发东：1994年。正好当时我入选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油画展，作品也叫寻人启示。我顺便来看那个展览，另外就开始准备做《此人出售》这个作品，也没打算再回去昆明。
记者：那个油画展是体制内的展览吗?
朱发东：是体制内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但是他们那次开始能接收一些比较开放的作品了。我在昆明的时候就已经把穿的那套蓝衣服准备好，背后的字(帆布上)也写好了。
记者：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您是一天24小时都穿着那套衣服?
朱发东：没有，是有意图的穿出门的。期间我遇到一个河南的小伙子(张学军)，他很喜欢艺术，也见过我的《寻人启事》，看到我正在做的这个作品，他就主动要给我帮我拍照。
记者：做作品期间有人真的问你价钱吗?
朱发东：有啊，但根本没办法实施啊，谁来收钱呢?
记者：您拎的那个包跟服装貌似有点不太搭调，您穿的是一个蓝领工人的衣服，拎的却是一个公文包，当时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朱发东：那个衣服很代表当时的中国。
记者：中山装吗?
朱发东：但也不是特讲究那种衣服，比较随便，其实现在很多地方的人，还有人穿这种衣服，还有戴那种帽子的。公文包是因为我当时想要一种很匆忙的感觉，像是匆忙的要找个事做那样，包里还要放点东西。
记者：在《此人出售》以后，您又怎么又想到《为您服务一百天》呢。
朱发东：因为我发现“此人出售”是很不好操作实施的，并不能卖。后来我就想到把我的时间分成一段一段的不就可以了吗，就可以卖啦。我在1997年开始实施这个想法。第一个工作是朋友介绍，有人要雇佣我，当天我就从我家(通州滨河小区)打车到三里河。很远的，干擦窗子的活，一两个小时收了二十块钱。回来后我想，这样不行，我花了那么多交通费，拿20块钱很亏啊。后来我就事先讲好以一小时不低于一百块的价格实施，这样才可持续下去。后来就有跟多人找我工作，有去酒吧的，还有工作是去兰州。
记者：当时具体都做了什么工作?
朱发东：什么工作都有，比如擦窗子，扫地，还有帮人家卖衣服。
记者：您这个持续了一百天是吗?
朱发东：对，我把这一百天的工作照后来合成了一张大综合照。
记者：《为您服务一百天》以后开始做绘画作品了吗?
朱发东：不，在这期间我都时常画画的。98年开始画那个身份证的作品，《身份证》是做了挺长时间的。
记者：您做《身份证》是想表达什么样的主题?
朱发东：比如暂住证。大家都知道，从外地来北京要办个暂住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啊。我来北京的时候就没办暂住证，这几十年过去了那还是暂住?我本来就是个中国人，迁移还要办暂住。所以《身份证》作品上没有实际身份证的户籍条款，只有居住地址。
记者：您是想表达一个身份证件的无效性?
朱发东：不是，我是感觉一个中国人本不应该限定在一个具体的省份上，他想去哪里都可以啊。其实我是带着一种反抗。后来真的有人因为看到《身份证》这个作品，很惊讶的以为身份证改版了。
记者：您那个身份证是什么尺寸的?
朱发东：和护照一样大，是正反两面的。可以看作品图片。
记者：后来真的有陌生人要来办身份证?
朱发东：特别多，是要付钱给我的，还变成了交易。
记者：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作品。
朱发东：对，但是这个作品和别的艺术品不一样，不是做出来以后交易，而是定做那种感觉。
记者：您当时有预计做多少的计划吗?
朱发东：做多少就是多少，当时觉得顶多有一百来个人做，实际上很快就突破了我预想的数字。一开始是五十块钱，不能像十块钱那么便宜，任谁都可以做。因为那样会让人觉得这个作品像是玩，但它并不是玩，是很严肃的，是个艺术。所以定价在五十，98年的时候，花五十块钱还是得慎重考虑一下的。到后面根据物价，观念的改变慢慢变成了一百，二百，钱其实是可以让人们认真对待一件事情的。
记者：那您还记得总共做了多少个?现在还在继续吗?
朱发东：还在做。但是这个现在不用当初那么推销了，现在有人打电话来要做我们才做，付钱方式为了方便甚至有人通过手机充值方式，付款给我，很有意思的。
记者：您最近都在做绘画作品是吗?(指着墙上的硫酸纸作品)
朱发东：这是我最早画的，从 98年就开始画了，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比这个作品视觉更强烈。
记者：笔触很密啊。
朱发东：对，后来画了很多，例如具象的人物很大，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商标。
记者：您早期的硫酸纸作品的尺幅也很大吗?
朱发东：对，200x90cm。
记者：您是用拓印的还是手工绘画呢?
朱发东：都是手工完成的。
记者：这工作量很大啊。都是用中性笔?
朱发东：对，红色的是用油漆笔。
记者：您是怎么样想到用硫酸纸这个材质呢?
朱发东：我对材料是很重视的，材料本身就很有意思，很高级，所以我就想把它变成艺术品，无意中就发现了用中性笔和油漆笔在硫酸纸上很合适，其他的笔都不太适合。这两种笔结合硫酸纸比较稳定，而且很好画，它不会把纸弄坏，也不会黏呼的，所以中性要比水性的好用，完全油性的效果也不是太好。
记者：有一些过渡的效果，我一开始还以为拓印的版画呢?
朱发东：看颜色就知道不一样，版画感觉软，没有凹凸的质感。我还做了很多带有商标的作品。例如，可口可乐，保险公司的LOGO。
记者：您搜集了很多商标，能否说代表了现如今的文化呢?
朱发东：不，我觉得它就是代表了今天这个世界。我画的包括很多没有名气的商标，这些其实都是人们的生活。
记者：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消费的、有选择的时代。
朱发东：对，其实这个东西不光是消费，它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性质在里面。
记者：那您觉得这些商业商标的出现，是扩大我们的生活层面，还是反而把生活反而挤压了一些?
朱发东：应该扩大了。
记者：我看您的作品实际上并不能确定您想要表达的内容。
朱发东：无所谓，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从来就认为一个东西不应该只有一种解释，为什么艺术品上不用写文字?如果说要解释，就像《寻人启示》一样，人人都有一种解读。愿怎么想就怎么想，有一些东西自己并不需要想太多。感受到一种事物震撼，就去做。
记者：这是您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记者：这个是什么材料?
朱发东：这个是帆布，9米长。这个是用铜丝线绣在帆布上的，很亮眼，还很沉的。
记者：不会把布扯坏吗?
朱发东：不会，都是用针给缝在布上，两个人缝了一个月。
记者：那您当初又怎么会想起用这种类似导体的铜线呢?
朱发东：主要是金属和布在材质上有强烈的反差，再加上铜线又有一种反光，强烈的视觉反差。而且又重，1.2米乘9米，展出的时候，观众都可以在上面签名，签了不少呢。
记者：现在这个作品在哪里?
朱发东：早就被香港汉雅轩的张颂仁先生收藏了。这是2001年的作品。这个英文就是天安门上面那条标语。
记者：对啊，这样真的就“世界”了。
朱发东：这英文都不用我找人翻译，字典上就能找到，是很中国的。特有意思。
记者：说到《VISA》这个作品您的观点是?
朱发东：就我的那个签证。画VISA，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CCTV的功劳)中国很强大，很厉害，大把故事，实际上你如果到欧洲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去签证，人家对你都像防贼似的，问你一大堆的问题。比如艺术家被邀请了，就要问你有多少钱，他们要感觉你比较富裕，才不会出问题。其实本身签证都是真实的，海关人员还是不让入境，总会认为你是通过欺骗取得的签证或者别的什么方法。
记者：对中国人都是这样?
朱发东：对呀。别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问题，比如说韩国，日本。日本都不用签证，香港也不用，都是免签的。就例如你下飞机到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所有人都很顺利，但一遇到中国大陆的，就得在旁边等着，等别人都走完了再来审核你是否合格。我当时就很气愤，我受到这种待遇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呵斥他们。所以说你中国人以为自己很了不得，但实际上是很惨的。所以我说哪一天中国大陆人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不用签证了，那可以，那才能说你真正的强大了，或者一出示签证，就能顺利入境。那些去旅游的更惨，比如说要押金十万，或者二十万的，这些其实还是一种耻辱。
记者：您现在还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吗?
朱发东：不会，因为我出国多了，他一看你的护照上，有好多签证，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换了一个新的护照就又会很麻烦。我从电视上经常看，说中国人又偷渡了，人家拿着签证实际上都是合法的，最后说你有什么，就是有滞留嫌疑，不让入境的，多的是，又遣送回来，那些东西我觉得是那些人扯淡，而不是中国人怎么样，当然也是中国政府不够强硬。就比如说他给日本人可以免签到中国来，但中国人到日本并不免签。
记者：那像朝鲜他们那种国家呢?
朱发东：朝鲜人就更别想到处跑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和经济方面的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同呢。
朱发东：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对现在中国来说其实意义不大。
记者：发达国家会担心你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朱发东：对，其实还是认为中国人穷，因为总有那种去了就不回的情况。但其实也不能怪那些人。因为比如说福建那些农民，农民身份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改变的，所以他们要偷渡，这不怪他们。
记者：对，还是中国体制问题。
朱发东：对啊，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点都不敢强硬。开了奥运会，办了世博就不得了吗?实际上一样，人家同样看不起你。
记者：就像我去认知蒙古，还是觉得到处大草原，所以人家认知中国，还是觉得中国人都很穷。
朱发东：那富人也一样啊，为什么那些温州人会在欧洲使劲买东西，不就是想强调自己有钱吗?就算故意的砸几十万，几百万在那里，故意显摆，其实他也没错，为了尊严怎么都可以，其实有的白人是最讨厌的。
记者：您到国外的时候，比如您在国外做展览、做活动，他们如何对待中国艺术家?
朱发东：那没有问题，如果你一旦入境了，和国民没区别。就是海关，当你面对海关，面对大使馆，管你什么人都一样。如果是朝鲜，例如朝鲜的总理，要进入美国开联合国大会什么的，到海关还会被人家要求脱衣服。
记者：有这种情况?!
朱发东：对，而且朝鲜人就范了。
记者：那他们也没什么抗议?
朱发东：抗议有什么用，就是这样的。
记者：这是属于很无理的要求啊。
朱发东：中国人受到的这种待遇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总理肯定不敢怎么样，因为中国再怎么它是一个大国，但是普通的中国人出去，很惨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影视艺人要改变国籍呢，因为很不方便。但是我不会改国籍，我既然作为中国人，就要证明给你看，当然这是个人想法的不同。
记者：您觉得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里做作品的余地和空间还很大吗?
朱发东：对啊，这种空间很大的。
记者：您的作品貌似就很喜欢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
朱发东：对，我就要看我可以做到哪一步啊，艺术是一种表达，艺术这个东西你不能去问体制让不让我做，有的人就总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那什么都做不了。
记者：您现在有没有什么作品因为外界的干扰被迫停止的?
朱发东：还没有。没有人直接来干扰我的。
记者：那进程中会有干扰吗?
朱发东：其实很多作品政府都是知道的，有些舆论吧，但还没什么问题。
记者：是不是因为作品的内容没有触及到他们内部?
朱发东：现在只要是不要涉及改变政府的性质就可以，他们只要守住底线就行了。
记者：只要是不推翻、不针对，不要太明显，怎样都行，想怎么表达都可以?
朱发东：对。
记者：我听说，有些展览被封，一般都是亵渎了天安门，或者把很具像的问题展现出来。
朱发东：对，但是如果你不展览，没人看到也没事。到国外展可能好点，在国内涉及到毛泽东形象什么的，有时候就不会让展出。
记者：那您在国外做活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问你关于中国体制、中国人的问题吗?还是只在艺术层面上跟您探讨?
朱发东：都会有的，而且我都会回答。
记者：您是站在哪个角度上来回答的呢?
朱发东：我就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我们国家、政府、人都存在一些问题，就例如说中国人就很有问题，人们习惯做事情总是要去追问某种限制，比如到北京来，宪法上没有说公民不可以自由迁徙，但也没有说可以自由迁徙，所以这种情况，你是去还是不去，很多人都会犹豫。严格的说，没有说不准那就是可以，所以说为什么改革开放会有那么多人到处跑，是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不可以，人们才开始自由活动。所以说中国人其实很有问题，有些事情根本不用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就可以。比如说你想有问题，你就应该去表达，怕什么，那能死吗。
记者：但是还是很多中国人都不敢。
朱发东：对!
记者：权利是要去争取的，不争取就没有。
朱发东：对，中国的(汉人)是非常糟糕的。
朱发东：比如维族人到欧洲去，他们不会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或者和中国的社区在一起，他们和中东人在一起，其实你也认不出来他们是中国人。比如维族人到内地来，人家都以为是巴基斯坦来的。在北京也能见到很多维族人，新疆人，但咱们会以为他是巴基斯坦人，因为他们的长相也不会说普通话，他们说的话也听不懂。
记者：是因为他们和汉族人的意识形态不同吗?统一在中国的范畴里好像有点牵强，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大部分都是针对汉族。
朱发东：中国是一体的，我也不想做什么民族区分，但是我确实觉得汉人很糟糕的，总是对领导说一不二，崇尚体制什么的。领导就是最大的。
记者：各方面道德底线都很低。
朱发东：对，而且什么都要跟政府保持一致，没有民主、人权、自由。
记者：好象很没有原则。没有信仰。
朱发东：对，就例如工厂头头下了个命令，那就不得了，必须服从?就不敢表达自己真的想法。最可怕的是自己就真的觉得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什么都是对的。
记者：掩耳盗铃，还步步跟进。
朱发东：对，就算给了更多的自由，都不知道要怎么用。
记者：就像很多人认为不给分配工作了可怎么办啊。
朱发东：对，还有像巴不得天天有居委会的串门，或者警察来查户口。
记者：就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就认为本科、研究生毕业不分配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办，工作以后必须有合同有四金一险。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四金一险只跟事业单位签，个人它不受理。
朱发东：但是国家应该给每个公民一致(体制内外)的保障。
记者：对，如果不签合同的话，就没有保障。
朱发东：我觉得我们当时的思想其实要比现在的很多大学毕业生的还前卫一些，根本不会考虑这些体制内容，不会想明天会不会饿死。只单纯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其实我们那一代人更多还是很传统的，只有少数人能够跟上时代。
记者：您的《保镖》作品是2001年的行为作品吗?
朱发东：那个是在泰康的一次展览，我展出很多作品，比如说《寻人启示》、《此人出售》的图片。我出席开幕式的时候，雇了五六个人，叫他们跟着我去展览现场，都穿的差不多形式的服装，就像带着保镖一样。后来在蔡国祥策划长征基金会主办的延安艺术座谈会上，也这么干。我在延安雇了十几个人，长征基金会出资做了十多套同样的蓝色衣服，开幕时候他们跟着我开会，就站在会场两边，还喊了口号：“让朱发东同志先走”。
记者：就像是领导来了。而且这个作品在延安做会更有意思。
朱发东：对在北京的还有一次。
记者：这个总共实施过几次?
朱发东：好多次了，还有在山西的。我们所有人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我跟其他人的服装也没有区别，而且服装正面还都印了我的名字，背后贴的也有标语。
记者：那您就跟其他人区分不开了啊，分不出谁是保镖了，还是您本意就是想融入保镖行
列?
朱发东：对，成为他们。所有人都穿着都写有朱发东字样的服装，有点私人武装的感觉，就像过去那些家丁似的。
记者：就是冷不丁来这么一帮人，让别人弄不明白这帮人要干嘛。
朱发东：一种奇观怪的感觉。
记者：您是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关注很多社会现象了吗?您上学时期是个什么状态呢?
朱发东：我那会儿想的少，整天睡觉，上课了还在宿舍睡，有时候老师派同学来找，最后老师直接跑宿舍来抓我到教室训话。有一次一同学说:“发东，你太可以了，老师都上手帮你画画了。”我进度跟不上的时候，老师就帮我画。当时我的老师还是挺喜欢我画的画，可能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画正常尺度，而我总画很大幅。
记者：当时您就跟平常学生不一样?当时您就就接触到了当代，找到一种当代艺术创作点。
朱发东：对，我那时候就听说过毛旭辉、王广义，后来我还跟马旭辉认识了，所以说我是受了他们的影响。那时候王广义就很有名了。广义他们都很不错的。毛旭辉他们那时候还去过我们学校。我喜欢看他们的画册。
记者：那时候就开始慢慢接触这些东西?
朱发东：对，当时我们学校就喜欢画基本的肖像。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想什么是艺术，但其实已经有了艺术形式上的改变,一旦思想自由了，体制就开始恐慌了。
记者：因为感觉他们控制不住了。
朱发东：对，互联网上有时候“自由”这个词都不让出现?屏蔽了。
记者：对，我有一次在网上就写了个“文艺女流氓”就被屏蔽掉了。
朱发东：不过你去我博客上看，我写得很多词还都没被屏蔽。
记者：您在考验他的极限。想去碰触那个底线?
朱发东：对，艺术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的，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我做的是不是艺术，而是人们把它看成是艺术了，在我看来艺术就是两个字而已，艺术仅仅是一个看法。
记者：您一开始没有想过把自己的作品仅仅做成一个物质的东西?
朱发东：我觉得艺术不重要，关键是你做什么?比如说我打工挣钱，把它说成艺术，是因为我在做这个事。但是真正还原到艺术的技术层面的话，那艺术就不重要了，艺术给人们带来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它是非常有限的，像吴冠中说过，一万个吴冠中，他比不了一个鲁迅，留下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艾未未，艾未未的东西，你说它是什么东西?愿意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记者：我感觉艾未未已经做到了，他不拿任何作品别人也都会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几年他没有任何有突破的作品，也没有人怀疑他艺术家的身份。
朱发东：对，但是老艾说“艺术这事太小了”。他是少有的人物。
记者：您现在的作品怎么都是伟人的大体轮廓，而脸部做了不同的变体。
朱发东：对，都是毛泽东标志性的外形轮廓。
记者：不看脸，就看这轮廓就知道是毛泽东。
朱发东：对。往里填充什么都可以。
记者：您这个系列还会再持续吗?
朱发东：还会。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