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上海市人大代表罗怀臻提交的议案是制订《上海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议案里称：我们应该把传统的单纯乞讨的所谓“街头艺术”和真正的艺术型的街头艺术区分开来。让以展示疾病、贫穷、残障等审丑特征为主体的城市流浪群体进入公益救助系统，而对属于街头艺术表演和创造等审美范畴的街头艺术进行鼓励、推助、引导和规范，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是记者在百度新闻上搜索“街头艺人”时得到最多也是最新的新闻。此后，关于街头艺人的话题一度沉没，近两年来这是一个真空地带。今天，我们在街头巷尾看到更多的是流动的小商贩，而偶尔能够看到的街头艺人们仍然在以自己的方式生存。
城市街头有什么?有密集的人流，有川流的车辆;有夜出而作的小商贩，还有需要寻觅的街头艺人。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街头艺人在中国似乎缺少一些让其肥沃的土壤。
小商贩热闹了一条街
冬天了，天黑得更早了些。下午5点左右，城市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幔。公交车站和地铁站开始有了拥挤的迹象，各色车辆开始汇入各条大道，载着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回家。
在单程出行时间平均52分钟的北京，饭点往往是晚上7点左右。晚饭尚早，城南朗琴园小区对面的一排饭馆仍然冷清，服务员们三两站在一起，抓紧高峰前的空闲聊聊天，有些则结伴出来看看又可以淘点什么宝贝。
对面的一溜空地上，不知何时已铺上几块旧布。
“嘿，哥们，稍微往那边挪点儿，这儿还有xx要来摆呢。”
“晚上那个xxx来不来啊，看他好几天没来了。”
“昨天有啥收获?现在天越来越冷了，补点雪地靴会不会比较好卖?”
每当华灯初上，这里就自发地形成了一条夜市街，有卖干果的、盗版光盘的，手机电池的、毛绒玩具的，随着季节变换，物品的种类和样式也会与时俱进。比如现在是12月，那么围巾、厚袜子和雪地靴就成了主角。
李强(化名)是他们中的一员，也可以算是最“敬业”的一份子。每天晚上5点左右，他准时提来一箱子的袜子，10块钱5双，卖到11点左右基本上全部能消化，然后第二天晚上再换一箱。按他说的每双袜子赚两三毛钱，记者粗略估计了一下，他一个晚上可以赚六七十元钱。除此之外，他白天里还打了两份零工，颇有点起早摸黑的意味。
实际上，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晚上11点再收摊。这里大部分的小商贩都不是专业的卖家，他们多是居住在周边一带的居民，闲来有空又想赚点小钱，就趁下班后来摆摆摊。所以多数人来去自由，来的时候带一块布，一个行李箱的物品;回去的时候把行李箱一扣，咕噜噜转着就闪进了周围的某个小区里。他们有时候可能一周才来一次，来的时候最多待到晚上9点半就打道回府，或者天冷的时候就自己给自己放假。贴手机膜的方方和卖韩国文具的小媛就告诉记者，再冷一点，她们就不打算再摆摊了。
但来的人依然前赴后继。李强说：“没啥讲究，先到先得，你看哪有空地就可以摆哪儿。”尽管不知最初是谁开了这条先河，但一年半载之后，这条百米左右的小街总归是火了。每天晚上5点半到9点半之间是最热闹的4个小时。人们在餐馆里吃完饭，一出门就可以逛夜市消食。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城管。城管的车一开过来，众人立即作鸟兽散。久而久之，有个卖家的小孩还会觉着好玩似的呼喊：“大家注意了!城管来了!”引得周围一众摆摊的哈哈大笑。
所幸大家的行头简单，打游击战也相对方便。城管一离开，渐渐的又从四面八方回来。毕竟规模效应已经带来了相当数量的顾客，而且这周围的新小区陆续建成，还在不断往里住人。更重要的是，这些业余“卖家”的东西并不贵，记者比对了一下价格，发现一般和网购的价钱差不多，比实体店确实便宜多了。有家扛了个箱子卖桌游卡片的，据他所说，是因为原来的店面价钱太贵，看这儿顾客多，也就过来凑热闹。
实际上，伴随人流量增大而出现街头小贩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北京，很多地铁出口、地下通道里，常常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流动摊点。然而，听惯了小商贩们吆喝的人们，却鲜少看到本应也属于街头文化一员的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在哪儿?
王剑剑现在在某政府机关工作，在进入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之前，他曾以求刺激的心态当过一天的卖唱艺人。
2008年7月底，王剑剑刚学会弹吉他，每天总是手痒，渴望着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眼看着8月份自己的生日就要到了，他灵机一动，决定去地铁口卖艺给自己赚蛋糕钱。
北京的早晨总是匆忙，地铁口尤其是人潮汹涌的地方。王剑剑选了单位附近的知春路地铁站，没带任何扩音设备，只简单地铺一个海报说明自己的生日心愿，就大咧咧地弹唱起来。
从8点半到9点半，就这样在人流高峰中弹唱了1个多小时，竟也零零星星地收获了40多元钱。直到一个警察模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说：“哥们儿，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但快奥运了查得紧，你还是换个地方吧。”
回想起这桩事，王剑剑并不觉得有遗憾，也表示很理解当时的情境，“毕竟奥运了嘛”。但性格外向、喜欢热闹的他并没有就此终结他的“街头艺人生涯”，只是在一年后“卷土重来”之时把卖唱变成了卖“笑”。
摇滚乐团五月天2008年推出新专辑，主打歌为《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歌曲MV的创意是一个人通过出卖自己口述的笑话来传递快乐。这一下子启发了王剑剑，于是2009年，他发起成立了“笑客联盟”，喊出了“1元钱卖一条笑话”，“不好笑不收费”的口号。
如今，据他所说，笑客联盟的群成员已经有100多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20多人。以传递快乐为主旨，并和公益联系在一起。例如有一次在新中关的活动就是为“天使妈妈组织”募集善款，最后获得的1000多元钱全部捐给了基金会。
尽管如此，已经小有规模的“笑客联盟”依然需要打游击战。从新中关、西单到后海，他们要躲避的除了城管，还有商家以及各地的管理处。“刚开始在新中关的时候就有商场的管理员过来让我们停止活动。后来到了后海，看到那边有个打鼓的活动群体以为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后海管理处的说不允许，那些打鼓的因为是附近的居民才可以。”王剑剑对此有些无奈，但是他们的笑客联盟还在活动，并且又找到了一个暂时没人管的地方――地坛公园。
对街头艺人颇有观察的王剑剑表示，北京的街头艺人其实不少，但是弹唱的居多。“杂耍的就容易招城管，因为危险系数高。”他还告诉本报记者一些经验之谈：“你知道为什么新中关商场前每天晚上卖唱的那人一定要在台阶前唱吗?因为在台阶上就属于新中关的范围，就会有人出来管啦!”
街头艺人的养分：文化和社会
在记者采访的众多对象中，王剑剑可以算是个潮人。大部分人在被问及街头艺人时总有点茫然：“街头艺人?不是太多吧……摆摊的多。”“西单女孩算吗?不过我也只在网上看到，没见过真人。”
清华大学的学生许恒栋思索了半天，说：“地铁上碰到过，多是一个身有残疾的男子在唱歌，前面是他的妈妈或是妻子拿一个碗，或直接摊开手掌，往返于第一节车厢和最后一节车厢之间，对每一个乘客说‘谢谢，帮帮忙吧’。”
许恒栋曾经去欧洲留学过一年。在那里，他看到的街头艺人比国内的要轻松得多。令他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是在巴塞罗那最大的教堂――圣家赎罪堂前的一幕。一个女孩坐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拉大提琴，大提琴本身低沉的音色配合上宏大的教堂建筑，那种神圣的氛围许恒栋说他至今难忘。“当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大家只是静静地聆听，连放钱币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怕打扰了这样一种宁静祥和的景致。”许恒栋说，“那女孩可能只是个不入流的大提琴手，但在那样一种场景下你会觉得这一切真是棒极了。”
据他回忆，欧洲有很多街头艺人。他们多分布在市中心、商业街以及广场和教堂附近，不管吹拉弹唱，还是画画，都没有人管。“巴黎有一条流浪者大街，它的四车道布局很有意思。两边才是真正的车行道，中间两条车道除了供行人步行之外就是聚集着大量的街头卖艺者，直接近距离地表演给过往行人看。”许恒栋说。
旅居美国多年的华人黄树东把美国的街头艺人分为大致三类：以此为生的、艺术爱好者、流浪者。“那些以此为职业的往往以此养家糊口，并有固定的点或摊位。而流浪者大多数是音乐家。他们很好辨认，除了放在地上用于讨钱的破旧礼帽外，还有一张疲惫的脸，和同样疲惫的行囊。”黄树东说，这些流浪艺术家是他最喜欢的街头艺人。他们居无定所，飘入萍踪，随时都可能跳上灰狗汽车，将音乐带到下一个驿站。
而赴日本工作已两年有余的索尼公司员工蒋启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列举了更多种类的街头艺人。包括配合店家做广告的街头艺人，以及在一些节日或者城市庆典的时候，市政府邀请的上街表演助兴的舞团。
谈到街头艺人，他们共同的感受是“随处可见”，问及原因，共同的答案是自由。许恒栋说：“从来没看到有人出来驱赶他们，只要没有人投诉他们就可以一直在那里卖艺。而且感觉他们的国民素质确实高一些，会自发形成一种有秩序的体系而无需城管之类的强制力。”蒋启翔说：“没听说过对街头艺人有什么特别的管理条例，也没见到有啥影响市容的言论，街头艺人往往能给游人们带来许多欢乐。”
有管束的是美国，但与国内相比则显得制度化。据黄树东介绍，美国的地方政府对街头艺术会有一些管理条例。例如对地点的管制。“在一个城市往往有划定的地方专门提供给街头艺人。有些城市政府，还给街头艺术家发放执照，让他们在指定的地方活动。如果街头艺术家不遵守这些规则，则可能被驱赶和关押。”此外，有些街头艺术家要出卖他们的工艺品。政府也有相关规定，只有手工制作的工艺品可以通过街头艺术交换，而不能出卖机器制造的产品。
但他同时也表示，由于城市政府对街头艺术的种种限制，有些城市的街头艺术家会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街头艺术家的存在，需要宽松的文化氛围和慷慨的物质氛围。”黄树东说，前者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一技之长，后者为他们提供物质保障。“所以，它在美国东西两岸比较多。例如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等等。此外，还有伦敦、墨尔本、圣保罗、柏林等也都是街头艺术开放得相当精彩的地方。”
【编辑：李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