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在一九七八年出生。刚刚出生的你对那个年份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印象，但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在那个年代拍的照片，有一些纪录你成长的照片。那么或许你通过这些东西会对那个时代有一些感知？
胡赳赳：对，你一说我就想起我两岁的时候趴在桌子上的一张赤身裸体的照片——很可笑的一张照片，在照相馆里照的——我就想起那个情景。天真无邪。太小了，才两岁，长得肉乎乎的，一条曲线在桌子上（嘿嘿）。那时候住在小镇上，是很典型的小镇青年。具有小城镇气质的青年我是个典型，就是那种少年时代在小镇上走过的：每天看见太阳从东边的山上升上来，从西边的池塘落下去。每天会看见机械厂的一个大烟囱上面冒着白烟，我小时候以为那就是白云。每天有很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时光。小镇的生活很安宁，节奏不快。小的时候也会跑到河里去游泳，晚上放学不回家，对家里撒个谎，被妈妈识破了打——那时候洗衣服用棒槌——家里就用棒槌打你。那时候老想离家出走——一挨打就想离家出走，报复他们，让他们想找我也找不到——但是外面太黑，不敢出去。我出去外面那么冷，那么黑，我操，我到哪儿睡觉去！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没有离家出走。
记者：这些都是你初中毕业之前的事情？
胡赳赳：对，初中毕业之前的事情，那时候还在家里。一九九二年上高中之后就野了。十四岁，每天看录像，打台球，看武侠书……
记者：在青春期时期的你的眼中，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胡赳赳：那是一九八八、八九年，我十一岁。那时候我们学校的院墙里已经出现了“打倒官倒”、“灵魂的工程师”的字样；在广播里听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听到了苏联解体。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些事情对个人会有什么影响，但随着年龄越成长，开始明白这些事情实际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完全地影响了。就是说我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个人，但等你成长成为青年、进入社会之后，开始发现这些事情在不断地影响着你。不论从思想上还是行为模式上都有影响。
记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胡赳赳：一个是你对世界的认识，它影响了你；你对进步与倒退的观念，它也影响了你。比如说我会觉得某些事情是进步的，某些事情是倒退的，有些事情造成了世界均衡的格局被打破；一些思想性的东西，它也在影响你，有些你以前认为是“是”的东西，现在你发现它是“似是而非”，你以前认为是“非”的东西，原来是真理。像这种东西对人的影响就特别大。你自己会知道，你自己会判断。你就会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美的，什么东西是善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丑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什么东西是恶的。关于这些东西的思考，你慢慢就形成你的观点。
中国它不简单的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地理上的一个边界的概念。中国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韩国和日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实现在最好的中国的文化全在韩国和日本。他们是可以把它保存下来的，中国自身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国跟传统的文化已经割裂了六十年，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超级中国”的话题中所涉及的近三十年时间，已经是割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年，已经不再那个主题里面了。所以有很多我们已经失落掉的东西是我们现在无法谈论的。如果要讨论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只有一个命题：面向西方，全球化。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就是说你不是一个输出大国，你是一个输入大国。
记者：在收纳和引进。
胡赳赳：对。我们引进了消费主义，引进了后现代思潮，引进了全球的大品牌，引进了生活方式，引进了流行文化，引进了好莱坞……这种东西真正的是在变成中国的现场。中国现在是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实验室。是第二奢侈品消费大国。你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有活力，它就是一个大的shopping mall，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就是邓小平一句话，三十年变成一个大的超级市场。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头。安迪•沃霍尔说过一句话：百货商场也是一个博物馆。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百货商场里头，在中国这个博物馆里，肯定也有一部分东西能够进入历史。那么你看有些我们以前反对的东西，现在我们在拥护，以前我们赞成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屑一顾。就是说很多观念在这么一个场合下面，很多很多元的很丰富的东西都在这个现场发生了变化。
谈中国必须谈北京，凡是在北京经历的东西都能够在外省经历，所以北京就变成了中国最中国的一个部分，变成了中国的中心。要说超级中国的演变，只要看北京三十年的转变就看得很清楚。
中国这三十年理想主义消失了。我们十八岁、十六岁之前的理想主义消失了，我们纯真的一面消失了，感情变成一个很奢侈的东西，交情也是这样，大家认为交情是“我给你了你一定得还我，你要不给我下次我不跟你来往了。”不存在交情。就像潘石屹说的“老友越来越少了，新朋友越来越多了。”这是一种蜕变，“蜕”就是你要蜕一层皮，现在中国人正在蜕自己那一层皮。
记者：你觉得这种“蜕”的现象是好，还是？
胡赳赳：必须蜕。这是一拨人必须完成的东西。从农村走到城市，把城市化变成中国的主要部分，把十亿农民现在消化成现在的七亿，这个功劳很大。城市化的问题当然得整个都改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现在应该变成台湾那个电影《晚九朝五》，晚上九点钟醒来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睡觉——整个现代文明跟农业文明的形态不一样。
我们现在很可怜，所谓城市化的本质就是水泥化，我们在水泥里没有一点光照。它完全把你的生物功能紊乱了，看不到太阳，没有风，不在大自然之中——人太伟大了，完全脱离了大自然。城市这个东西就像在地球上的一个肿瘤，水泥消失不掉，降解不了。所以你该得的病就一定会得，你该忍受的生活方式一定得忍受，包括你的心灵的交流也一定是孤独的。
现代人孤独得厉害，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跟同性朋友勾肩搭背过，上学的时候不都是一群人搂着光着膀子吗？男生跟男生搂着去打球。现在不敢，怕人家说你是GAY。大城市提供的自由度、伸缩度特别大，但大城市同时又孤独、自闭、冷漠、荒芜。水泥不长草，当然荒芜。这同样会影响到你的整个心理和生理状态。
一个人每天的时间都被分割给无数人，然后每个人都变得不完整，没有时间属于自己。这个东西你不调整过来，所有的机能都会改变。我们所有的现代医疗所牵扯的病都是现代病，古人得病养一养就好了，但是我们现在调养好了OK了过几天又坏了。现在哪个人不是亚健康，没有不是亚健康的人！压力大——你有老板吧，老板有指标吧，那你就有压力啊。谁愿意活得有压力啊，但是你要谋生，谋生多艰难。苏东坡那时流放到黄州，从上班的地方到住的地方就一段坡，黄泥坡，一里半。他穿得跟农夫一样的服装上班，要想睡觉就拿个椅子到树林里睡觉，天黑了旁边那个种田的农民就喊他回去，“天黑了回去吧，免得着凉了”，晚上跟朋友一起打点酒打些鱼，在小船上喝酒，每到周末就到山上拜访寺庙里的老和尚——这种生活现在有没有？完全没有了。那时的生活质量多高啊。我们现在什么生活质量？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
记者：你一直以来都很关注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它可能是个更敏感的点。在你看来摇滚乐这么多年来的变化是怎样的？
胡赳赳：我是一个摇滚乐的听众，我热爱去听，但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
第一次听摇滚乐是听崔健，那时我才五岁，看见他在电视里一出来，我操，我整个人后背像一根筋被人抽走了！那才几岁，上小学，唱“脚下的地在走”，我整个人就飞了，就HIGH了。从我家背着个书包摇摇晃晃穿过一条街去上学，路上自己就会唱。听《一无所有》的时候，感到整个人“咣叽”一下——歌也可以这样唱！那个时候老师很反对，初中语文老师就说“你看那些人，歪着脖子唱歌，还蒙块红布”——他边说还边给我们做示范——他很反对摇滚乐的。
到初三，上高中，就开始听郑钧，张楚，张萌萌那帮人，魔岩三杰那一拨，黑豹，还有我很喜欢的天堂乐队。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九九四年真的是中国摇滚乐的鼎盛时代，一拨一拨地出人，但现在剩下的没几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城市，就开始有摇滚乐的走穴了——黑豹、鲍家街、还有零点，每场我都去听，很奇怪，我总是不买票就混进去了。
上大学的时候听摇滚演出，我给当地的报纸写乐评。没稿费，就送你一张卡——这个栏目是一个音像店赞助的，那张卡可以换一盒盒带，我就为了那盒盒带每个星期给它写乐评。2000年来到北京之后，能采访到郑钧、罗大佑、许巍，能采访到很多人，包括现在最流行的阴三儿。他们有的能成为朋友，有的能成为同道，有的很聊得来。
现在摇滚乐衰亡了没有？我认为没有，完全没有衰亡。因为它是一种精神——切•格瓦拉的精神也是一种摇滚精神。只是我们现在本土的摇滚音乐人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市场，不足以支撑大家的耳朵。所以大家愿意去听枪炮与玫瑰，听老鹰乐队，听滚石，听一些别的东西。摇滚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变得更广泛了，宽泛的在吸收。这种叛逆不仅仅属于年轻人。叛逆的东西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天生的一种激情。这种精神会延伸到方方面面，延伸到你的生活方式，延伸到你的审美，延伸到你的为人处事，延伸到各行各业。就跟诗歌一样。
记者：从一九七几年到现在，国内整个艺术圈的变化非常明显，包括作品的外在和内容。你作为一个看者对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胡赳赳：我在798顺手做了一个展，顺手主要原因是：当代艺术看起来好像很高，但他们玩的那套感觉是在玩人剩下的东西。无非是现在物质条件好了，经济水平提高了，有人玩收藏了。收藏的附加文化价值高，带动了对艺术的热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当代艺术在中国能够跟国际接轨，这挺好。艺术家本身也具备历史学家的特点，你去了解一个国家肯定先进历史博物馆，进博物馆主要是看画家画的画，以此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它有着记载历史文化信息的作用。我们现在一看就是大脸、龇牙咧嘴——噢，原来中国人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应该有一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现象出现。
艺术的盛行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从798、宋庄开始带动全国，使每个主流城市都有自己的艺术，而且把这当作跟国际接轨的一种方式。现在什么好卖画什么，你现在画毛泽东像还能卖得出去，别说他们做，你做都卖得出去，这个东西就是有市场。它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你可以做多少个卖多少个，你把欧美卖完了再卖亚非拉，全球这么大市场呢。这就是市场化。但它的学术性是弱的，所以你需要找到一个平衡。
我觉得一个好现象是大家都有钱赚，对艺术家而言真是一个好现象。我对艺术的一个判断是，中国这三十年里的后十年是“显文化”，对文化进行谈论、讨论变成了一个人们感兴趣的事情。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审美、素质都太差——你想，文化考试不及格在艺术里混的那些人，刚一毕业就要当画家，还有很多投机的和想试一试的人。所以金融危机是一个好事情，把这种人淘汰掉——以前搞装修现在来画画，画卖不动回去接着搞装修，当老师继续当老师，不画画了。很多人是喜欢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整天摇摇晃晃，交朋结友，过着古人式的生活，喝酒、交友、谈论艺术，太舒服了！很多人是被艺术家这种生活方式所吸引进去搞艺术的。不用为生计去发愁，有好多策展人找你出国办办展、旅游，画廊还求你，作品有人收藏——他们非常舒服。我觉得他们那样挺好，反正比诗人好，诗歌卖不动啊。
记者：你觉得中国这三十年间最超级的事或者人有哪些？
胡赳赳：超级不靠谱，超级荒诞，超级西洋镜……
超级不靠谱这几年是越来越多，看什么都觉得超级不靠谱。你还能相信你周边每天都在吃的东西吗？超市里的那些能吃吗？吃的都是二号，二号是他们的行话：正宗的原品是一号，假冒伪劣的是二号。买手机有行货水货，吃的也是。山寨，一样的道理。唯一靠谱的是神六神七上天。那个东西搞不了假，别的东西一概不靠谱。基因生物技术是最不靠谱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复制自己，完全违背了自然法则，你怎么知道他出来的是一个潘多拉还是什么！完全无法控制。超级不靠谱，挺荒诞的。
用物质的繁茂来掩盖我们的秩序。物质繁茂跟你这个人的需求根本没关系，一个人一天无非消耗那么多能量，睡八个小时。干二十四小时活你能干多少东西，你能消费多少东西？我不知道现在人为什么不以质量取胜，要以数量取胜。交个女朋友都是“我有多少个女人”；手机要不停地更新换代；房子也要越换越大；车子要越换越好。这种攀比不是为自己活，完全是给别人看。
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中国仍然是最“形势大好”的一个。至少大家都饿的时候你还能吃个半饱，这当然是形势大好。但是“人心大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太自私，只为自己，自私且短视。做事荒诞、不靠谱、反人性会造成很多恶果，这恶果是这一代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再一个不靠谱就是潜规则。潜规则与经济学的一个理论一致，叫“劣币驱逐良币”：如果在市场上，大家都使用假钱的话，就没有人使用真钱。真钱会越来越少，大家会都用假钱。以前的银子，十两是十足的十两，现在大家都用八两代替十两……潜规则也是一样，潜规则有一天会变成明规则，然后更恶劣的东西就变成潜规则了。人的道德就会一点点变坏，然后就又有潜潜规则出现代替潜规则了。道德尺度慢慢下降，事情就越来越变本加厉。这就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
潜规则说白了就是假冒伪劣——当官的腐败是假冒伪劣；用LV包有假冒伪劣；用手机也有假冒伪劣，都是山寨……
潜规则统治中国，好人也会变成恶人，因为你不作恶的无法生存，你不同流合污你怎么搞啊？你跟我都不是一个战壕的。我可以跟别人不一样？你可以做隐士，但是在现代社会大家都合作的时候，你能吗？就好比我是记者我出去参加发布会，我不要红包，以后谁敢请你呀？现在当一个人很难。有的是狠人，像狼一样。前几年流行《狼图腾》，狼性，很可怕，当狼性变成民族性的时候，狼性取代了人性，变成了中国流行的一个文本。荒诞不荒诞！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需要反思整体的道德水准。我不是一个卫道士，我也喜欢吃喝玩乐，我也希望过得比别人好，但我希望有尺度。你不能说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太突破底线了！只有打橄榄球的时候那样吧？我不喜欢橄榄球，没有规则，把那个球抢过来扔过去。我不玩这个游戏。
我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李敖说的那八个字“形势大好，人心大坏”。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