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昆明，毛旭辉与武俊、贺立德、张晓刚、叶永青、刘涌。
编者按：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艺术家毛旭辉与当下热闹的艺术圈总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2010年12月9日，毛旭辉个展《川逝：大毛的艺术》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幕。此次由炎黄艺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展览，是毛旭辉从事艺术以来的首次历史性总结，它完整、体系地呈现了毛旭辉的艺术创作，让人们对于这个身处西南的艺术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正如在作品中对于生命内在以及人类本质情感的表现，毛旭辉热衷于抛离浮躁的社会表象而对时代进行深层的心灵观察。《心灵之路》一文是毛旭辉在1989年完成的一篇心灵日记，此文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艺术家对于时代变迁在心灵层面的解读。
1956年6月一个早晨生在重庆的我，是由一个农村妇女奶大的，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有一个慈爱、丰满的妇女形象。母亲说我的奶妈是最理想的一个，奶水多，而且人善良。我长大后，奶妈还来看过我。那正是我调皮捣蛋的年纪，没有认真记下奶妈的面容，依稀记住的是一个短长发的、微笑着的、健壮朴素的农村妇女形象。父母亲在我生下后3个月就到云南昆明来支边了，3个月的我随着他们乘那种烧天燃气的车行驶了近一个星期才到达云南。应该说到昆明后一直到上小学二年级这个期间，是我至今为止感受到的最幸福的时光了。无论是环境还是生活状况都是美好的。我常想，我之所以始终对云南特有的晴空和巨大的云块以及红土山包、深色的桉树怀有永久的激情，是源于那个时候。父母任教的学校就建在昆明的北郊，背靠着红土山包和石头山，学校真大，有水库，有教职员工开垦种植的大片包谷地、菜地和一排排的向日葵。绿色的瓜苔到处蔓延，草地环绕的运动场十分宽大，那是放风筝的地方，幼儿园就在水库附近。水库四周是浓密的柳树林带，夏天树杆上爬满成片的毛虫与树皮的颜色十分接近，很刺激。水库里养着鱼，逢年过节就捕一次鱼，先用炸弹将鱼震昏，然后用网捕捞。每次打鱼，教职员工、家属都挤在水库上，像过节一般热热闹闹。那时的玩场可多了，养兔、养蚕、打麻雀、开野仗、爬上桑树吃桑仔，又甜又大的紫黑色桑仔把嘴染得就像涂了紫药水一般。躺在包谷地里啃包谷杆，每次不是撕破嘴皮就是划破手。然后用包谷杆和葵花杆做枪炮，打野仗、互相追逐，掉进粪坑里的事时有发生。唯有星期天是件麻烦事，大人硬要我们穿上新衣服跟他们进城逛。每次都必进一次百货大楼，然后上电影院，几乎每次看电影都是熟睡在母亲怀里结束的。
在我上完二年级后，父母调到城里的机关工作，于是，我们进入了都市孩子的行列。过去的天地一下子失去了。现在每天得在大街上走，看着人行道上呆板的银桦树，一样的粗细，一样的高矮。水泥地面硬邦邦的，没有一点起伏。那时人口还少，街上也不拥挤，汽车也没有什么花样。
进城后没过两年，世界发生了一连串的新鲜事。开始是破四旧。我那一皮箱喜爱的连环画，大多是《三国》、《水浒》、《西游记》全被交到居委会一把火烧了。学校停课，一夜之间，屋顶、电杆、水塔上长出了灰色的高音喇叭。机关礼堂几乎每晚都在集会，路边树起了大批判专栏，地上、墙上、柱子上、厕所都刷满了革命口号。火烧、炮轰、拥护和反对……够热闹的，愉快的是居然不上学了，老师、校长们显得灰溜溜的。我们常去帮助机关的大人们去抄写大字报，骑着三轮车，提着石灰桶，拿着排笔上街写标语，想在哪里写就在哪里写，管它什么主义，那些字眼我们根本不懂，完全图个痛快、挥洒，很出风头。那时干过的革命工作真不少，印红袖章、刻蜡板、印发传单，那是一些狂热的日子。运动了，孩子们完全陶醉在游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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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毛旭辉与张晓刚在昆明和平村2号工作室。
红卫兵串连之后，要建立红太阳广场，文化宫被炸毁撤除。这件事多少使我感到一些困惑。文化宫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遛早冰、露天电影院、图书馆……这下全报销了。从那时起许多东西都报销了。父亲莫名其妙地就不准回家来了。母亲性子开始变得急躁，常打我们的耳光子。吃肉、吃菜都特别难，油又少，买米搭杂粮，包谷面够难吃的，还有老吃不完、泡不完的干蚕豆，甚至常常买来的不是米而是谷子。那时的可笑之处就在这里了，一方面日子过得一团槽，另一方面家里人成天在为什么主义、什么兵团、战斗队争风吃醋，吵来吵去。我当时，只要听到哪个兵团的名字取得响亮就支持哪一派，纯粹是形式上的选择。那时我们能懂得什么，我们几乎成天在大街上逛，常常插进**队伍，跟着裹着红布标的宣传车呼口号。其实我们哪一派也不是，哪一边都不会认我们这些“小杂种”。那时看连街而立的大批判专栏，就象今天看美术展览一样，不过比看美展要热闹自在得多。那些大幅的刊头画真带劲，黑线、黑块，加上大红色，以及那些超自然的动态和夸张的表情，都是令人难忘的。这些卡通式的“表现主义”是那个时代有力的象征，它对中国那以后许多年的美术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它所造就的结果是令人厌倦的，不过在少年时代所看到的那些最初的“民间形式”是充满魅力的，很难说有一天它那种形式还会对今后的艺术产生某种奇怪的影响，谁知道呢？！那个时代从声音、音量、腔调、用词、造型和用色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且不管那里面包含着多少愚昧、盲目的热情，“形而上”式的疯狂，单从形式上看，它的可爱大于它的愚昧。
令人厌烦的是在那种形式下，掩盖着的是生存的基本事实，一个庞大的种族陷入在一种难以置信的狂乱之中。在当时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简单，仿佛世界被魔鬼操纵了，人们的生存被置于一个精神极度紧张与夸大和低下生活水准并列的框架上。这导致了极不严肃的宗教浪潮的产生，亵渎了所有的人和神。当人们逐渐从一种新鲜的亢奋状态上跌落下来，那些被玩得过火的形式就像一出出滑稽戏，便感到有点活受罪了。当你亲眼看到神圣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无所谓，偶像露出人的本性，人崇尚的东西逐步变为危及自己生存的对象时，必然觉得这个玩笑的确开得太大了。在我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当它拉下帷幕的时候，心灵被抛在巨大的虚空和巨大的生存荒诞感中，这可怕的力量构成了我的人生观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厌倦了所有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宗教把戏之后，实际的生活是极其枯燥和乏味的。革命成了禁欲的代名词，人的正常生活还剩下什么呢？！在文革十年中，是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的，私生活就如同犯罪这种印象在年青的心灵中是太强烈了。还在70年代初，14岁半的我中学毕业后分到百货公司一家鞋帽批发部当搬运工，每月挣20多元钱，是很自豪的事。那时每天劳累下来，晚上必须参加政治学习两小时，疲倦的工友们坐在昏黄的灯下，读着天书一般的社论，调子永远是那么高昂，以致我现在一听到什么高昂的论调就会想它肯定是那个时代的私生子。读完报纸，也总是那么几个老职工发一通不沾边迹的体会，然后就是集体沉默和静坐，一直熬到点，大家才夹着饭盒回家睡大觉。这种难以忍受的日子，周而复始地延续了几年，我的青春年华的每一个夜晚就这样奉献给了“上帝”。在那极度封闭的日子，有一天从一个拉小提琴的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名为《给初学者的几封信》的书，是一个苏联人写给自学绘画的青年的书，内容浅显易懂，而且语气十分亲切。我开始认真做点事，大概是读了这本书以后的事。以前在学校里也胡乱涂涂画画，但这时才发现那些简直是儿戏，于是开始比较正规地学起素描来了。那时我已从搬运工提升为仓库保管员，专门管理皮鞋，这样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又多了一些。在仓库里腾了一个角落，摆上静物，开始了严肃的自学生涯，做起学问来了。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绘画带来的乐趣是令我感激不尽的，但感谢谁，一点不知道，也许是真正的上帝吧！面对一堆静物，一张白纸，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感觉和思考，一切靠自信和毅力去完成。把报纸、社论、最高指示抛在一边，因为那些东西不能帮助我们对生存有起码的理解，引起的只是精神的困倦和烦躁。在绘画的世界里有着多么纯静的空间，这是一种普通的幸福
毛旭辉 .《圭山妇女》 .布上油画 . 85.5×128.5cm.1984年
新的生活开始了，逐步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知音和画友，去拜访当地的知名画家。昆明的画家群中，有一大特点都爱画风景，共同地表现出与印象主义相同的兴趣，这也许是由于这里气候温暖，四季如春的缘故。常听到一些画家说，昆明的阳光同巴黎的阳光一样的灿烂。大家都酷爱在户外作画，像真正的印象主义者一样，崇尚的是光、强烈的调子、笔触的生动和画刀的随意使用。圈子里传着一本介绍“印象派画史”的书和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的教学笔记。当时看到最多的印刷品仍是苏联画家的东西。灰调子是最正规和尖端的课题。那时我已放弃了呆在家里啃静物的“禁欲主义”方式，有空就往郊外跑，在大自然里作画，失去多年的童年时代的欢乐又回来了，一时间又成了万物的儿女，远离了城市里沉闷的政治喧嚣，写生就如同政治避难。
70年代末，我也算是个幸运者，考进了云南艺术学院学习油画，似乎梦寐以求的东西即将到手，但那是什么，心里一点不清楚。在大学里经历了从对列宾、苏里柯夫的崇拜到怀疑的痛苦过程，对他们的热情最终坚定地转向了印象主义和欧洲绘画，特别是凡高、塞尚和高更，不过这已是三年级以后的事了。无论如何那时是不可能树立起什么艺术观念的，重要的只是学习、了解，而不是创造。但学什么？前面没有什么明确的东西可模仿。资料欠缺，不要说原作，就是印刷品都难看到，关于美术史的知识几乎等于零。那时作画只有同学之间的互相参照，气氛是沉闷而单调的。学院只提供了时间和极其有限的条件，目标只有靠自己去确立了。
大学里的生活，往往还给予人一种假象，仿佛每天不断地画人体、画习作就是绘画的全部了，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答案。在三年级的时候，从图书馆里借到一套书，一下子将这个假象撕破了。这套书是苏联现代作家伊里亚-爱伦堡的自传《人-岁月-生活》，一共6册，但中国只翻译了前四册。此书内容丰富，主要谈到了他的一生的创作经历和对艺术以及现实的思考。他一生接触过许多20世纪重要的艺术家，他用亲切的笔调记叙了那些往事，并一一对那些艺术家的作品作了评价和思索。那些艺术家的名字排列起来已是现代艺术史中最辉煌的部分了：莫迪尼阿尼、毕加索、马雅科夫斯基、郁特里罗、帕森、苏丁、里维拉、马列维奇、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20世纪初在巴黎过着冒险生活的那些欧洲艺术家几乎都涉及到了。我当时觉得这书名应改为《人-岁月-生活-艺术》更恰当。它使我大开眼界，看到光怪陆离的现代艺术，是如何呈现在那个时代发生的各种事物和艺术家个人生存的境况之中，问题容易理解得多了。书中另外引人兴趣的是对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文学艺术界的情况的叙述和分析。革命的成功只是建立了工人政权，但并没有解决好意识形态的问题。艺术被改变成宣传品，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受到排斥，甚至迫害，这些与我们的现实发生过的情况是多么酷似！我们不是每天都在目睹一批粗制滥造的宣传在吞噬人们的精神世界吗？虚假平庸的货色一再受到官方的抬举，真正的生活被搁置一边，无人问津，所谓的艺术家们也很少关心眼前的真实存在。生存中的焦点和困惑堆积着，而艺术却撑着一只破船不断重复地唱着高昂的调子。这种虚假长期凌驾于真实存在的状况，实在令人作呕。艺术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艺术真正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人们之所以需要艺术，是因为艺术与政治有所区别。但可悲的是，艺术作为政治工具己形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事，这种恶习严重毒害和愚弄了人们的审美能力，也令画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推进那个精神屠手的行列，他们当中有老的、中年的、也有我的同辈人。
毛旭辉 .《红色体积》 .纤维板上纸板油画 . 79×105cm.1984年
现实的困扰是一个学生气十足的小伙子无法回避的，学院不是一座伊甸园，而艺术也非远离人间烟火的供品。当时已面临毕业，其实心早就呆不住了，渴望投身于一个独立创造的空间中，做一个艺术家，而不是成天只会埋头完成作业的三好学生。
1982年初春终于毕业了，又被分配回百货公司，和过去所不同的只是不再当搬运工或保管员了，而是去为一家商店写广告，如一次性削价的招牌。一时间又变成了星期日画家，心里或多或少充满着一种又被观实抛弃的感觉。这样也许更好，当存在已受到明显的局限，心灵只有更纯粹地迈向艺术世界，这是唯一的路。让心灵去自然选择的时候，更是如此。那时开始广泛地接触各种现代文学、现代音乐和哲学、美学的问题。除了吃饭，钱几乎全消费在了买书、买磁带上。海明威、索尔-贝娄、斯特林堡、赫曼、黑塞、海因里希、伯尔、卡夫卡、加谬、叶芝、艾略特、庞德、里尔克、马尔克斯、博拉赫斯、毛姆、安东里奥、费里尼、戈达尔、马勒、斯特拉文斯基、瓦格纳、理查德-斯特劳斯、肖斯塔科维奇、拉威尔(这样的名单可以长出一长串)步入了我的精神生活。我怀着狂喜的心情与这些大师一道共享着人生的美酒佳肴，经历着他们灵魂的痛苦和欢乐。一时间我又得感谢我那倦怠的工作来了，它提供了大量的时间给我读书、买书、逛街和作笔记，还有写诗。每天呆在一间老旧的办公室里，胡思乱想，去接纳各种精神的信息。吃饭在伙食团里随便对付，晚上就用来画画。那期间．几乎所有的画都是在晚上10点钟以后完成的，到星期六就可以放任地画个通宵。那时已摆脱单纯画画的“军事”观点。现代艺术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从哲学到艺术品，从社会到生活方式都是密切结合的，没有谁是远离现代文化、社会文化和社会背景单独作战。爱德华-蒙克和斯特林堡、波德莱尔和库尔贝、毕加索和斯特拉文斯、阿波利莱尔和莫迪尼阿尼、左拉和塞尚，所有这些第一流的艺术家都是那个时代的居民，不是流浪汉就是冒险家兼酒鬼。黑尔克曾是罗丹秘书，海明威在斯泰因夫人家做客的时候还是个无名小卒，也许只有卡夫卡这个奇特现象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历史地、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被一度称为洪水猛兽的现代艺术和思想，一切都显得通情达理，并非是另一星球的异物。特别当他们触及到我们的灵魂，把我们弄得自惭形秽的时候，你还能说什么。我发觉人类之间实际有着那么多内在的相似性，但在外在形式上又有着很大差异，正是那些内在的相似性使各种族、各制度、各历史阶段以及远古人的精神之间有了一种永恒联系。人的精神并不孤独，人类作为地球生物能整体地存在着正是依靠心灵的力量来支撑的，而这种心灵的力量能超越时空和任何形式的界限，不管这种界限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心灵都将超越它，承担起人类共同的命运。而且人类还将依靠这种力量去与宇宙发生更多的联系。艺术正是这种力量的传播手段，是心灵的守护者。
同年自费到北京看了美国韩默博士的藏画展和德国表现主义画展。当时的激动不压于当年红卫兵去见毛主席那样的心情。我曾记到：怀着一种急切的愿望，面临一个巨大帷幕的拉开，将展现出早已熟悉的大师们的真正面目，我力图使自己安静一些，不要因为激动而丧失最初的新鲜感受。那对我很重要，就像教徒在遇到关键的时刻那样，默默祈祷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让它赐以我敏锐的感觉，不要因强烈的震动而丧失自制。这是一颗干涸的心，一个油画专业毕业的学生，没有见过一幅大师的原作，那种悲哀和欣喜强烈地搅在一起。也就从那时起，结束了印刷品对我长期欺骗的历史。伦勃朗、柯罗、高更、凡高、莫迪尼阿尼、苏丁、德朗的原作给了我永久、难忘的印象，可惜没有塞尚的作品。其他印象主义大师的作品，仅仅是让我消除了神秘感，因为当时我们与这些大师绘画的方式和取材都太相似了，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给我刺激不小，在这里艺术离人的灵魂是如此之近。在这里一般享受的概念已不存在了，心灵不安地震颤着，且被一次次撞击到真实的、本质的充满恐惧的悬崖上，在那一刻除了喘息，已不能思考。
1982年这是心灵的一个开端，在体内萌动的种子即将破土而出，那就是真诚地面向人性和生存的苦闷。除了真挚的痛苦，幼稚的绝望，已没有甜蜜的东西。这一年又碰上几个同路人，从四川回来的张晓刚和从东北来的潘德海，三只荒原狼几平是同步地在向一个真实的存在挑战。形式的选择并不重要，关键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点上看待世界，生存还是梦想，无时不在困扰着心灵。每周末的狂唱滥饮之后的精神呕吐，除了宣泄内心长久的苦闷，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那时信奉的是苦涩、大气、永恒。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两年，各自的房间里已换了一批又一批的画，谁也不示弱，都是硬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画根本打不进官方展览，因为从形式到内在的表达都与官方口味格格不入。这些画除了给朋友看，更多时候是给自己看的，是为安抚自己的心灵而作的，是长时间面对灵魂的产物。除了画，还有一大堆灵魂波动的副产品，十多本笔记、速写和诗歌，总之是到了该亮亮老底的时候了。也不知是哪天在酒后大家自然地谈到了要办自己的展览，不与其他人搅混在一起，不能再搞那些不伦不类的东西，要保持纯粹。不久机会来了，在上海读书的昆明小伙张隆回昆明度假，偶尔看到这几个魔鬼的作品，大声叫好，表示一定在上海想办法联系展厅，大伙儿一起隆重推出。说干就干，没有钱就去打工挣钱，挣不到就去借。在85年初夏之季，万事俱全，我和潘作为搬运工将一百多幅的作品，共八大件弄到了上海。做广告、布展、发送请柬都是自己的活计，上海参展的主要艺术家候文怡女士为展览取名为“新具像”。
1985年6月22日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首届“新具像画展”在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开幕了，紧接着7月16日展览又搬到南京市卫生教育馆继续展示。
“新具像画展”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是以后的事了。对我们来说，展览办成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普通的说法就是做了一件想做的事情，并没有去多想它能得到何种评价。在85年的中国既使有这种想法也是白搭，反精神污染的呼声才平息不久，不把你打入污染之列就算是好运了。上海的一些观众热切地说，只要不被查封就是成功的了。当时大家的确是担了不少心，用权力来干涉学术问题不是没有先例，但这些只能听天由命了。说到底，对现实我们能期望什么？！我们不过是一群星期日画家，在展览结束不久，我曾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怎样，我们每天都得为生活奔波，为事业苦恼，被艺术诱惑。因而共同坠落在生命的巨大深渊中，它的终点是死亡。有时反省自己为何画画？为何办展览？是为了艺术吗？！有时得出的结论似乎不是。这是一种生存方式，并不是为艺术本身。而艺术本身并不是艺术。它是什么呢？！隐没在艺术帷幕之后的是生命，一个宏大而微观的世界。我感到它是一座巨大的山巅，耸立在体内，诱惑我去攀登它，它存在我的意识之外，它往往使我出乎意料，使我困惑不安，我不断地体验，不断地发现，但我还是说不清楚。也许我能说清的时候，我的生命便面临终点了。画画、办展览说简单一点，仅仅是做了一个人想做的事情，是身不由己的，至于产生什么其它影响是另一个问题。画画和办展是一个证明自己存在的时刻，是一次认识自身的机会，是发现自我、暴露自身的过程。那隐没着的除了黑洞，那穿着外套的赤裸的身体，它从各种思想、观念的暴力中解放出来，从概念的烟雾中显露出血肉，从人生的荒诞中发出尖叫。它向我们显示，它是世界的一部分，尽管渺小，有时甚至可悲，但它符合自然的理性，是自然永恒的形式。它每一次出现就给予我震撼，将我击倒在地，我无言以对，变得不堪一击。它改变着我，我将它视为捉弄，但我无法拒绝，说实话这样的机会，人一生并不很多。而我们长久地生活在平庸愚昧之中，生活在各种文明的套子里，然而那一切是多么虚假而无用。远离着目标，远离着彼岸、远离着灵魂……”。艺术就如同一项宗教活动，现实的麻木无非是提供着迈向心灵之途的决心。这是生存的必由之路，也是存在的最佳选择，我们还能干什么？！当面对云南高原的静寂和神秘，面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个人的生存算得了什么？！个人的价值从来也算不得什么！四人帮垮了，开放了，但开放的过程并非是人们内心期望得那么轻松自如，它将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过去的阴影并不是随着它的倒台之日就消除殆尽，它还要今天的人去继续承担。偶像在某一天变为笑料，毁掉的是崇拜者的热情和生命。出路在哪里？唯有艺术这超越时空的幽光在地干线上忽明忽暗地闪动着，诱导着心灵，向它走去。也许那就是人生的希望和价值所在，也许什么也不是，也许那又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欺骗。不过，它像一只蓝鸟，是令人神往的，面对它，种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将被揭示出来，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面貌，我们的本质力量，我的丑模丑样，因为它来自心脏和血，肉之躯，来自生命本能中最潜在的与大地星空一道震颤的呼唤。生命，它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粒意识到它的种子。
1985年的自发行为正在公正地被写入历史，但心灵的自发行为可以追溯到生命的初始，也许还在更遥远的过去。如果今天感到有所幸运的话，这要感谢生命，感谢历史，感谢那迫使心灵起来寻求自救的邪恶力量，感谢平庸，感谢那一连串想毁掉人性的光阴。最后我只想说，心灵之路是一部写不完的历史。
【编辑：李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