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公共事务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大部分男性艺术家的天性使然
记者：刚刚读完了你最近出版的小说《1988—我想与世界谈谈》,这让我一下子联想起了美国作家克鲁亚克的《在路上》。你怎么看待这两本书在写作背景、内容、人物等方面的区别与关联？
韩寒：我有一本《在路上》，但我没有读过。其实我不愿意过多地去说自己的新作，让一个作家去解析自己的小说总是特别傻。它应该是空白的，让读者任意评说的。我不能告诉读者你该怎么读，哪里有个什么伏笔，哪里是什么寓意。
记者：你的小说主要还是年轻人读，但你的博客的关注者更为广泛。有一个学者说，“一千个教授抵不过一个韩寒。”这句话你听说过吗？你个人是什么感受？
韩寒：呵呵，这只是一个玩笑话。教授中也有非常不错的，就像大学生虽然软弱，但也有猛的，无论如何洗脑都无法改变人类的多样性。你要说开赛车，那自然一万个教授都抵不过我，要说写文章，他们可能未必写得有我好看，但很多教授的书给了我很多启发，无论是正面启发还是反面启发。
记者：人们经常会拿你和郭敬明相比，你曾说，你对郭敬明没意见，而是对“郭粉”不满，而“韩粉”的素质要好许多。
韩寒：哈哈哈，我对他和他的读者其实根本无所谓的，他就像隔壁的一个傻孩子。当然，他其实要比我精明很多，我每次回家，看见他站在家门口打弹子，我自然调戏一下。
记者：大约十年前，你曾被某些媒体称做“叛逆青年”，这些年你又被称做“意见领袖”。你认同这个定义吗？这个转变过程的轨迹是怎样的？
韩寒：哪有什么意见领袖，我其实希望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作家，甚至艺术家。这么说可能挺装逼，但事实上，在大部分国家，艺术家就是扮演着对公共事务参与和发言的角色。但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导致你如果对此发言了，是左右不讨好的。向着官方，你就成了五毛党和御用文人，不向着官方，你又往往会变得有些敏感，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阻力。所以大部分国内的作家选择避而远之。参与公共事务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大部分男性艺术家的天性使然，这也会帮助他写得更好。
记者：我注意到，以前你参与几次动静很大的网络争斗，但是近两三年以来，你几乎不再回应更不会挑起纷争，比如前不久围绕李戡（李敖的儿子）的问题，你以“女性全年龄段、70岁以上的老人、20岁以下的孩子”为理由不做正面的回应。为什么？
韩寒：因为我看不上眼。
记者：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有网友失望地说，“韩寒为什么还没出来说话呀？”这种时候你会介意吗？
韩寒：这件事情已经有了足够的说法，我再多说几句无非让人解解恨而已，大家观点统一，我就无需重复阐述。
记者：从你的谈话中看到，你对现代派诗歌似乎不感兴趣。现代派诗歌是与七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比如食指的《相信未来》，比如北岛的著名诗句“我不相信”。你理解的80年代是怎样的？
韩寒：我不感兴趣，但现在未必反感。事实上，所有有韵律的文字一分行都可以叫现代诗，我不喜欢这种门槛很低、但可以获得与之不对应荣誉的事物，就好比越野赛一样。但是要写好文章，有诗感是特别重要的，你的句号和逗号都是有生命的，你的长句和短句都是有灵魂的，现在的小说家和杂文家就是没有诗感，最没有诗感的可能是不少诗人。
记者：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说起自己思想启蒙的经历，大多会谈到读书对自己的影响，比如，政论—德尔拉斯的《新阶级》；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俄罗斯和前苏联。对你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是什么（可以是正面影响，也可以是负面影响）？
韩寒：对我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是学校的政治书。当然，是负面影响。可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如果想糊弄人，政治书也要与时俱进，说谎的艺术也应更加高级，用几十年前的论调来洗当今的脑袋，那不是把学生当傻逼嘛！结果洗脑不成，让人徒生反感。这也是我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给他们的一个善意的建议。
记者：你一直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如果你有了孩子，将来你会把你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吗？如果不送，你怎么让你的孩子逃避现行的教育体制？
韩寒：不会送到国外。因为孩子需要磨砺，需要困境，需要知道生活的艰难，生来的不公，世道的虚伪，人心的险恶。学校显然是个符合以上要求的好地方。不经过中国的学校，怎么能够经得起中国社会的磨练啊。
【编辑：李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