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飞云
他是中国古典主义写实绘画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教授，同时又是一个儒者；
在艺术创作的态度上，他奉行踏踏实实的搞艺术创作，追求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和真实感；
在艺术创作的功能上，他强调一种关爱的情怀；
在艺术家的职责上，他笃定的认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在生活的现实里寻找美感、神性；
在古典艺术被边缘化的今天，他仍然孜孜不倦的追求古典，这就是他性格中的坚定、持重。他凭借着自己这些可贵的品质为人作画。
他就是杨飞云。
30多年来对绘画的探索使杨飞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他注重个人的感受力和情感上的体验，弱化情节，淡化人的社会属性，看重画面的艺术感觉和人物的内涵。他热衷于描绘青春美丽的形象，向往超然的美感和宁静的意境。“写实绘画是超越画面本身的，写实是一种表现力，是一种手段，是一种语言。如果仅仅为了表现一种真实，没有任何意义。写实绘画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种绘画意境被很多人所迷恋。他的女孩形象深入人心，勾起了很多人对纯真、善良、美好感觉的向往，应该说杨飞云的绘画拓展了古典主义的绘画内涵，开启了一条独特的艺术创作之路。
杨飞云的艺术之路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文革期间，在铁路大厂当工人的杨飞云，偶然间得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很大的两本书，一本是西方17世纪伦勃朗的画册，另一本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达-芬奇的评传。达芬奇和伦勃朗都强调用一种肃穆庄严的感觉表达人物的精神世界，这种感觉给了杨飞云最初的视觉震撼，杨飞云如获至宝地用色彩和素描将书中的作品反复临摹很多遍。“从绘画史角度看，伦勃朗是一个分水岭，是前人艺术的集大成者，伦勃朗在绘画上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是艺术界的托尔斯泰。而达-芬奇更像文学界中但丁的位置。他们作品的格局和精神境界在潜意识上对我影响较大。”
1978年，杨飞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开始走上了专业的艺术之路。中央美术学院的很多老师都对杨飞云产生过影响，他们特别注重绘画的能力和纯正感，不过由于业余画了很多年。上学以后，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改正自己在业余画画时养成的不好的习惯。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到了大学三年级分画室时，杨飞云更明确地感觉到了自己对文艺复兴的异常迷恋，时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主任的靳尚谊老师对他产生了跟本性的影响，靳尚谊强调研究西方传统，研究绘画本体的规律，他的古典主义绘画手法对杨飞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直到1986年画的很多画，比如《北方姑娘》，都体现了这种影响。
90年代初，杨飞云从国外回来后的作品更注重表现现实的情景，对现实的一种体验。这段时间他创作的作品多表现的是现实中的人和场景。2003年搞完个人画展后，这些种感觉就算告一段落了。期间，还有一段时间，杨飞云曾试图把一些中国的传统元素融入到绘画中去，这种愿望很强烈，但表现得很生硬。后来就逐渐打消了那个念头。
之后的几年一直到现在，杨飞云的创作更重视绘画的写意性、绘画性和抒发性，他的画更概括了，剔除了原来细致的描述和制作。“我认为，绘画到最后，制作的东西应该是越来越少，一些大画家的晚年都用这种画法。”他仍然像年轻时候一样，勤勉的出去画风景，到乡下去画生活中的人。当然这种绘画的写意性探索现在还在延续……
记者对话杨飞云
记者:您的油画作品中的各种人物不论是美丽的女孩还是六旬老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内在气息——坚定、朴实又不乏灵气。这种感觉的灵感最初来源于哪里？
杨飞云：这应该是一种天性吧，也和我的经历有关。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天然的东西，所以我更注重的是一种天然的气息。
在审美方面，我更注重东方人的特征。我画的女孩中江南女子比较多，含蓄灵秀，不张扬；我画的男人眼神里也往往有一点犹豫之类的说不清的东西，这种感觉很触动人。
记者:绘画者都会考虑什么人适合作画，什么人不适合，你觉得适合作为你的模特的人应具备哪些特点？
杨：这主要靠一种感觉。有些人，看着就有画意，就能感受到灵感的气息，他的造型、神态、感觉，很入画。无论是青年还是老人，是学者还是民工。有些人长的确实很好看，比如一些模特，但我看着没有感觉。后天的职业等因素对我影响不大。
记者:选择这些形象与你的绘画追求有怎样的关系？
杨：我希望在画里创造一种永恒——能代表中国人本质的典型形象。中国人的内在气质很鲜明。尽管现在的时代变化很快，但时代的变化只是外在的，改变不了中国人的内质。如果把中国人放在日本人或者韩国人中，还是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我看重的就是这种东西。
记者:你的画面都很有质感，你总是将人物表现得非常的厚重，这对于你的表达有怎样的作用？
杨：我画的人物往往是沉甸甸有质感的，就是为了表达神性。我很赞赏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我能从画中感觉到一种可信度和份量感，一种神性的力量。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是神性的，如果在生活中找个伯爵夫人是不可能有那种神性的；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大卫》是一个有神性的男青年，那么在生活中的小伙子身上也是找不到的。但是，画面中的这两个人，他们的肌肉、筋脉、骨骼以及动态又是非常真实的。
记者: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质感影响了你？
杨：我更注重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表现出来的美感。不仅是指绘画的样式和画法，而是它内在的美感和精神。那时期的画都是写实的，比真实的更有质感。但是，它们表达的内容都是神性的，内里都有一种超然的力量，以至于后世永远无法超越。不是技术不可超越，也不是造型强度不可逾越，是后世作品中再没有那种神性了。我很迷恋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我希望能用这种古典的手法寻找一种神性的、超然的品质，表达一种纯洁、质朴、圣洁、生命的感觉。
记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有一种神性的，超然的东西在绘画里面，这应当与当时宗教盛行有关系；而当下中国，人们没有宗教信仰，那么在你的绘画中如何表现这种超然性呢？
杨：虽然没有宗教的信仰，现代人们心目中有最基本的信仰，比如美和善。生活中是存在着美与善的，如果生活中找不到这二者，如果人们心中没有对美的追求。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在普世的真理里有对美好的追求和善良的动机，比如父母老师对你的期待，朋友对你的情谊，这都是一种神性的体现。我想，在人们的普世价值里，人性中最珍贵的也还是神性，人们一定还是要追求神性的。
记者:您说绘画和信仰的力量有关系，能具体谈谈吗？
杨：信仰就是人类相信，在自身之外有需要仰望、敬仰和追求的东西。关于信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变成宗教徒，一种是内心有坚定的信仰。很多人把信仰看作迷信，这是不对的。人类文明是从信仰开始的，如果没有信仰，人类的精神会很彷徨。很多有成就，很有力量的人都有信仰。艺术就是来自于信仰。从早期图腾崇拜，到后来的神庙教堂，再到诗歌音乐舞蹈艺术都是源于一种信仰。人们用心灵和上帝沟通，去追求超然，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是为了这个。
记者:在你的画面中如何去诠释传统？你怎样看待中国传统？
杨：中国艺术家，血脉中全是中国传统。当然我们学习借鉴的是西方的画种，但从内在来看，中国的油画融不到西方的环境里，它的内涵、情感、血脉都是中国式的。说到强调中国元素，其实历史上有些时候只是外化地强调。比如平面画个线就觉得是东方的。我觉得真正的传统是内质的，就像中国人拍电影，不必把非把二胡搬上来，也能拍得很中国。中国人画油画，不应该强调情节性和社会属性，应该更多的强调中国人的本色、本质。有些人画的中国古装人物，没有感觉。甚至有些人画佛头，一点佛性都没有。在外在形式上用功夫是没用的。应该注重内在品质。
记者:在你看来什么是经典的艺术？
杨：经典就是穿越千百年的时空仍能找到共鸣的作品。原始时代的艺术怎么能够穿越时空，让现代人也觉得它美呢？重要的是它的艺术价值，也就是它的心灵美和生命的价值，这是经典。经典都是经过人类文明积累达到高峰时期的集大成者的大师的作品，是有传承和沉淀的。没有一件经典作品，是从平地上创出来的，更不可能是从“我”开始创立的。就像我们今天仍然觉得达芬奇的作品是那么的美好。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仍然能震憾我们的心灵。艺术家要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还应该是人类的共性，人类普遍可以体验到的喜努哀乐，好的艺术应该是承前启后的。既能传递好的东西，又能启发后人有新的发展。能够放进博物馆里的所在经典作品都具备的特性，就是能在每个人心灵之中产生共鸣。
【编辑：苏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