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仁
人们见到的张颂仁，身着唐装，脚踏芒鞋，用随身携带的免洗毛笔写字，笑容谦恭。他的朋友高士明戏称他“远看像个账房先生”。
张颂仁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香港汉雅轩画廊的老板、中国前卫艺术的重要推动者。1992年，他与栗宪庭共同策划的“中国新艺术展”不但将中国前卫艺术正式推上国际舞台，而且将张晓刚、方力钧等一批艺术家真正引入西方艺术市场，也因此被西方当代艺术权威杂志《艺术评论》两次列入“全球当代艺术界最有影响力100人”的榜单。
他自己则说，近年来热情大多投入到“重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魅力”的事业中了。这两年，他和朋友在上海远郊的金泽镇开始了一场重寻传统生活方式的实验———用传统的材料、建筑技艺和现代的布局在这座水乡小镇做建筑。去过的人惊叹自己是“城里来的土包子”，终于见到了一种精致而古典的好生活!
从去年十月起，张颂仁一直在忙一个名为“从西天到中土”的项目，包括艺术展览、思想论坛、学术出版在内多项内容。上个月结束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邀请了数位世界级的印度当代思想家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对话，受邀的印度学者包括帕沙·查特吉、阿希斯·南迪、霍米·巴巴、杜赞奇等，在上海美术馆和中国美术学院共做7场对话活动，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张颂仁说：“我们在想象世界版图的‘西方’时，尚有一个离感官更远而脚程更近的‘西天’。”“世界是有各种可能的，印度也许就是让我们打开未来思路的一个参照物。思考印度、亲近印度是为了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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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向乡土学习
记者：你在上海附近的金泽镇做的民居建筑，是你关于传统理想的实验品吗?
张颂仁：也可以说吧，那个主要是关于城乡问题。可是那个是反过来的问题，乡下不是问题，城市是问题，我们怎么样向乡村、乡土学习。因为从传统来说，不管是谁到什么样的身份，他还是要回到故乡的。汉朝的时候，关于国号的问题有一个小辩论，国号不论跟一家一姓、一个地方还是一种“德”都直接相关。所以在中国历史里头，“国”和“家”这两个观念一直都是有一种稍稍紧张的关系。你看，皇帝既要祭天，也要祭祖，祖是他自己的祖，天是天下的天，是百姓的天，这里头其实要调和一个政治问题。对人民来说，乡土传统当然也牵涉到宗族问题，就是宗祠和宗族，因为以前都是聚族而居，所以其实中国人一直还是以乡土作为整个文化的根源。但后来我们把这个砍掉了，把很多可以用的资源都消灭了。我们要是没有这个资源，只能复制别人的经验，永远都是二手经验，只能走在人家的后面。我觉得重新向乡土学习，不但是一个抽象的农村耕种、社会组织，我们每个人的专业都可以在里面吸收到经验。比方说从审美角度——— 乡土建筑，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美术运动里头，还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民艺运动。
在欧洲、日本，民艺运动是非常核心的，因为民艺运动让他们保留了生活文化里、物质文化里的美术的根。所以他们留的不是一个最高档的黄花梨桌子，他们要留的就是在民间，在那个造型刚要成型、还没成型之间那种状态，就是最有可能性、最有生命力的那个桌子，而不是后来已经变成了黄花梨的那个桌子，民艺运动就是要保留这个。
这个是关于生活方式的尝试。我们尝试的是在乡下，用传统的材料、建筑方法，用乡下的工人来做一些我们现在能够使用的空间，比例、造型是按照他们的技艺，只是布局是按照使用者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建筑方法是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套建筑方法。我们希望能复制这样的一种做法，通过乡土生活重新得到一个更饱满的体验。这个体验可能是得到关于造型、音乐或者别的，总之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乡土经验。
记者：你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为什么能够这么坚定?这是来自哪里的一种信心?
张颂仁：那本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东西，这个不用问的。你到博物馆去看，你就知道可以多高。
记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好的?
张颂仁：我是从反对西洋的东西、抵抗基督教的压迫开始。因为我小时候在一个天主教学校里读书，我母亲还有我一个妹妹都是非常迷信基督教的，后来我发现从这里头学了很多，就是关于整套当代的、现代的管制方法，从外围的行为的管制一直到心灵的管制、心理的压抑，其实是一整套的东西。然后只要你看过中国画，你就知道世界可以多大，那不需要什么信念，证据就在这里。
记者：但是现在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感觉是两条完全悖逆的道路似的，你怎么看?会不会担心对传统持这样的信念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张颂仁：七八年前在中国没有人庆祝圣诞节的，现在每个人在庆祝圣诞节，所以一个事情要推动成功的话是很快的，尤其是好事情。我不是说圣诞节是好事情，我觉得那个事情是非常糟糕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一套推动的方法。
记者：现在你觉得是在哪一个步骤当中?刚刚开始?
张颂仁：也可以说刚刚开始，因为讲了很多年，讲了几十年，做事情都看机缘，也不是每个事情都该你做的，有些事碰到可以做一点，碰不到的就不做了，反正做人是一个，做事是另外一个，不做事就做人。
永远不要求政府
记者：你自己似乎也在身体力行地信赖、发扬传统文化，比如日常书写用的是毛笔?
张颂仁：我觉得中国美术教育最核心的是要回到毛笔字，我们全民的审美教育还是要写毛笔字，控制毛笔本身就是一个艺术训练，在一个方块里头把那几条线摆得漂亮，那是非常严谨的审美训练。所以以前中国人都天然就有审美观，一个线条，从上跑到下，那个动感怎么样，那个弧度怎么样。
记者：这一套真要操作起来，还是要从整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开始吧?
张颂仁：不见得，要是明天考美院，增加书法这一课，这一课占了30分，那每年就会有好多人在学书法了。我们现在是要找解决的办法，不是要找为什么不行的理由。反正所有失败的都有理由，成功的没有理由。还有我告诉你，用毛笔写字，写习惯以后，远远比用硬笔写得快、舒服，我现在拿硬笔写不出那个字形，歪歪的。
记者：但这个工作还是细水长流的过程吧?
张颂仁：也不见得，我十年前在日本买到一个不用洗的毛笔，现在中国也有得卖，就是做得比较差。在这十年内，以前在美术用具店卖的那种免洗的毛笔，现在你可以在日本24小时便利店买到这个毛笔，已经变成了大家的日用品，就是因为在工具上头的改进。为什么大家不用毛笔?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写得好看不好看，而是因为要洗笔，洗笔多烦;还有你在写毛笔字的时候，多想一想、写慢一点笔就干了，又要去填笔，填好了又忘了要想什么了，我就往往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不用毛笔了，直到发现有这个免洗毛笔。日本人真是在这方面救了毛笔字。现在每个日本人在学校里都要上毛笔课，还有日本的书全是直排的，还是从右到左，跟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一样，而且几乎是全民都写，写片假名的书法。
记者：这个过程是怎么做起来的?
张颂仁：这个就是国家体制提倡的，中国现在什么都要向美国看，美国没有的东西我们当然就不提倡。可是我们不要想得这么大，我们不要求政府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在可能的范围里头，要想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是从香港长大学的一点——— 永远不要求政府!
印度给我们诸多启发
记者：《从西天到中土》这个项目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你为什么会选择印度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觉得印度的经验对我们会有启发?
张颂仁：你要是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印度学者在西方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里头，对西方产生深刻影响的内容是不少的，包括科学、人文、经济方面，而亚洲其他国家基本是没有的。这个说明了他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对西方很多是采取批判、纠正的一种姿态，西方人愿意接受这种纠正、批判，肯定是印度提供了一些资源。那些资源一方面是通过了解西方得到，另外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特殊的资源。可我们只是把西方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最高标准，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分别。我们怎么样再把这个最高标准变成一个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分析、辨认、解构的客体，我们没有其他渠道。
记者：这个项目已经告一段落，通过这种交流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颂仁：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学者有这种亚洲视野的非常少。另外即使有亚洲视野，却没有一个在外围的透视，我们只能从中国的立场去了解、批评西方，这个了解和批评，是在向他们学习的前提下，而不是在抗拒的前提下。对西方的了解总体来说，不可以说不深，因为中国人研究西方研究得非常多，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即使是研究得很深，还是有很多的盲点。
记者：印度经验对我们来说，哪些是比较可贵的?
张颂仁：我们这一次讨论全是关于当代，当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殖民一两百年的国家，所以他们对殖民经验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而这种殖民经验不一定完全就是一种政治的控制，它在文化上的渗透、统治和压迫是更甚的。其实你只要看看中国的社会生活，看看大家的追求，你就会发现难道这不是一个殖民主义的战略吗?可是这个完全是我们自愿的，我们追求的，人家也是配合你的欲望。我们现在谈关于国家、经济、理想，目标很多都是西方提供的。
印度对整个现代性里的各种指标有比较全面、透彻的反省———到底现代的欲望我们需不需要?哪些是需要的，有哪些是不需要的?霍米·巴巴更彻底，他说我们把西方的启蒙说得太大了，当然他们的启蒙在某方面是先走一步，而这个启蒙的可能性也是基于他们跟东方的交往。所以所有的现代、所有现在发生的转变都是在于脱离了自己跟外界交流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把西方这么神圣化，绝对化，西方不是一个密封的观念，西方也有很多是东方的东西在里头。霍米·巴巴就说了西方在科技方面他们领先，可是在文化上面他们的领先是我们送给他的一个位置，并不是他们自己本来就在那里，也不是说他们本来就追求的。
记者：你是说这也是我们对现代性比较虚幻的一种设定?是“五四”以来弱国心态下面，并不是特别真实的一个想象?
张颂仁：中国那时候是不是弱国，其实也说不清，可能是为了很多政治原因把自己说得很弱、很差，所以需要改革。那种被压迫的心态，就是一个被统治的心态，怎么样让被统治者觉得他有缺陷、是不行的，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如说摄影最早也是用在这方面，出名的例子是鲁迅的经历，他去日本学医，看到一个日本人介绍中国，一套照片全都是为了表现中国人的落后，其实很多根本就不是落后跟先进的问题，可是他们选择这些观点：一方面强调日本的优胜，另一方面向中国人宣传“你们是不行的”。有了这种“不行”的心态，中国人才有可能被殖民。
记者：传统对你来说是不是既是一种资源上面的取向，也是一种价值观?
张颂仁：对我来说，怎样摸清自己的底牌，印度的学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相对于外文化，尤其是压迫性的文化，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才重新找到自己，那里头有很多的方法。我觉得他们的这些方法，还有从这里面发掘出的理论，是我们可以借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跟印度交流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作为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要怎么样想象我们的未来、面对我们的邻居。还有以后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要是再过15年，如无大的意外，肯定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两个新的大国，有什么责任?现在想，因为中国的事情都是最后一分钟拍板才动起来，可是这种长远计划、文化建设，不是这样就能出来的，尤其不是像世博会那样开幕前8个月才开始弄。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