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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超:真相说出来是血淋淋的

来源:库艺术 作者:习普 2011-04-12

 

第一件行为作品

 

库:你的第一个作品还记得吗?

 

杨:1987年的《滚画布》,偶发艺术。正值五四青年节,在当地五泉山公园做一个纪念性活动。活动邀请了中青老年的艺术家,还有一些学生共同参加这个活动,想搞的热闹一点,结果这个热闹无形中演变成了一次行为活动。我们那会儿想创新、破坏性的寻找一种东西,正在寻求期,结果机会突然就来了。那个形式很有意思,画布有100米长,一人一块。拿个盘子弄点墨,写书法、画国画都行,可年轻人去了一看,很反感搞这么老的东西。我们一商量就给它滚了。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是偶发性的,还没缓过神来呢,画布就给卷起来了。

 

库:这件事破坏了现场,也把你自己给束缚住了,事件以后是怎么受处理的?

 

杨:公安局都介入了,说是搞破坏,牵扯很多人,所有参与者全叫到市局做了口供调查,最后备了案。

 

库:最后怎么定性的,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

 

杨:不清楚。

种草

 

库:你最著名就是《种草》这个作品。它一方面给人很好的诗歌韵律感,另外一方面,你把草与人二者暴力又亲密的矛盾关系体现得隐晦而深刻,那么你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杨:关于种草之前的一些构思和实践,我已经有过不少了。也就是说这件种草的作品也不是突然就产生的,2000年之前我已经做了好几件作品了,其实你仔细分析都有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认识和判断。

 

库:我知道你之前做这个作品之前做过两个作品《精神病院》和《四环以内》。

 

杨:这主要跟我个人的认识有关。我出身在铁路系统的一个最边缘的地带,那里人的文化教育很低,大家都是些大老粗,在我们那个不大的环境中,发生了相当多的暴力事件。这也是我创做作品的一个动因。

 

库:我觉得你早期的这些经历至少给你对这个社会,已经设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在你的作品《种草》当中,草这种脆弱又顽强的生命物质,以一种亲密而诡异地方式跟人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是很暴力的。这种感觉又跟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很相似,这是我最喜欢这个作品的一点。暴力特别是在文明时代社会中,它往往是被谎言所遮盖的。比如说娱乐文化,会教给大家一种机制,让人主动回避、消费、淹没,甚至排斥暴力。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了暴力,整个公众反映都是希望把这些暴力的信息给清洗掉,整个集体意识都是这样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改变过。

 

杨:其实这是我们的教育方式误导了大众,显现暴力就是一种揭伤疤行为,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揭示真相就是他们的职业。

 

库:对,所以说很多艺术家在显露暴力,或者显露这种隐藏在社会肌肤之下的不正常倾向,这使我马上就想到伪装,俄国大文豪别林斯基就说,当暴力去除伪装的时候,它才会真正的显现,这也是民众的一次次施虐和受虐的原因。当伪装没有被真正的解开,我们仍生活在谜团里,而这个谜团的中心点就是不断被设计的欲求本身。

 

杨:谎言其实更暴力,这里头就还是围绕着一个本质问题。因为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永远是谎言,掩盖了很多的真相。真相说出来是血淋淋的,不允许你再给它进行修饰了,当社会进步到现在,必须得有一个机制保证事实是可以如实呈现的。暴力我也反对,没有人不反对,那么为什么艺术家会采用这个方式呢?因为这种伤及身体疼痛的方式是唯一能触动人的方式了。暴力的手段也不是我们要选择的,而是这个环境提供给我们的,是整个机制里头存在的问题。

一个悲观主义者

 

库:传统文化我们一直在讲究人善,东方社会它是一个宗法社会,强调人的明智有灵,人的灵性区别于兽性。人不仅仅在于保存自我,也在成就他人,现在西方的精英社会,他们谈到最高的理念就是分享,像现在西方年轻的一些网络缔造者,比尔盖茨,扎克伯克等等都是提倡这个。现代人是跟网络互相绑定在一起的,现代人能够对整个社会机制有一个比以前更加完整的判断,我觉得是能够构成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我是持乐观态度的。

 

杨:我是悲观的,我是很坚定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我的悲观不是消极,而是主动。

 

库:那么你悲观的主要来源,是不是和一些艺术家一样,是因为人的欲望?

 

杨:对,简单的说可以这么说,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是越看越悲观,越看越难受,这种历史的恶性循环使得灾难到一定程度定会重演,这个是很恐怖的。这种环境下我谈不上什么达则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

 

库:我觉得你的作品已经不再是独善其身,因为你的作品已经像病菌一样感染到我们了。

 

杨:那只能说很谢谢你的理解,我马上就到50岁的人了,那么作为一个50岁的人来说,通过这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再看现在社会的发展速度,再看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所有的这一切好像没有办法乐观起来。

 

库:应该说你一直在观察这种暴力,或者我把这个词汇转换一下是看到了整个社会的野蛮状态,或者说我们缺乏一个捕兽人,你觉得西方社会对社会野蛮的状况解决得好吗?

 

杨:至少目前还不错,历史上的确也有一些人文事例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譬如在民国时期有一些文人提出要用教育改造我们国民素质,胡适提出计划用一百年的时间。随着战争、新中国的成立,整个过程被中断。

 

库:所以我觉得传承非常重要!

 

杨: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很多艺术界争论的问题跟二、三十年代艺术启蒙争论的是同样的,提出的问题都一样。结局现在应该说略有不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全球化的背景。

 

库:那么再下一步的话你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杨:我现在这两年行为现场做的少,更多的是一些整理性的工作比较多。比方说《中国圣经》的整理工作。这里面全是百姓的日记。那时候是不能写一些隐私性的和政治相关的内容的。这上面90%以上都是大伙儿知道的。正验证了一个现象,这么多的人能在那个时候出现这么多共同的东西,是不是很荒诞?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这种高度统一,说明这个权利强大到了你根本无法设想的一种状态。像这类东西我是有兴趣的,这种整理可以使你更冷静。我以后的工作可能更喜欢跟人、历史有关,也跟我们当前生活有关。我还是喜欢尽可能挖掘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样更能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

 

库:你在通过整理这些东西修炼自己吗?

 

杨:那倒谈不上,其它学科解决不了的问题佛教都能解决,所以困惑从它那儿绝对能找到答案。但是具体东西你得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中去,我们社会对细节的填补太欠缺。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是什么,这对后代,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我是非常爱国的人,我也是非常坚定的愿意为这个国家付出一切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关键在于他需要知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库:对,他更应该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编辑: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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