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艺术家的魔毯之旅
娜迪娅-卡比-林可《飞毯》（2011）在3月份的迪拜艺博会上展出。
最近的迪拜艺博会亮点频出，不过最抢眼的莫过于突尼斯艺术家娜迪娅-卡比-林可（Nadia Kaabi-Linke）。她的那件宏大、难辨的雕塑就放在艺博会主厅，用扣接的方形组成的极简主义格子框架在整个大厅内延伸，仿佛某种双层的断桥。实际上，这件作品勾勒出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威尼斯的墓桥（Ponte del Sepolcro），这一点得益于艺术家曾经对那里的非法移民小摊贩的生存状况进行过调研，她一路考证，摸清了那些在桥上铺着毯子卖东西的人的具体位置。
卡比-林可1978年出生在突尼西亚首都突尼斯，1999年毕业于美术大学，2008年在索邦得到艺术科学博士学位。她的作品此前曾在沙迦双年展和亚力山德里亚双年展上展出过，后者在2009年把评委会大奖颁给了她。她是2011年阿布拉吉艺术奖的五位获奖者之一，“飞毯”就是用这笔奖金创作的。
ARTINFO副总编本-戴维斯（Ben Davis）在迪拜艺博会现场和卡比-林可进行了交谈。
能否谈谈这次的作品“飞毯”？
“飞毯”是一个纪录作品，但并没有用传统的纪录手段来实现——比如摄影和录像。我经常用印刷品创作，我找到某个地方的一些印刷品，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起进行组合。从这个角度说，我没有创造新形式——我只是找到一些东西，然后把其中的物体或事件挑选出来。这个叫“飞毯”的新作是都威尼斯那些摆地摊的非法移民的一种纪念，这种人在欧洲南部很多见。
在威尼斯的8天里，我和他们住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出摊，在一个叫墓桥地方——位于圣马可大教堂和吉亚迪尼区之间。我注意到两边的地摊会把货品放在一种白布上，那布看上去既像毯子，又具备毯子的功能，警察来的时候，他们会用毯子把东西一卷，站起来就跑。我就是这样想到了“飞毯“这个主意，就是来自这个东方主义的意象——浪漫的原型，代表东方的物件，从一地飞到另一地，不需要经过检查站，不需要签证的幻想。我想看看能否创造出一个能够承载这些对比的物体。因为在地摊小贩这个问题上，他们就好像在监狱里。的确，他们可以躲避警察，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被管在一个笼子里。
那么，我做的其实就是把他们放在桥上的那些毯子的轮廓勾勒出来，把它们在一周内相互重叠的样式分布找出来。在和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只是了解了数量和尺寸，我要把这些数据转变为一种视觉形式，把毯子铺在桥上的形式用金属结构再现出来。最终得到的这个装置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它自己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在桥的上面比下面毯子要多很多。这是因为桥是一个扁平的面，他们在上面更容易看到警察。另外，这座桥的一头比另一头高，高的那一头接近圣马可，低的一头离吉亚迪尼更近。圣马可是威尼斯游客最密集的地方，警察也最多。地摊往那个方向摆是危险的。因此到另一段会更容易一些——因此在我的雕塑里一端的“毛毯”会相对多一些。
这种类型的创作很有趣。我想应该可以叫作“社会抽象”吧——选择一种社会结构，从中创造出一些抽象的东西。这样的创作是受到什么的影响？
我也说不清。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感兴趣的艺术家，但我不知道我走的路跟他们是不是一回事。我可以肯定的有蒙娜-哈图姆（Mona Hatoum）。她的作品也有政治背景，我喜欢她作品里的那种智慧。她从来不直接把话说出来。她的作品会促使观众去提问。因为，如果艺术选择直抒胸臆，那等于艺术家在说他们已经知道答案了，作品是某种预言，我是不喜欢这样的。在我看来，生命对我的启发，要比艺术运动或流派重要的多。所以我总是在都市语境下创作。我遇到的人或者发生的状况才是我作为艺术家感兴趣的。我的作品有很重的社会色彩。
你的作品和政治语境是牢牢契合的，所以我猜想这个问题是理所当然要问的了：随着中东政治面貌的变化，以及动荡、暴乱和革命的频发，你的作品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否影响到你的思考？
我打算用两点来回答你的问题。语境对我的影响就好比我时时刻刻处在自我的审察中——比如在标题这个层面。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突尼斯艺术家，攻击前突尼西亚政府是危险的，例如我曾经做过一个叫作“11月7日的屠夫”的作品。本-阿里总统在11月7日下令处死叛党，夺走了（前总统）包格巴的权力。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里的屠夫有一层战场的意思，在这里被屠杀的不只是动物，人类也在其中。当时我想表达一种讽刺的看法，因为在突尼斯还真有屠夫自称“11月7日屠夫”的——他想要美化本-阿里，但他没想过这种矛盾，因此最后进了监狱。我想在这个背景上创作一些作品。但最后我还是把作品名改成了《屠夫的福佑》，也就是说是存在自我审察的。其实我现在甚至想要管它叫“屠夫的福佑“了。
【编辑：冯漫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