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办/ 华•美术馆
主 题/ What’s Next
时 间/ 2011年4月9日(周六)10:00～17:30
地 点/ 深圳 华侨城 华•美术馆首层
论坛学术主持/ 欧宁
演讲嘉宾 Forum Speakers/
林伟雄 Hung Lam 李德庚 Li De-geng 马可 Ma Ke 施德明Stefan Sagmeister
黄国才 Kacey Wong
对话嘉宾 Roundtable Speakers/
又一山人(黄炳培)anothermountainman 陈育强 Kurt Chan 冯峰 Feng Feng 冯原 Feng Yuan 韩家英Han Jia-ying 刘小康Freeman Lau 李永铨 Tommy Li 卢冠廷 Lowel Lo……
What's Next展览论坛文字
主持人：在论坛开始之前，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又一山人。请你先讲几句话。
又一山人：我知道今天早上有几辆大巴停在美术馆门口，知道有从广州以及其他城市过来的听众。这个展览从策划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是我30年的创作历程中所遇到的30位对我非常有影响的创作人。通过这31个参展人，我希望能够将创作的意图、目的、价值观传递给大家。我想借这次展览把31个人的价值观呈现在你面前，让大家思考一下将来的创作要怎么走。因为世界有一个很不同的面貌和方向，创作人的定位以及他怎么跟这个世界同步也是很大的思考，我相信这个展览的目的就在这里，今天的论坛也想朝着这个方向跟大家分享。其它的希望在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跟大家对话，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欧宁老师。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掌声欢迎欧宁老师!(掌声……)
主持人(欧宁)：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开始黄炳培先生三十乘三十展览的讨论，因为我非常喜欢黄炳培的作品，他跨越了多个领域，特别是他的《沙发棺材》这个作品，因为在这个作品里，我看到了很豁达的生死观，也有佛教的宏大的思想在里面，同时也是很环保的观念，既现代又传统，同时也把设计推向一个比较深邃的思考的层面，他这个展览对他过去30年不同领域里的创作进行了回顾，有意思的是他邀请了他在这30年里碰到过的，对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朋友或者是创作伙伴共同就这个主题进行探讨。所以这个展览不仅是对他个人生涯的回顾，同时也发动了很多的创作力量对这些主题进行探讨，昨天我看了一下展览，它不仅仅是包括设计，也包括艺术、摄影，甚至包括一些用设计来进行社会揭露的努力。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希望能够从多个层面来探讨黄炳培的创作，同时也探讨今天的设计、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它跟社会的关系又是如何的。
今天上午首先是有几个嘉宾的演讲，然后我会跟各个嘉宾进行对话和讨论，也邀请冯原老师来跟其中一些嘉宾进行讨论。第一个演讲的嘉宾是林伟雄，他是一个香港的设计师，2003年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昨天看了他的作品，他非常强调设计跟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尝试，特别希望他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实践。今天上午还有另外一位嘉宾黄国才的演讲，我在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看到他为那些无家可归者设计的一些流动的装置(是可以居住的装置)，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这次的展览他也有一个系列的设计，是带有很强烈的社会关怀的设计，今天我们也希望听到他的分享。还有包括北京的年轻设计师和策展人李德庚的分享。下午会有另外几位嘉宾的分享。现在首先有请林伟雄上台演讲，他讲完之后我会跟他有一个对话，然后是黄国才的演讲，冯原老师跟他进行对话。下面有请林伟雄。(掌声……)
林伟雄：大家好!今天我用普通话来讲，希望大家听得懂我说什么。我是林伟雄，首先感谢策展人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在日本名古屋设计中心举办的国际青年工作坊，工作坊的题目就是“desgn for social innovations”，中文的意思就是设计怎么改变这个社会。我觉得设计是很有力量的东西，我们可以利用设计像杠杆的原理来推动这个社会。
那一次我接触了很多来自国际的不同的年轻设计师，我第一次看见有那么多的年轻设计师用设计来解决社会的问题。我们公司叫codesign，这是我们在2003年成立的，在这8年中，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商业项目，有很多商业的经验，我们自己也做艺术的东西。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下一步公司要走什么方向的时候，可能是受到了那个工作坊的影响，我们觉得应该利用我们累计的商业和多年的创作经验，在这个社会里做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决定成立COLAB，COLAB是一个创作的平台，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合作，另外一个是实验，合作在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我们跟COLAB的客户合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目标，我们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双方合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透明、很紧密的关系，就像走在一条路上面一样。另外我们也希望跟其他的年轻设计师、学生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在Facebook开了一个COLAB的群组，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理念。我们在几天之内收到了很多的回应，有很多设计师和学生跟我们的想法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很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计划。我们之后开了一个分享会，我们不是用面试的形式去见他们，我们决定用游戏的方式，把设计的语言换成创作一杯鸡尾酒的过程，用轻松一点的方式，跟香港的年轻设计师合作。
这是那一天的记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东西，有的年轻人很照顾他们的伙伴，有的年轻人自己做自己的东西，有的很仔细地做一些东西。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其实要观察他们每个人的特点，然后决定如何跟他们合作。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做鸡尾酒，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游戏，我们会给他们一个主题，他们为这个主题做一杯鸡尾酒，在规定的时间内做一个展示。
我们第一个设计的项目就是跟一个叫bella的女生合作，Bella 是一个追求自主生活的80后，她除了持支本土有机耕种，也有生产环保的天然肥皂，拥有自己一个手工肥皂的品牌。她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她觉得香港的社会问题就是，之前的妇女的收入都是很低的，需要长时间的工作维护她们的生活，由于父母不在家，所以很多小孩都学坏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从工厂拿一些东西回家，一边照顾我们一边去工作。但是现在香港基本上没有工厂，所以他们现在要去外面干活的时候，需要做很长时间。因此Bella有一个理想，她希望利用生产天然手工肥皂的技能，传给香港每一区的基层妇女，然后用比较高的工资(大概是50块一小时)，基本上是现在香港工资的两倍，请她们在家附近的社区工作，我们把这个计划叫做“區区肥皂”。因为工资高了，妇女都可以自己控制上班的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最重要的是通过做肥皂的过程，提升她们的内涵，比如说教她们一些环保的概念，让她认识一些本土的有机耕种、有机蔬菜，让她们支持本土的有机耕种，向农民买一些有机蔬菜。另外我们这个项目是跟豆浆的品牌合作，他们回收他们用过的塑胶瓶，然后在上面做一些设计，循环利用在肥皂的包装上。我们的肥皂基本上没有化合成份，原材料都是直接从农民那里买回来的有机材料制作的，因为是天然的，用了之后基本上一天之内就可以分解，对我们的皮肤和周围的环境都好。我们为什么叫“區区肥皂”呢，就是区区一瓶肥皂就可以解决那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區区洗手”、“區区洗身”，以后还会有“區区洗头”、“區区洗地”等等。
这是一个用来给大机构的宣传品，因为在街上、大商场卖的不太多，帮不了太多的妇女，我们要跟大机构谈，希望他们可以大量订购，可以帮助更多的妇女，最终我们希望用他们的手来改变这个社会。因为需要宣传，我们跟英国的家私的设计师合作，我们把这个概念展示给他听的时候，他一听就很喜欢，我们把在户外用的一种手推车改装成“區区手推车”，推着这种车在外面进行宣传。
在这里要感谢一下托马斯，他今天在这里，他两天之内就把这个视频搞好了，还有林义工，他为我们这个片子创作了一个主题。
我们的计划在半年前就展开了，第一区在大埔，然后是在元朗，我们希望一期期的发展下去。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COLAB投资的，能够卖出去一瓶我们才有一份收入，如果不能卖出去，我们是没有收入的，所以这对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另外一个项目是我们跟一个NGO——新生精神康复会合作的，我们为他们旗下的社会企业做形象体系。这是他们的餐厅，他们主要开设这样的餐厅，为精神康复者提供一些工作机会，让他们有机会重回社会。但是香港的社会企业有一个普遍的情况，虽然他们很有心经营这些东西，但是往往会亏本，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用非盈利的思维去运作，这样就没有太多的收入，基本上他们都不会聘请设计师为他们服务，他们找同事，自己在电脑上画一个LOGO出来。但是他们的服务、食品都是很好的，因为精神康复者在香港找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们有机会工作的话，就会很有心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刚好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以前在广告公司工作，也在大机构做一些品牌的推广，所以他对设计的认识是很深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进这个机构做一个项目，就是在香港沙田的一个医院里开一个小小的咖啡店。我们决定跟他们聊合作，从概念、形象、服务等等，全部重新设计规划。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用“新生”这个名字，因为感觉有问题的才需要新生，没有问题的是不需要新生的，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改一个名字，我们提他们改一个比较音一点的声音，叫做cafe330，330实际上就是“新生灵”的意思。Cafe330主要把精神康复的信息带给他们的客户，他们提供的信息都是由精神康复者所制作的一些食品，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农场，所以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比较新鲜的蔬菜，这个概念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些新鲜的食品也为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病人提供健康的产品。这个是Cafe330的第一批员工。我们希望在一个冷冷的医院里多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外墙做了一些木头的设计。他们很开心，因为我们开了第一个月，他们的盈利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生意太好了，他告诉我平均两分钟就有一位顾客下单。做生意要盈利是第一位的，给员工压力，让他们不断加班，但是他们不能给员工一点压力，所以他跟我说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他们现在在规划开一家fresh330的商店，主要卖有机蔬菜。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这是在中国的怀化，我们有一个客户是陶瓷厂的老板，他本来找我们是做陶瓷上的设计，做一些图片在上面。我们跟他了解的过程中知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基本上每个月要生产100万件陶瓷，但是有15%是废品，那就是说一个月有15万件的废品。其实他不是要我来看这些东西的，是我自己去看的，他所谓的不合格的产品，比方说有一个小小的黑点，他就认为是不合格为的就是“追求零缺陷”这句话，生产者追求零缺陷的原因是消费者追求完美，你到商店买一个东西，是不希望有缺点的。但是要达到完美，生产者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所以最后我们跟客户说，我们新的设计不是在你要卖的东西上，我们要在这些不合格品上做，改变消费者对不完美的理解，我们给他们另外一个定义。这将是我们下一个要做的项目，是我们的What's Next。谢谢!(掌声……)
主持人：谢谢林伟雄，我们先邀请他的拍档余志光，你可以补充一下林伟雄刚才没有讲到的地方。
我想问一个问题，说到區区肥皂，我想到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肥皂品牌叫“阿源”(谐音)，我每次去台湾，都会带这种东西回来，因为生产这个肥皂体现了有机的耕种和新的生活概念，你们在香港的“區区肥皂”也是同样的理念，但是我注意到在设计上有一个很细微的区别，就是“區区”，前面一个“区”是繁体字，第二个“区”是简体字。
林伟雄：我觉得很有型。
主持人：因为中国大陆使用简体，这个肥皂今后会到大陆来卖吗?
林伟雄：肯定会，这也是我们当时考虑过的问题，它不光是香港的产品，也会推到大陆来。
主持人：林伟雄的设计跟我们过去看到的设计师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看到有NGO、企业生产的不完美产品的形象。我今天想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会问每一位演讲嘉宾一个问题，那就是设计的主体性的问题，比如说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设计师一般是要为资本服务的，有很多商业客户要委托你来设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其实是为权力服务的，从1949年以来，大量的政治宣传海报，这种设计都是为国家机器做设计。在今天这个消费的时代，我们是在为消费者服务。也就是说设计好像一直是废物的决策，它的功能就是服务，它一直是为他人做嫁衣，它自己的主体在哪里?它的社会价值或者它的主体性如何建立?我刚才在你的介绍中看到了“區区肥皂”这样一个模式，你们不仅仅是只提供服务，你们也参与了投资，这样的话，是没有客户委托服务的，不是原来的那种传统的模式，你们介入其中，你们跟合作者共同承担风险，另外你们合作的关系里出现了有社会企业，这跟以前的商业模式或者消费模式大不一样了，在你们的设计实践里，怎么样平衡和扩大设计本身的主题?
余志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初我们其实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们当初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跟一般的商业设计公司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些比较有品质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商业的范围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真正发挥我们的创意，因为有很多的限制在其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文化方面的设计，因为在那个方面，我们的空间比较大，因为钱比较少，客户就多给我们一点空间。慢慢做下来，我们发现这个方式好是好，但是也有一些问题，第一，它不能继续发展下去，比如说我们帮NGO、文化机构做工作都是一次性的，比如说做一个推广，一两个月以后就没有了，效果是不能延续下去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跟客户合作的问题，我们跟客户的合作都是设计师跟客户的关系，很多的东西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对他们的机构不是很透彻的了解。这样的设计能不能真正帮到他们，我们也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们常常在思考，有没有另外一种合作的方式来做事情。另外，整个社会在发展，尤其是在香港，设计师的定位都是为商业服务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也在反思，反思他们的定位，反思消费主义对社会的影响，大家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模式，这时候我们也在想我们公司的What's Next，当时我们就构想了COLAB出来，它虽然不是很理想的，但是可以有比较好的机会，把商业、文化和社会融合起来，融合的力量就在设计方面，我们希望运用设计的理念，把这三方面融合。
刚才说到的區区肥皂，我们是一个投资者，这跟和商业客户合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跟她们谈的时候，她们什么都讲，我们对我们生意的思路很了解，她们也不是完全都听我们的。这样做起来我们比较舒服，对我们做的工作也比较有信心，我们认为可以帮到她们。我们帮客户做第一次是很容易的，很快就可以做好，但是问题是出来一次以后，这个品牌要继续提升、发展，因为客户不可能每次都拿这么多钱出来叫我们做很细的工作，所以往往是我们做了第一部分以后，他把其他的工作交给内部去做，或者找一些比较便宜的公司去做，那个效果是不能延续的，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像我们这样的项目，我们是每一个环节都参与其中，这样就控制得比较好。
林伟雄：他已经说得非常好了，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其实我不是偏向哪一个方向，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一个平衡，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我觉得不需要偏向哪一边，我们现在就是站在中间，它的力量就是三角形。比方说我们没有商业经验的话，他根本不会来找我们给他们做包装、商业的设计，但是如果我们太商业，他也觉得我们没有社会的理念。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为那个社会企业做设计的时候，其实NGO的理念也是比较抗拒商业的，其实每个领域的人都有他们的原则，比如说我是做社会企业的，我就一点都不想沾商业，其实这是把自己的路子堵住了，也就是说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开放的，开放给所有的资源，不要太拒绝一些其他领域的东西，才能够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林伟雄：通常香港人认为社会企业都是帮助弱势的群体，现在我们把商业的元素放进去，让大家喜欢他，而不是可怜他。
主持人：社会企业是NGO的发展，因为它是非牟利机构，它对商业很抗拒，社会企业实际上是把NGO的东西再加上商业这样融合起来，这是提供了很好的动用各种资源做事的方法。
林伟雄：我们在2008年参加了一个社会企业的会议，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那里可以做什么，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社会企业的会议，我们就去听一下。在那个会议里面我们知道，他们很需要设计师，因为他们谈的都是一些概念，问题是有概念还需要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从那个时候发展出来的。
主持人：NPO基本上是一个慈善的机构，但是慈善本身是很容易淹没人的主体性的，因为当你觉得有一些弱势群体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去做慈善，对他进行帮助，实际上会形成他们的懒惰心理，会形成他们的弱势特权，有时候慈善是你获得道德优越感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对需要帮助的人并没有更多的帮助，因为慈善的施舍会让他们更加懒惰。你们作为设计师能够跟社会企业合作，也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另外是你最后一个项目我非常喜欢，你们对消费和生产的关系提出新的理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追寻完美，不完美的东西就不可以。这就是我讲的设计的主体性，他为社会输入一种新的观念，这时候设计的主体就彰显了。
林伟雄：说到最后这个项目，因为我很少到内地，平常都是去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跟香港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去看这个工厂的时候，那个带我们去看工厂的人，他说他在五年之内只看过三个怀孕的妇女在这个村里，因为他们是很小的村，工厂有差不多5000个工人，他们都是亲戚关系的，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地方全部都是老人，所有年轻人都去外地打工了。我觉得这是中国设计师可以开发的一个方向，要想办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设计是有这个力量的。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谢谢两位很精彩的讨论。下面休息五分钟。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第二位演讲者黄国才先生。
黄国才：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看图)这是香港，我看到内地的发展现在也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地方。香港给我很多创作的灵感，我就是在想怎么样可以在香港自由自在的生活，什么才是香港建筑的特色，最小的生活空间是多大?所以我创作的这个作品名字就叫做“漂流家室”，这在我的工作室里，我以前是学建筑的，所以我也画图来创作。在我的工作室里，我幻想在平静的维多利亚港里漂流、快乐地生活。“漂流家室”是4尺×4尺的小小空间，很多外国的朋友问我香港的建筑特色是什么，我出生在香港，一直见到的都是近似立方体的建筑风格，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到外国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家，我就发现我们付的钱买回来的家，跟他们相比显得很不公平，因为在香港买一个家是花费很大的。
这个地方在香港的西九龙，我们做这个活动是偷偷做的，没有申请的，因为我知道如果申请的话，香港的政府一定不会批准的。我们在“漂流家室”开幕之前也搞了一个小小的酒会，我把只有装扮成这艘船的船长。
什么是香港特色的建筑呢?我发现粉红色的外墙，让你好像很舒服的感觉，还有这个凸窗，还有下水管都是在外面，在很小的空间里，你觉得很自由，其实是没有自由的。因为这个家就建在一个很不稳定的地方，也就是建在海上面，过去的金融泡沫告诉我们，我们的房价可以很高，大浪一来，我们就抵抗不了，这是很可怕的。在香港要拥有自己的家，你是用很多的钱换来很小的地方。左边这个是我另一个同事的作品，我的和他的相比，他的是天堂，我的就是地狱。我也在维多利亚港做了这样的活动，在做这个打高尔夫球的动作的时候，我太太用对讲机告诉我：大浪快来了。然后倒数三个数。我没有注意，我说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浪，后来我抬头一看，果然有大浪过来了，原来是大轮船过来造成的。这是里面的照片，里面有一个小床，可以伸缩，把床打开，睡在上面，脚就伸出去了，在香港买一个家就是这样的感觉。
另外一个作品的概念就是来自香港无家可归的人。香港的有钱人很多，但是也有很穷的人，在深水埗那边，我以前也流浪过，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们小小的设计师可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服务这些人，发挥我们的功能?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概念是用自己的力量推动自己的家。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是一个独处的空间。我每次来大陆的时候，都会看到这种三轮车，这些三轮车上有一个大箱子，我觉得他很有中国的特色。这里面有不同的组件，这是完成后的样子。后来我告诉一个传媒的朋友，在深水埗那边发表了这个作品，也找了流浪的朋友来参观，这个作品其实不可能解决流浪者的问题，因为这是很复杂的社会问题。艺术作品可以让大家更多地关注社会的问题，它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漂流家室”的内部情况，我的概念是在读书，读书的时候你很投入，然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了另外的世界，看着窗外你又回到了现实，所以窗子对我来讲很重要。你在香港买一套房子，打开窗子看到的是旁边的建筑物，所以我想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要不断转变自己的环境。这个作品也在2008年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参加了建筑双年展。但是在威尼斯不可以坐单车，那是非法的。后来我看天那么蓝，这么好的风景，我就好奇(我觉得好奇跟勇气是很重要的，你做你的作品需要很强的勇气，还要有很强的好奇心)，所以我就出去了。然后我遇到了意大利的公安，他们看到我，他们跟中国的公安不同，他们比较友善，他们看到我这个，他说很明显不是一个单车。
(看图)这个不是我的作品，这是我的偶像，1977年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动画片，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它在内地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机器能够保护我们，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大铁人11号，也是给流浪者用的。因为我发现很多流浪者其实也是有工作的，只是因为房价太贵，所以他们选择住在街上。怎么样让你的家在街道上，并且也是一个公众艺术。我就想到做这样的东西，当他们上班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家锁在一根柱子上，回来之后就可以打开，打开以后就变成了一张床。为什么叫大铁人11号呢?用广东话来说，11号就是你的双脚，我希望他们站起来把问题解决。
最后一个作品的灵感来自香港的地产广告，这些广告很夸张，这是贝沙湾(很多内地朋友都在香港买了，这是很贵的房子)。这些广告通常都是装作很有钱的人，女性变成花瓶的感觉，男的就坐在这里欣赏着她。所以我就把这个大铁人11号做成另外一个版本，我看了很多车的设计，然后做出这样的设计。然后去到西九龙拍了这些东西，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主持人：有请冯老师上来与黄国才对话。
冯原：谢谢华·美术馆，刚才看了黄国才非常精彩的演讲，我跟欧宁一样，是在2007年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上见到了黄国才的作品，我记得那个三轮车放在香港的监狱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黄先生是非常时尚的人，他做的工作跟时尚没有关系，恰恰是反时尚的。刚才那个图片放出来，我们看到香港的密集居住，确实表达了一个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社会。我想黄国才先生在这方面进行关注，请你用两句话说香港社会的情况，或者说香港社会和大陆社会之间的区别?
黄国才：香港社会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现在大陆有点理想主义，但是它已经被资本主义盖过的，这是很可惜的，中国重新发现理想主义，要有好的乌托邦，这是非常重要的。
冯原：非常有意思的香港社会跟大陆社会的比较。我看黄先生那个海上漂流的蜗居，使我想到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过去的逃港，1967年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就是从广州坐一条渔轮到香港的，我看到他女儿写的回忆录，他经过一晚上的风浪，在凌晨的时候到达维多利亚港，他看到的是万家灯火，他的意思是终于自由了，那是1967年的春节前后，这是一条船跟维多利亚港的关系。黄国才先生今天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蜗居，这个蜗居借用了香港所有的建筑的特征，这条船模仿了一个人要摆脱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同样是维多利亚港，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真正的人性和自由?
黄国才：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文化很难获取的。
冯原：这对个人的创造力是不是一种压抑?
黄国才：你的个人思想要很强，不然的话就被这个社会吞掉。
冯原：另外我还注意到黄国才先生的创作里也很善于利用过去的一种语境，比如说这个车开到威尼斯之后，威尼斯警察也不认为他犯法，这也是对当地法律的巧妙应用。另外是最新的作品，就是一个大机器人，他问我们有人认识吗，举手的就在我旁边，是他的太太，只有香港人认识。1977年是分水岭，那个年代大陆刚开始解禁，香港流行文化中的大机器人，我们只知道雷锋等等，我们不知道大机器人。所以这个大机器人今天被运用到你的一系列创作里。
黄国才：也不单是只有我的，在其他的设计师里也有这样的作品，在楼上有一个《红白蓝》的作品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仿照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精神，那时候我们看很多的日本的作品，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努力、奋斗，改造世界。
冯原：那时候是香港的经济起飞的年代。
黄国才：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口号。
冯原：香港比大陆要提前30年经济起飞，后来我们也走上了一个经济起飞的道路，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来自香港的黄国才所追求的，或者他所达到的也是人性解放的目标。在30年以前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一直在提倡要反抗资本主义，我们要追求社会公正，但是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了经济起飞的目标上。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你的作品是不是也包括了你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反思?
黄国才：没有那么大，我觉得作为艺术家，不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抱在自己身上，因为这是很沉重的。每一个人都要问问自己，在这个社会可以帮到什么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不过你可以改变你自己。
冯原：但是你这个漂流的蜗居其实就对现在的世界构成了一个挑战。
黄国才：对。
冯原：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黄船长”给我们分享非常精彩的案例。
主持人：谢谢冯原老师和黄国才先生。今天时间是非常紧的，其实有很多话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下面有请下一位演讲嘉宾李德庚。李德庚曾经在华·美术馆策划过社会能量展览，那是一个巡回展，把荷兰的设计介绍到中国来，他现在在清华美院任教，这几年来是一个比较活跃的设计策展人，他马上要做北京设计双年展的策展人。
李德庚：谢谢欧宁老师的介绍，我的身份被大家更多知道的是作为策展人，而且前段时间深圳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自认为是多重身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说我本质上是一个设计研究者，也许有时候会做策展，有时候做设计，有时候还会做编辑。但是我想我的所有工作都源于一个事情，就是做设计研究。
这次我是以一个参展设计师的身份来到深圳的，我们平时主要的工作是我和我的搭档蒋华一起工作的，这次在二楼的作品也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这次他有事情不能来。我们很喜欢两个人在一起演讲，我自己说类似于是北京说相声的状态，这样比较好玩。但是这次前两位演讲人的讲座都非常有趣，可能到我这里，一则快到中午了，影响大家吃午饭的时间，再一个是我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无趣。接到这个演讲邀请，上面写的是20分钟的时间，我确实不知道20分钟能讲什么，我干脆就把自己这几年的思考，包括平面设计领域这些年很多人的思考有类似的地方列出来，我也没有能力给大家今天遇到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我更愿意把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个问题，对于现在的平面设计来说，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应对印刷媒介的中介。当然，对于今天的这个领域来探讨电子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已经是很普遍的话题，我不想再说“书会不会过时”等等这样的问题，更多的是从事平面设计的人所有的知识结构、设计方法、运用的语言、媒介、方式等等，都是区分于传统的印刷系统。在媒介进行更替的时候，不光是原有的媒介遇到了威胁，可能是各种设计的方法都遇到了威胁。不能说你过去是做书的，现在改成做网络了，你就已经改革了。对于这一代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都需要往深里想象我们如何应对印刷媒体的终结。
第二是如何瓦解或利用软件的统治。今天做平面设计的很大的是电脑在做，而不是平面设计师在做，可能90%以上的设计师只是依托于设计软件做设计，因为你的思维是软件限定，而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只是搀杂了一点点设计理念。
第三个问题是你如何去了解今天的公众，过去我们叫平面设计，今天叫做视觉传达。这都是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别人的思维流程，在这个流程里，设计师某种程度上是充当艺术家的角色，或者是客户的传声筒的角色面对公众。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发现在社会、技术等等很多领域发生了很多变革，比如说今天的公众已经参与到创作里，今天有一个说法“人人都 是设计师”，或者今天的公众在整个的社会视觉里需要选择权，设计师提供的是界面，甚至提供的只是一个创作的基础。或者说今天的公众参与到群体创作中来，如果说今天有很多的变化的话，设计师作为传统的这个行为的统治者或者关键人，在今天如何转变，这也是今天的人们需要面临的问题。
第四是如何理解互动。可能更多的人讨论互动，讨论的是互动技术。比如说我们把一些过去的静止的东西变成动的了，把过去的静止的纸变成了可以互动的页面了，这只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互动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传达体系，包括内容是不是可以互动，不仅仅是形式互动，媒介可不可以互动?互动是可以深入更多层次思考的问题，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应用上。
第五是如何面对信息的速度加快与数量的膨胀。传统平面设计师的职责是把社会信息演变为视觉化，再返回到社会里，因为需要视觉这个途径。但是我们今天进入一个信息社会，这个词只是一个说法，它意味着今天的信息是无比膨胀的，它的传播速度与数量都是很多倍于过去的。这就对平面设计师进行了质问，就是你还需要不断地把那么信息翻译成视觉化吗?那样是不是在给社会制造视觉垃圾。如果说在其他的领域都有环保概念的话，在平面设计领域大家是不是要环保?
第六是如何理解时间。现在七八十岁的平面设计师，他们在创作旺盛的年代，相当于视觉诗人的年代，这些大师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也创造了自己的视觉诉说的方式，都像诗人一样。但是在今天，很多方面的变化，导致人的交流方式跟时间贴得越来越紧，人们已经很少有社会理念，很少有时间、心态去感受一首诗的状态。过去的平面设计基本上没有考虑时间轴，今天时间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轴，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问题值得重新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是如何重建实验室?过去的平面设计师都是类似于手工艺人的状态，或者是艺术家的状态，基本上是待在自己的创作空间里进行一些实验。过去西方的设计师会进行很多的自己实验，包括印刷实验、材料试验。在今天这么一个社会重新建构的时代，到底什么才是平面设计的实验?或者说每个人的实验都需要一部分人支持的话，你待在那个屋子里，你的实验室的材料应该是什么?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第八是如何延展知识机构。刚才我跟冯原老师聊到艺术家和设计师身份今天相互的融合，这固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中间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站在设计师本体上，你仅仅从艺术上借鉴，设计跟社会中所有的学科都可能产生关系的，是否艺术是唯一的影响方式，是否艺术是他唯一的借鉴方式?这种知识结构的拓展难道仅仅是单向的吗?
第九是如何超越的问题。因为设计师往往被视为一种问题的解决者，比如说西方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解决问题的人就是设计师”。在今年这么一个变化的年代，如果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呢?就像我们看待设计师跟客户的关系一样，如果你接受一个项目，你把设计看作是把问题解决好，假如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那么是不是答案也被限定在某个范围里，如果你能超越问题，是不是会带来更好的影响，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十是如何看待超真实。超真实是法国一个哲学家提出的理念，他当时提出的时候是非常先知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了，现在虚拟的社会对现实的改造在各行各业已经非常普遍了，在设计里面，我们往往把设计看做过分具体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是否超真实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所用，这样是否可以提升设计对一个社会更大的价值。
第十一是如何使用搜索。设计师总是类似于一种自我创作的状态，但是大家发现很多其他领域的创作者，包括写作者，每个人都在使用类似谷歌这样的搜索工具进行知识碎片的积累，然后再重新根据自己的思维创作出新的东西。对于设计师来讲，搜索这个词似乎非常陌生，大部分人限于自我创作的状态，为这一代人广泛使用的方式，居然在设计中很少发现，这本身就是设计师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群体需要自我反省的地方。
第十二是如何对待陌生人。我觉得设计者在传统的领域里接受客户的委托，然后做一个设计，你的设计是面对最广大的公众，或者一小群公众，这些人你可能一个人都不认识，很多人在设计流程里扮演了委托人的一个抢手、雇佣军，或者是狙击手的角色，让你把他的东西，不管是善意的，还是非善意的，推荐给你不认识的这群人。你把你面对的公众如果想象成你的亲人、朋友，你会怎么做?这涉及到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
第十三是如何拥有自己个人的声音、态度和立场。因为设计师某种程度上在社会的角色里扮演的是传声筒的角色。当然大家会说受到商业的挤压等等的问题，但是我想任何一个平面设计，比如说一张纸它只有面积，你用不到容量这个词，容量这个词在物理空间中是针对立体的东西而言的，但是我想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看，任何一个即使在物理上非常单薄的东西，它应该拥有更大的容量，这个容量除了包含一部分原有的委托的任务之外，是否可以拥有更多的包括个人的声音、个人的态度与立场?如果社会上整个是这样的状态，设计就变成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界面，这会给社会带来更好的价值。
第十四是如何处理农村问题。似乎今天我们所说的平面设计的所有东西，我在今天看到的，平时被大家所讨论的都是城市问题，甚至是城市问题中的时尚问题。昨天跟马可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农村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村是占非常大比例的空间，农村的人口仍然占据更主要的作用，甚至将来很多农村会变成城市，为什么这么庞大的领域、庞大的人群，居然被设计师完全忽视掉了?你们谁见过哪个平面设计师做过一件跟农村有关的设计?我相信这是接下来这个专业应该去做的，而且我也不相信这是类似于慈善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现实的问题，说得直接一点，这也是商机。
第十五是能为弱势群体做什么。刚才有两位设计师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我们的设计绝大部分情况下变得非常的趋炎附势。在很大情况下都是追着钱去的，或者追着那帮有钱人去的。作为一个学科，一个职业，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做这件事情，如果一个学科一点都没有覆盖到社会弱势群体的话，那么这个学科不管它的学术性还是它的社会性，都是值得思考的。
第十六是如何理解原创与拷贝。在平面设计领域，这个话题最近好像还挺愿意被很多人讨论的。但是似乎这种讨论限于形式的问题，就是讨论原创或者拷贝，就是你的形式是抄来的，还是自己编出来的。我觉得设计是一个有深度、有厚度、有广度的行为，如果说大家仅仅在形式上打转转，在讨论讨论这个东西是抄来的还是自己的，我觉得实在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因为在这么一个网络的时代，单就这个话题去说拷贝更对，或者说原创更对，这个预先的设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第十七如何与市场的升级同步。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深圳的状态想到的，深圳的设计师在八九十年代非常活跃，深圳作为中国的印刷业中心，以及跟香港非常好的地缘关系，帮助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企业建设形象，建设包装，从无到有。现在整个商业体系、市场体系都在升级，如果设计师仅仅还在做Logo，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继续的发展，我不觉得这种形式上的兴起就能代表你跟新的市场是接轨的，新的市场需要新的动力。如果说没有产生新的动力，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第十八如何理解分工与群体创作。今天是一个分工的时代，也是一个外包的时代，是共同分享创作权的时代。设计师如果仅仅是创作把持者的角色，认为我的创作别人不能介入，或者说我扮演上帝的角色，某种程度上限定了你创作的价值。如何在创作的创新上包容更多人的参与，这也是平面设计师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一点在其他的领域已经相对比较好的得到了解决，因为平面设计师的思考过于个人化，这个问题相对显得更加尖锐一些。
第十九是如何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这句话我是回应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的阐述。实际上设计师工作的拓展，不管是他工作领域的扩展、语言的扩展、方式方法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工具的。假如说我们今天问问平面设计师的工具箱里装的什么，往往很可怜，就是那些印刷技巧、软件，或许好一点的能加入一点生活的感受。但是不管是材料工具、概念工具，甚至更大的理论工具，甚至是一种虚拟工具，在我见过不同领域的人里面，通过借助工具的扩展，最后达到自己设计的扩展，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足够的重视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重新定义身份，新一代的设计师仍然叫做设计师，这个话题如果仔细的争辩，包括我们讨论平面设计师是不是死了的话，仔细在字面上辨别yes或no，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设计师能否脱离传统设计师的角色，在新的状态中重新定位。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我相信答案也不只是一个，如果说整个领域的人都能进行这样的思考，才能赶上新一班的发展列车。
我讲的可能比较枯燥，主要是把这些问题跟大家分享。
主持人：在设计领域需要李德庚这种，他的PPT只有文字，可见德庚一直在致力于设计话语的生产，你抛出了20个问题。我现在把对于李德庚的提问交给冯原老师。
冯原：李德庚老师不愧是一个关于设计的研究者，一口气抛出了20个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并非像他所说是无趣的，应该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不过思考这些问题是非常需要能量的，临近吃中午饭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能量是不够的。我非常简约的把问题归纳一下，我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脑袋不断地转动，这20个问题可以归结成三种身份来解读，我不知道对不对，跟李老师商量一下。虽然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平面设计师的身份来做的，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身份，就是设计师的身份。但是第二种问题，我把它称为共同人身份，就是普遍问题，比如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最后这个问题也是——如何重新定义身份?我想这对于平面设计师之外的所有人都有效，都必须要思考。第三种是作为设计人，特别是作为平面设计人，他们原来比较欠缺的是责任人，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如何面对农村来设计，或者如何把设计跟NGO的社会工作结合起来，这个工作在别的设计中都有所表现，就像刚才林伟雄和黄国才他们所演示的，许多的社会都是跟社会责任有关的。在建筑方面，比如说台湾也有人在做这些工作，但是平面设计方面比较少，更多的是偏向时尚和大都市，这个问题李老师是不是可以再讲一下，关于责任人的问题。
李德庚：刚才林伟雄在演讲中说到他做的事情跟慈善并不一样，包括对弱者的帮助，更多的不是一种设施和给予，而是调动大家共同参与的状态，我对那个话的印象非常深刻。关于农村问题，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国内的设计网站发起，平面设计师为汶川做点什么，最后是大家做了一个海报展，最后出了一个海报作品集。我当时感觉很无语，你其实想发挥能量，最后的结果是证明了你的无能。大家把这个学科限定在终端媒体里，没能够再回到社会的需求。其实回到社会需求之后，我相信就像他们观察到的瓷盘子的问题，或者香港的人居问题等等现实问题里，如果回到现实问题里，然后再重新寻求一种媒介的终端的解决方式时，我想不管是农村问题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最后都有非常好的流程和结果。
冯原：李德庚老师说得也很有趣，平面设计师在地震灾害过后能够做什么，最后变成了宣传口号，我觉得这也是有理由的，这次中山大学来了一批访问记者，其中有一个记者叫邓风，是凤凰周刊的首席记者，他在贵州发起了一个社工运动，就是为那些贫困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个问题最近在报纸等媒体上大量报道。平面设计师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就显得跟他的职业脱钩了。所以我们反过来说，设计师能不能通过他的工作，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定义在做具体的慈善的项目上?这一点你怎么看?
李德庚：我愿意把冯老师的这个话题跟另一个我想到的词联合起来说，就是现在流行的“跨界”。最热衷于说跨界的人是平面设计师，建筑师不太愿意说跨界，因为自己够强大了，平面设计师的危机感更重，他更热衷于讲跨界这个词。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一个人在思考跨界的时候，最好同时思考一下自己的本原是什么，不要离开自己的本原思考跨界，否则就像改行，或者是再婚这样的社会生活事件。
您说的这个问题和跨界的问题联合在一起，我觉得设计师还是要想想自己所在的领域扩展开来能够利用外面的营养也好、工具也好，借鉴其他的东西也好，回到你本身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具体针对问题做一些什么事。所以我想您说的具体的个体问题，它一定也存在一种视觉的解决方法。如果说人类还没有净化到不需要眼睛的地步的话，我相信这个专业的重要性依然是存在的。只是说不同的时代的设计师需要拿出不同的解决方式，或者在不同的语境下找到不同的解决方式。不能局限于你以前所懂的那几样，就像软件的功能一样，这是设计师自己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
冯原：这就是说设计师想作为社会人或者是责任人，还有很远大的前途，因为他们有很多路径可以选择。刚才我跟李老师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以身份来定义的话，建筑师是稳定的一级，艺术家是对立的稳定的一级，但是设计师是在中间游走的。但是这个问题反过来也说明设计师的身份相对比较灵活，也具备了跟其他身份相结合的各种可能性。所以我想设计师也许在未来可能是一个更加活跃的人群。刚才李老师已经说到了，设计师不一定非要向艺术家靠拢。今天这个展览，其实跟一个当代艺术展的感觉还是很接近的，设计师在表达观念的时候，跟艺术家已经站在一起了。刚才李老师强调，除了跟艺术家站在一起，还可以跟其他人站在一起，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定义身份。对你来说，你如何重新定义你的未来身份?
李德庚：人还是不能太贪心，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是跟贪心斗争，对我自己而言也是如此，人生中不断有各种机会出现。我今天提出20个问题，其实我还有更多的问题藏在心里没有表述出来。但是这些问题也不是说我自己能解答的。我不可能办一个很好的设计公司，我是可以做研究的。建筑体系的研究跟设计是结合得非常好的，但是在平面设计这个领域，在中国似乎还构成不了一个学科的说法，还没有很多的研究。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有研究做支撑，对于我而言，我更愿意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做这个事情，我会跟很多设计者做联络。但是我自己每年做设计的时间可能连1/4都不到，我只做一点实验性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个人的身份，我想我已经明确了。古话讲四十不惑，我已经接近不惑了。
冯原：李德庚老师所扮演的身份跟一个处于前沿的设计师还是有区别的，他更多的扮演的是观念制造者的角色，他的这些问题一定会放在今年下半年要举办的北京设计三年展中，在那个展览中，我们一定会看到关于这20个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回答。这样一种在观念前沿探讨的做法和方法，很可能对中国的设计和社会具有更大的帮助。
主持人：今天上午的讨论到此为止。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下午的论坛马上开始。在论坛开始之前请大家把手机调成振动，我看到下午又有很多新的观众过来。首先还是请策展人介绍一下本次展览的一些安排。
又一山人：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因为有很多同学、朋友是今天下午才能来的，我相信大家还没有机会看我们这里的展览，这次展览是我这30年来的小总结，也是作为21世纪创意圈里面，包括艺术创作、文字创作的，其实创作的将来是怎样的?社会有不同的发展，创作人的身份，今天要做什么岗位，什么方向去做，这有很多思考的空间，有这样一个必要。我请了30个我很尊重的创作人，包括我的前辈、同辈，以及很多新力量的青年创作人。开始展开讨论，谈话之后，每个创作人都交出一个作品，今天可以看到创作艺术家的看法和理想是怎么样的，他交出作品，也没有回应将来的作品。有一些是新的作品，有一些是旧的作品，有三分之一的是新的，有一半以上的创作人做的新展览。这31个单位的看法，我希望是可以作为一个借鉴、参考，创作的将来是怎样的?创作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理所当然的创造经济，所以要创作，要设计。创作要做文化历史或者是私人感情，我认为创作最大的意义是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方向。这应该是大家在首层上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看到有九对作品在不同的创作。二楼是“理想国”，大家有积极的心态，利用设计把生命、生活向前看。首层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
今天参与下半部分的，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设计师，他强调不要做一个艺术家，所以他怎么用自己的视觉创作能力，以前以个人的商业眼光，他等一下会出场。这很值得大家细心听这个人说一说，我们指后会有一个交流和对话，趁下午都在，这31个人的故事背后，为什么要创作。
主持人(欧宁)：在开始下午的讨论之前，我先总结一下上午的讨论，上午有三位嘉宾做了演讲，第一位是林伟雄，他主要是介绍了他的一些跟社会企业合作的案例，他们的实践改变了设计师只是服务于客户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发展出跟社会企业、社会公众合作的新的设计实践的模型。第二位演讲者是黄国才，他主要是为我们展示了两次为深圳香港建筑双年展设计的一些可移动的居所、漂浮的居所，他的设计实践也显示出很强烈的社会揭露的精神。最后一位是设计研究者李德庚，他向大家提出了20个关于设计的问题，但这20个问题不仅仅是针对设计师提的，他思考的层面已经超出了设计的领域，对所有人、所有领域的艺术家都是适用的。李德庚的思考更多是基于设计理论、话语的探讨，所以在今天这个讨论框架里，德庚的理论上的建构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设计是特别缺乏理论的。
今天下午会有两位很重要的设计师的分享，第一位是Stefan Sagmeister，他是非常知名的设计师，第二位是服装设计师马可，他会分享他这几年的观念和实践上的很大的转变。之后会有一个由很多嘉宾参与的圆桌讨论。
现在有请第一位讲者Stefan Sagmeister先生演讲。(掌声……)
Stefan Sagmeister：各位下午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尤其是接到了这次会议的策展人又一山人的邀请。我和他已经是多年的相识了，我也一直非常欣赏他的作品，我觉得这次展览也是非常成功的。我也不可能说站在这里就说这个展办得太糟了，我一点不想来了，但是我刚才讲的不是客套话，我实际上是真心的。因为我们看到好像在外面看不到有任何的标识，所以我也搞不清楚这个作品到底是谁做的。十五分钟之前我跟又一山人讲了我发现的两件最好的作品，但是他说这是他做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次搞这个展是想把他那些天赋不怎么好的朋友请过来，让他自己脸上很有光彩。
在过去一年里，我想做一个大项目，是一个关于快乐的纪录片的拍摄，之所以我对这个感兴趣，是因为我们和一些设计师做了一些关于快乐和幸福的交流，而且之前从来没有纪录片是来讲这个主题的。我就想了，哪怕我这个片子拍得很烂也无所谓，因为之前没有人做过快乐，所以我要做的话那就是值得的，所以说做一个烂片，但是这个片子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做这么多的研究、分析。(大家都能看到上面的翻译吧，我要不要讲得稍微再慢一些?)
但是，在我们开始这个纪录片的拍摄之后，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和我的母亲就像很多的小男孩一样，跟他母亲的关系都非常的特别。很多人都是自己母亲的小男孩，一直都长不大一样。当母亲离开我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心情去拍这个关于快乐的片子，所以说尽管我讲过很多关于这个片子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片子我只做了一个标题而已，其他的都没有做，我给大家很快地过一下。
我们看这里只是做了一些拍摄，但是声音也没有加上，我们能不能把电脑的音效打开?
我们用了很多的动物，比如说这里是一只鹅，还有在巴厘岛找的一些猴子，教它们怎么样用香蕉拼出这些字母，当然它拼出来的我们不一定一下能看得懂，最后只能自己做了，我们找了园丁爬上我在巴黎的工作室旁边的椰子树，把这个字体挂出来，让人们最终才能看懂。(我希望我的电脑有音效出来，否则很多效果无法实现)。
一个设计师做这么多的东西，最终展示给大家的结果只是一个标题，其他的东西好像挺难看的，但是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片子的一些东西，这个片子一共是19分钟长，虽然这个片子没有做出来，但是我还是可以给大家讲讲里面的内容，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简单分析的结果，男性和女性在快乐程度上实际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天气条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是住在加州的圣迭戈，它应该是美国天气最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住的人和住在纽约州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另外就是收入，我想告诉大家，实际上你挣钱的多少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比如说你每年挣5万美元(大概就是35万港币，我也不知道换成人民币应该是多少)。如果你每年挣35万港币，如果你一分钱都挣不到和这相比，你的幸福感差别很大，但是你从35万往上比，差别不太大。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受访者是美国的2000个市民，我们发现，不仅包括我，也包括在座的各位，整个人类都花了太多的时间，比如说他们的收入从10万美元增加到20万、30万，每个人都想多赚钱，但是我们的幸福感却和收入的增长不成正比。还有肤色，白人和黑人都一样开心。年龄上会有一些很小的影响，年纪大的人会比年轻人稍微开心一点。如果你长得很丑你也不用很担心，因为一个丑的人和世界上最漂亮的超模是一样快乐的，所以说你的外貌对你的快乐感没有太大的影响。健康确实是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说你只是普通的慢性病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还有就是知识的影响会很大，如果你有很多的朋友，你肯定会很幸福，而且如果你信任这些朋友，你会更幸福，所以说社会接触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就是已婚和未婚的区别，已婚者一般比未婚者更加幸福。
有一个心理学家我个人非常尊敬他，因为他讲了很多非常明智的一些话。我记得两个月以前我让他跟我一起合作做一部电影，他在弗吉尼亚州大学工作，他写了一部关于快乐的书，我觉得是最好的，这本书叫做《快乐的猜想》，如果你想读一本关于快乐和幸福的书，你就应该读他写的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写得最好的一本，我已经读了30—40本这种类型的书。他在他的书里就讲了有意识和无意识，讲了一个关于大象的比喻。一个人有意识的思想是骑大象的人，这个大象是无意识的思想。这个人可以告诉大象该怎么样做，但是这个比例是很小的，很多时候是大象自己做自己的事，是它自己做一些无意识的事，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培训告诉大象该怎么样做。
我今年48岁，我出生在奥地利，我是出生于1962年的，我能够做出对于我自己来讲很关键的一些人生的决定，包括我要做什么事，我想跟谁结婚，想在哪里生活。如果你出生在1962年的澳大利亚，你就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50年之前，我父亲那一辈，他们可能出生在同样的地方，但是无法为自己做决定。我的父亲实际上是做了我祖父要做的工作，是我祖父逼他做的，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家乡很难搬到其他地方住的，你生在哪里你就长在哪里。我的祖母就跟我的父亲说，这个女孩不错，你就娶她算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代人之差，却有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很多能够做决定的人，却无法作出自己的正确决定，只能说做出一些有意识的决定。这是一个人，他在想他要搬到哪里住，是住在佛罗里达州还是住在哪里。这个在想他到底要做律师还是做什么，他最终做了一个牙科医生。这是一个女的，她在想到底嫁给谁，但是最后他嫁给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一些做真正重要的决定时，中间会有一些波折。名字相近的东西会在无意识中影响这些人。当然有人会觉得这些美国人很笨，在想这些东西。但是除了研究美国人之外，我也在看我自己的家庭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看看，这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结婚证，这上面是我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他们的姓是非常接近的。这是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的姓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关联，也就是我们无意识的做出的一些选择。
我们看看快乐，再看看设计。如果我想实现快乐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做设计的时候做我喜欢的东西，少做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当然，我必须要知道我喜欢什么，以及哪些东西是我不喜欢的，我给大家列一个表，我们这上面列出了不同的内容，你可以想一个东西，而不会想到底有什么最后期限就要到了，就是没有时间上的压力。我对深圳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知道深圳肯定和香港差不多，我在香港工作过两年，我觉得香港这种最后期限的压力非常大，每次都说“还有一点时间，你必须把事情做完”。当然，这个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优势，比如说有压力才有动力，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是没有什么用的，一个真正好的作品必须要用时间推敲，要慢慢做，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给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诠释。你说最后一分钟要做这个做那个，至少从我的香港经验看到，这意味着很多工作完成得太快了，而且都完全做错了。我们老是反复做这样一些错事，因为每次的时间都不够，而不是大家能够坐下来一次就做好。所以说我们希望最后期限越长越好，比如说有一年的时间最好。这是我们给宝马的文化部门做的一个项目。
我们因为要体现宝马精神，所以把这个书加上一个遥控装置，下面有一个小轮子，让它像车一样到处跑。
第二个是到不同的地方去旅游。这是我生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今天来这里也是一样，因为我喜欢到处走走，因为去了不同的地方，就能有一些新的想法。当然我来深圳一天多了，暂时还没有新的想法，现在才下午两点，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够在深圳想到一些新的想法。
这是我在巴黎做的一把椅子，这是当地的木匠做的，他的工艺给我很大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我的日记的一部分。
另外我个人觉得在设计方面，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些影响，一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枯燥，因为好像每天我们就是坐在电脑前做重复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