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第一章节《用赝品等待》展览现场
艺术锋尚：此次您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黄灯”，对当下有一种质疑的态度在里面，从“黄灯”的社会规则属性来看的话，这是一个相对而言较为合法的中间状态；您通过对“黄灯”这一概念的置换，所要诉求和表达的指向是什么？
汪建伟（以下简称汪）：谈及“黄灯”的概念，首先要回避一个错觉，即艺术家解释作品是第一点；第二个点则是艺术家用作品说话而自身却不说话。当代艺术处于一个不断修正的边缘、不断纠结的境地，这样则使得艺术家不可能只停留在某个领域，这亦是我用“黄灯”来命名这个展览的原因。同时，“黄灯”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我对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一个真实准确的判断，没有任何人能够用法律来规定可以或者不可以，我们所处的任何一个地带都是不安全的。另外“黄灯”不是中间地带，而是一个真实地带，可以说是一个风险地带，一个不安全的地带。黄灯的状态是我们不能做主的状态，规则不是由我们来定的，是定好后必须执行的。“黄灯”其实有两个概念：首先“黄灯”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处在一个没有任何明确界限、合法性暴力的世界，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例外的状态。第二则是在生活中对于任何事情是否可以去做，不是由我们来定的，我们生存在一个无法自我控制和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的地带。
另外，对于上面所涉及的话题应该避免两个误导：第一止于作品，第二不要顽固地回到传统艺术里边，画者和观者都预设在了一个空间里，你只要看就完了。当代艺术的产生方式不是在艺术系统里，当代艺术不能只以审美的方式呈现，而是作为一个质疑现代秩序的知识出现，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也没有让我们逍遥法外。我们不该把社会作为一个对象来谈，来关心或者同情它，不是在里面找到问题，我们是身处这个这关系之中的。当代艺术不是艺术家谈他的作品和观念，也不是谈艺术跟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是假设的问题。
艺术锋尚：关于“黄灯”个展，给观者置造了一个很强的场域，现场感非常强烈，观者与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循环，在作品的互动性层面，您之前是否过多地考虑？
汪：其实当下艺术创作中的互动性是一个广泛形成的共识。互动有很多情况——接触、聆听、分享，这些都是互动。简单的界定互动的范围则会使新媒体艺术陷入一个很狭小的领域。比如2004年我参加“汉城媒体双年展”的作品在第三层展出，第一层几乎全是我们认为的新媒体艺术，一个庞大的团队在调试、预设一个互动的对象，就像预设观众一样，实际上观众是谁根本不清楚，开幕式当天我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预设的观众一旦不进入预设的区域，这个作品就达不成艺术家所谓的互动，那么这个艺术品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另外，互动绝不是技术所建立的唯一情境。互动存在于人的身体和外部之间任何一种交流，所以不要限定哪一种形式是互动。我从不设定我的展览所面对的观众，我认为有一群跟我分享的人就够了，这群人的组成可能有策展人、艺术家、收藏家、学生等；此外，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功能性目的，我从不去划定我为哪一种观众服务，我认为有若干个不同差异的观众组成的社会是最合理的。当代艺术也不能听从、迎合某个声音而创作，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必须要建立的一种机制，让当代艺术观念随时处于其他知识和声音的尖锐度当中，否则就会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封闭的系统里何以谈社会性呢？我们应该允许非艺术、非专业的观众的质疑，不能以艺术的“当代性”和“学术性”来砌一个围墙，我从来不使用“学术性”这个词，我只使用公共经验和公共知识，因为当代艺术是在这个领域里发生的。
艺术锋尚：其实，您的艺术创作已经超出了所理解的传统意义范畴内的讨论，与当下社会的关联更加紧密，通过艺术创作这种方式介入到社会语境的思考，希冀从中发现问题并引起大众的关注和反思，您对此怎么看待？
汪：任何艺术的反应都是对社会做出的反映。艺术的民主体现在所展示的这个社会民主、秩序最缺憾的那一部分——艺术自主。我很难想象一个艺术家无法决定自己的工作，谈何民主？如果艺术家都不能选择自己要干的事情，从这一点上民主就已经塌陷了。对我来说，最大的不民主就是时时刻刻要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压力。我不知道大多数指向的是谁，以及又是由谁来规定的这个规则。当代艺术不仅仅是以审美的方式跟社会、政治、文化并存，它应该对已流行和存在的秩序保持警惕和怀疑的姿势，这姿势不一定是只有审美构成，所以才有了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概念艺术。我觉得这些问题当代艺术还没来得及梳理，否则我们的当代艺术只是一个市场指数，只是跟数字、经济、金融有关联的一个事件。这次我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的这个展览跟以前的没有关联，有些人总是找其间内在的联系，这种支配寻找内在的联系的欲望恰恰是我们的教育普遍给予的一种方法，在我们看到的后面永远隐藏着一个秩序。这是从意识形态上延续过来的，认为我们看见的社会是不真实的。“黄灯”分为四个章节陆续展出，以剧场的形式呈现，这个剧场其实既不是剧也不是场，就是一个关系的观念。当代艺术应该处于关系当中，关系不一定是链接起来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关系，也可以是相互质询和纠结的关系。另外，就艺术作品来讲，艺术家使用的方法和他所呈现的可以称之为作品的那个事件也应该属于关系当中，这就是剧场。
“黄灯”第二章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展览现场
艺术锋尚：您怎么看待当代艺术在社会语境中的价值取向以及艺术介入社会的境况？
汪：我们之前的那种二元对立最根本的是发生在“我思故我在”的荒谬逻辑中，一下子就把这个世界和你变成了两份。当代艺术应承诺攻击这个社会最隐秘的失去民主的漏洞，我所攻击的是，“只能用一种方式思考这个世界，以及这种思维方式怎么形成的。”限定身份更重要的是限定了一个公共的声音，这就是黄灯的状态，就是你不见得能决定什么事能做与不能做。很多人把当代艺术当做娱乐，如果作品里没有娱乐的成分，就没人理。其实当代艺术从来没有承诺过只是娱乐大众，一个艺术品除了娱乐以外还有其他的功能，其实布莱希特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戏剧不仅仅是满足人某一种欲望的形式，反过来它也许是以提问的方式让你感觉这社会还有另外一种让你不这么娱乐的事情。”
艺术锋尚：您以往多次谈及不确定性和质疑是您创作的核心理念，通过跨学科之间的衔接，似乎在寻求一个相对客观存在的空间；您通过不同材料的尝试使得创作的指向性更加具化。
汪：当代艺术从来就没有承诺用什么新的材料和形式来呈现作品，新的材料一旦说出来就已经变成历史化的东西了，就像十年前有人说他是唯一的电脑艺术家，但两年以后电脑变成了日常工具这个词就消失了，所以不要用任何一个现行进步的观念来要求艺术，这也是对大众误导，认为只有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才叫新艺术。至于跨学科和跨界的问题，我认为“界”在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是模糊的，说不清楚。其实每个人都处在跨界当中，尤其在今天边界是如此之可以跨越，传统意义上的长城早就终止了，我记得最后一座物理意义上的墙——柏林墙在10年前就倒塌了，从此用物理上以此来划定界限的墙就不再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我们所学的知识建立一道城墙。我们就处在一个没有界限的境地，这就是“黄灯”。是不是没有界限就感到沮丧，而有了界限才感到安全呢？这是当代艺术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代艺术的紧要关头。
“黄灯”第三章节《内战》展览现场
“黄灯”第四章节《去十三楼的会议室看免费电影》展览现场
【编辑：汤志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