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鹰派，原本是一个政治学名词，用以形容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和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我借用这个术语来论述张方白和他的艺术，不仅是因为张方白的作品中出现过大量雄鹰的图腾，更因为张方白刚正不阿的文化性格，以对时尚潮流的抗拒，而彰显出一种“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宋•包拯）的人文特质，与所谓“鹰派政治”的强硬态度相吻合。当然，艺术上的鹰派从根本上还是不同于政治上的鹰派。如果说政治上的鹰派在其强硬态度的背后往往还贯穿着军事扩张的意图，那么，艺术上的鹰派则主要是强调独立人格的完善，强调以某种文化自省来实现自己的现实超越。这就像张方白自己认同的那样：“我不太喜欢过于流行化，始终喜欢保持点距离……我觉得有时候我在跟社会作战，跟自己作战，也在跟整个社会环境下的文化作战。一旦这个泛烂的时候，我又觉得这种东西是有问题的。这么多年来，始终觉得‘鹰’跟我有种灵魂的对话，你在孤独的时候会感觉到‘鹰’好像给你安慰，在你怯弱的时候给你一种力量，而且它始终是给你一种意志，也是你向外界的一种宣言。”
从张方白自己的阐释中，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文化态度，也清楚了他喜欢在绘画上表现鹰姿的初衷。事实上，雄鹰作为一个凶猛的飞兽，在中国的文化印象中一直是与力量相关联。所谓“雄鹰展翅，气呑天下”，可见鹰是多么踔厉奋发，威风凛凛。难怪中国的传统画家喜欢引鹰入画，因为在鹰的身上不仅折射了勇猛的力量，也反映了某种所向披靡的自由。据说，明代的“扬州八怪”之一唐伯虎就曾画过《雄鹰展翅，气呑天下图》。不过，我没有见过，不知道画面的内容。就我见过且印象深刻的，还是明末清初的大画家“八大山人”朱耷笔下的“鹰”，傲然屹立，清逸横生。朱耷是明皇室的遗老，在清兵入关明朝覆灭以后为了逃避外族的统治，落发为僧，当了一个出家和尚。他的绘画表现了他对现世的游离，也反映了他对当局的种种不满。正如他笔下的生灵均都远离尘埃，且神态傲兀、纷纷翻起白眼一样。这种对世事鄙夷不屑的态度，不仅表达了朱耷的孤傲，也体现了朱耷的节气。
张方白多次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在艺术创作上受了“八大山人”的一些影响，他把这种影响说成是对传统精神的抽象继承。我丝毫不怀疑，文化是通过抽象的继承关系才得以源远流长，只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并不在如此，而是在于张方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为什么独独只对“八大山人”情有独钟，并执意要来承接他的衣钵？关于这个问题，可能还得回到当今的时代背景，回到张方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抉择。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不断走向世界的中国。不过，这种出走起先并非源于自身的内在动力，而是出自西方世界的影响，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才开始动弹的。正是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促使了中国人对自我传统的反思，不仅成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西学”浪潮。近百年以来，中国就是笼罩在这样一个“西学”的阴影下，不断告别自己的传统，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契机，更是变本加厉，将西方作为现代化的摹本加以追逐，走上了急速发展的快车道。不可否认，对西方文化的学习，给我们汲汲可危的传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改革开放更是激发了生产力，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但是，这个进步的过程同时也带来了某种负面的失落感，最大的失落就是文化主体的退席，即在“走向世界”的宏愿中，自我意识被西方的“他者”逐渐架空，不知不觉让我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异乡人。
张方白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赶上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早在七十年代末，张方白就已经开始学习绘画，艺术的训练使他更为敏感于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化，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他从边远的湖南考进中央美院，居于北京的文化震中，更是目睹了新潮迭起的现实。曾经一度，张方白也为这种急剧变化的现实而激动不已，且做过很多艺术上的大胆尝试。据说，他在中央美院读书时就曾实施过不少的行为艺术，无论是从艺术的形式还是艺术的内容，张方白在那一时期，都已经冲到了时代的前列。不过，也许是物极必反的缘故，1989年之后的张方白，在更为剧烈的动荡中突然间像是变了一个人，由过去的冲动与恣纵变得深沉而内敛，他的绘画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悄然的变化，即由原来受西方表现主义的影响变成了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摄取能量。
1991年，张方白从中央美院毕业，也是在那一年，他在中央美院画廊首次推出了自己的个展，并展出了《实在》等系列作品。关于他的这批作品，张方白后来解释道：“当时没有叫《实在》这个名字，其实是有点像人又不像人的那个简约躯体的一个东西，孤独的人那种，像人又不像人的符号，像灵魂的一种意象。因为那时候有些孤独，有些寂寞，现实的隔阂使我比较沉浸在个人的灵魂中。”②从张方白自己的这段解释中，我明白了他后来为什么会与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产生精神联系，因为他和“八大”一样，都经历过时代的大起伏，经历了人生的落寞与孤独。绘画成为他们消除心中块垒的一种途径，不仅使他们跨越时间产生了共鸣，也使他们的作品共同具有了关乎灵魂世界的内在品质。
以《实在》系列奠定自己的人文基础，张方白跨越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八大”的精神品质发生联系，似乎注定了他的绘画将从抽象的“人体”发展到后来抽象的“鹰”。前面我已经说过，鹰作为一种力量的代名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超乎寻常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既是对人格的一种充实，也是对人品的一种提升。无怪乎“八大”会在自己的绘画中表现“鹰”，因为他需要这样一个图腾来反映自己面对乱世的冷峭；也难怪张方白要继往开来，将“鹰”抽象成自己的艺术语符，因为他对潮流的拒斥，需要这样一个肃煞的图腾来为自己传递意志。
事实上，鹰的图腾在张方白的绘画中，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这就像他画面的语言方式，笔触粗犷，充满了厚厚的肌理效果一样。所有这些都是从一个截然相反的角度，直指当今平涂的绘画潮流。表面上看，当今中国艺术的潮流转向，即从关注内部的精神问题转向关注外部的社会政治问题，而造成广告式的画面图像大量出现，似乎与传媒时代的公共传播有关，就像某些人为此辩护的那样：既然关注的是公共性问题，那么，就得采取公共的传播方式，借以更加直接的手段来呈现自己的意图。这个逻辑看似符合情理，但其实恰恰是一种对问题的遮蔽。因为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以平面化的图像作为对外输出的典型，只会将中国文化越来越简单化，以至于造成一种直白的艺术语言，在掏空自己精神实质的同时，不断向世界呈现出西方“波普艺术”的影响。这就是所谓“春卷”（栗宪庭）的风格悲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艺术在脱离了自己的传统文脉后所面临的文化噩运。显然，张方白是不想重蹈这样的文化噩运，他从自己的《实在》系列发展到“鹰”的图腾，所要承接的正是自身断裂的那个人文传统，而他以粗砺的表现语言来强化画面的力量感，更是希望自己能够藉此超越这个平面化的现实。
在谈到自己对粗犷、雄健的艺术风格的钟爱时，张方白也有过解释：“因为最早在湖南的时候，我就经常用毛笔在草纸上写生，画那种人物。在审美上，我一直比较喜欢粗犷有力的东西。这可能跟我们那一代人那种英雄主义情节有关。那个时代的美学比较侧重于朴实、力量的东西，这可能跟个人气质也有关系，好像我一直能对这种东西产生共鸣和热情，但是对另外一些东西就怎么也不能在内心中产生共鸣。当我看赵无极的画册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产生在江浙一带的艺术家……湖南是一个血与火的省份，它总会有一种对力量天然的感受。毛**他不会写那些小悲，都是那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沧桑如海，夕阳如血’。这个东西人是摆脱不了他的生存环境的。”
这就是张方白的自我剖析，充满了文化反思的意味。毫无疑问，这种反思提供了我们一个理解张方白和他艺术的途径。看得出来，他将自己的艺术贯穿于悲剧意识中，既是性格使然，也是受了某种文化的影响。正是这种英雄文化的影响与顽强的性格交汇在一起，成就了张方白和他的艺术，使他不屑于平庸的表达，尤其对小情小调的东西嗤之以鼻，而是神往于大气磅礴，神往于朴实而坚定的人文力量。这也就难怪张方白要以“鹰派”自恃，在艺术上与“八大”为伍了。因为“八大”的命运尽管充满了悲怆，但他在悲剧意识中所创造出的一种苍劲的艺术风格，却于外来文化的侵蚀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畏强御的精神象征。
【编辑：耿竞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