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克伦斯提供的泉州当代艺术馆文化总体规划图，包括三套规模不同的方案
投资10亿元的泉州当代艺术馆将由托马斯-克伦斯负责运营策划，蔡国强担任艺术总监。面对持续的争议，克伦斯上周在纽约接受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独家专访，他说：“我们不是把一个‘古根海姆模式’强加在泉州上，也不是什么“文化帝国主义”，我们是在提供博物馆相关的各方面的专业服务和技术支持，客户可以像点菜一样按照需要提出要求。”
在过去的20多年间，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一直是全球博物馆界叱咤风云的先锋人物。他的创新尝试一次次颠覆着人们对“博物馆”这个概念的传统理解，同时也为他自己带来了褒贬不一、两极分化的评价。
1988年至2008年，在担任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期间，他发起并主导了古根海姆的全球连锁式博物馆经营模式。在这套模式下，“古根海姆”被作为一个品牌使用，加盟者支付品牌授权使用费，并负责博物馆兴建、维护、经营等费用，而古根海姆总部则提供管理运营经验并出借和分享藏品。这一模式后来被称为“古根海姆模式”。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古根海姆模式”的成功典范。毕尔巴鄂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省首府，曾是欧洲重要的船舶和钢铁制造基地。后因铁矿开采殆尽，经济一蹶不振,老牌工业城市面临严峻的转型问题。1991年，把城市复兴战略锁定旅游与服务业的当地政府在与克伦斯多次会晤之后，正式与古根海姆基金会签署在毕尔巴鄂建造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协议。1997年10月，由建筑设计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正式落成向公众开放。这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壮观解构主义建筑的博物馆很快成为了该城市的名片，开馆第一年即吸引了100万参观者，从而也带动了城市旅游、餐饮、交通、商业金融等一系列服务性产业。由于一座博物馆而改变一座城市命运的例子后来被称为“毕尔巴鄂效应”(The Bilbao Effect)。
除了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目前总部设在纽约的古根汉姆博物馆还有意大利威尼斯和德国柏林两处分馆(由于7年合约到期，位于赌城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酒店内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分馆已于2008年5月永久关闭)。2006年7月古根汉姆基金会还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的旅游和投资发展局签订在当地建立一所迄今为止最大古根海姆分馆的合同。
在“古根海姆模式”的启发下，法国的卢浮宫和蓬皮杜中心也先后加入博物馆全球扩张的行列，这些世界级博物馆的连锁经营模式往往被与“麦当劳”、“星巴克”等全球连锁企业的商业模式联系起来，更有批评人士把此称为“世界级博物馆举公益大旗掀起圈钱运动”。作为“古根海姆模式”的创始人，加之又是“出售藏品”(deaccessioning)这一博物馆界极具争议政策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同时也毫不避讳地与企业界、赞助商等探索多种合作模式，克伦斯的名字不免被贴上了“商业化”、“商人”的标签。
对此克伦斯的朋友、合作伙伴反驳说，“他其实是个梦想家”，“他对博物馆的构想是超前的，具有前瞻性的，他像一个先知，先知的言论总是遭遇不理解”，“65岁的他仍像个大男孩：固执，多愁善感，坚忍不拔，充满激情。”
对于克伦斯的争议之声很大部分来自媒体，“傲慢”、“非常难搞”是出现频率最多的形容词。他自己的解释是：“艺术界媒体中有些人本来就倾向批评我，他们常用的字眼就是‘麦当劳’、‘狂妄自大’、‘全球扩张’、‘房地产开发’，让我的事业从一开始就被包装成负面的形象。但是他们从来就对我的观念没有兴趣。或许我带领的这种整体结构性的改变不是很容易被人理解。又或许，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对一些在现况中的获利者来说，改变的这个观念是有威胁性的。”
2008年，克伦斯与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合约期满之后，自己成立了一家名叫“全球文化资产管理”(Global Cultural Asset Management )的咨询公司，分设美术馆发展部、美术馆管理部、展览与策划部以及私人客户咨询部等5个部门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泉州市当代艺术博物馆项目就出自该公司。由于涉及商业机密，同时许多项目还处于酝酿阶段，公司工作人员并没有向记者过多透露其中国市场计划。但根据该公司一个项目经理在社交求职网站Linked-in上自我披露的信息显示，除了泉州项目他们还在作北京太庙的展览策划，还应邀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考察。同时还在杭州、三亚、深圳、长沙等地寻找项目。该项目经理称过去一年中他去中国出差的频率是每月一次。显然，“全球文化资产管理”把中国市场作为重点开发的市场之一。
克伦斯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也许他认为理解他的人不需要解释，而不理解他的人本来也不是他的目标受众，所以，很难就他和媒体关系不和谐的因果关系下定论。
2011年8月10日东方早报率先报道了福建省泉州市将出资10多亿元人民币建造泉州市当代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将由弗兰克-盖里担任建筑设计，托马斯-克伦斯负责运营策划，蔡国强担任艺术总监。此后，有评论在痛批“古根海姆模式”的同时，直接把规划中的泉州市当代艺术博物馆比作与中央电视台新楼“大裤衩”一样的“洋垃圾”。
上周，在纽约下东区蔡国强的工作室里，克伦斯破天荒地接受《记者》记者独家专访，这也是他首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跟之前媒体形容的有些不同，克伦斯给记者最大的印象不是“傲慢”，而是非常慢热。在谈话刚开始的阶段，记者一直在说，而克伦斯在一旁沉默地听着。能感觉到，他是一位非常有心的聆听者，因为即使零星的和采访主题无关的闲聊也能提供对方背景、性格、价值观等信息线索。克伦斯也从开始的时候一个问题只回答一句发展到一个问题可以讲上半小时。面对批评和争议，他非常坦率，可以看出来，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和想法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把一个‘古根海姆模式’强安在泉州上，也不是什么‘文化帝国主义’，我们是在提供博物馆相关的各方面的专业服务和技术支持，客户可以像点菜一样按照需要提出要求。 ”
任职古根海姆时并无明确全球扩张计划
记者：有评论界人士把在你任馆长期间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全球扩张计划戏称为“麦当劳式快餐连锁经营”，对此你如何回应?
克伦斯：这些是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他们相对的无知。我相信我从1988年开始担任古根海姆馆长以来，就一直用简单直接的方式清楚地表达我对博物馆的理解。我常说从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公共博物馆的历史可以简化为三个基本概念：第一，博物馆是个源于18世纪的概念(笛卡儿式的百科全书架构);第二，博物馆本来是被放在19世纪的盒子里，一个皇室宫殿的延伸(类似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坐落在紫禁城内的概念);第三，到了20世纪末，博物馆的形式就其本身结构上的注定命运而言，或多或少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公共博物馆，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就像任何的有机体一样，为了要生存，它们不可避免地必须改变并进化它们的形式。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古根海姆。从1937年创立以来，这个机构已经有74年历史。你也许可以说它从一开始收入康丁斯基的作品开始，相对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当时第一流的艺术收藏。如今它已拥有15000件精品收藏。然而古根海姆和其他类似的机构，如伦敦泰特美术馆、巴黎蓬皮杜中心、纽约当代艺术馆等一样，一次只能够展出其永久馆藏中极小的一部分。我想问的是，古根海姆存在还不到100年，但是它再过50年会是什么样子?它还会继续收入藏品吗?这些收藏品要放在哪里?如果不在展出期间，放在哪里?仓库吗?如果是仓库，那目的是什么呢?谁来支付这笔费用?如果博物馆专业和行政人员不提出这些问题，并且试着找出解决方式，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职业上蓄意的疏忽。
记者：如果是展出场地的限制，那么为什么不是原地或者就近扩张而是选择全球化扩张模式呢?
克伦斯：古根海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全球扩张计划，从来没有而且今后也绝对不会有。但是古根海姆在我20年的任期中的确回应了一些让更多藏品得以展出的机会。我刚当馆长时，知道博物馆需要改变，但是具体要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当时就有人跑来找我，提出要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市建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刚开始我认为这是个很莫名其妙的想法，萨尔茨堡不是音乐之都嘛，我跑那么远去干吗呢?后来细想，这个主意并非那么荒谬，古根海姆80%~90%的馆藏是欧洲艺术家的作品，我在纽约也面临展出和收藏场地有限的问题。
1988年，以总理弗拉尼茨基为首的奥地利正试图利用其在东欧和西欧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当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刚刚上台掌权，每个人心中都在寻求一种开放性，而且每个人都以为他会当政很长一段时间。东欧正在逐渐对外界开放，而奥地利曝出时任总统、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在二战期间应征入纳粹德军的丑闻，奥地利急需把全球公众的注意力从瓦尔德海姆身上转移开来并重塑国家形象。于是建造一座拥有犹太名字且来自美国的具有全球知名度的文化机构满足奥地利政客的政治考量。那是他们的想法，而我的想法还是回到古根海姆15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上。于是我们在1989年6月完成了该项目的技术和经济总体规划，依次罗列场馆的大小，如何运营，大约需要多少投入等。没想到，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大量东欧移民来到维也纳和奥地利，以至奥地利舆情和公共资金戏剧性地转移，众人追求开放性的兴奋期过去，开始反对建立萨尔茨堡古根海姆等文化旅游项目。但在仔细分析这个项目后，我开始发现了一个全球性艺术博物馆的新概念：其全球性在于所涵盖的当代艺术以及各个博物馆的地理位置，也同时拥有本土性，着重于当地的艺术家。换言之，一个全球性的艺术博物馆，可以是一种各自分别却有计划性地互相联结的展览空间网络。
记者：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全球扩张运动是你发起的，在你的领导下实施的。3年前你离开古根海姆之后,他们似乎搁置了该计划，或者说大幅缩小了该计划的规模。你觉得他们会完全停止全球扩张计划吗?缺乏资金是主要问题吗?
克伦斯：你关注美国政治吗?如果共和党上台执政，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想推翻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呢?在现代世界中, 企业和民主体系中权力过渡的重要特征，就是各式论述和多样性的概念。尽管一个管理者可能有自己的路线，但是其继任者就算没有完全改变这条路线， 也极有可能会修改和改进这条路线。主权国家的执政团队如此，企业的领导机制如此，博物馆的管理同样如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个系统也只有如此才能有力地运作。这可能会影响到制度的持续性，但却也因此而增进了多样性。
我担任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和首席艺术总监长达20年。在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我实施了一套以改变为目标的计划，虽然有些人认为我的做法是激进的。我的前任是在古根汉姆担任馆长28年之久的托马斯-梅塞先生。我的看法和对美术馆的解读与他都不一样。我认为我的继任者理查德-阿姆斯特朗先生跟我有不同意见也是很自然的。我甚至认为他会被聘为馆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我从来没有在这点上和他讨论过，但我不认为他和我对古根海姆全球化的看法相同，我甚至几乎可以肯定，他并没有为追求这样的目标做好个人牺牲的准备。
不过，如果按照你的说法，“他们似乎已搁置这项计划”，是指他们不打算坚持全球扩张的理念，我倒不这么认为。据我所知，阿布扎比古根海姆正在筹备中，虽然可能会延长时限，但这不奇怪。弗兰克-洛依德-莱特在1942年被聘请为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设计师，但是美术馆在他去世后的1959年才开业。这中间历时17年之久。有些事情就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个项目显然也不缺乏资金，阿布扎比主权基金要比沙特阿拉伯的多四倍。他们同时还在推进阿布扎比卢浮宫计划，为此阿布扎比政府将支付12亿美元。至于全球扩张的概念，我几个月前在媒体上读过一系列关于古根海姆在芬兰发展计划的文章。虽然我原来也关注过芬兰，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去实行任何计划。你应该去做做这方面研究。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刚开始时也受到批判
记者：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克伦斯：正如我在一开始就谈到的，古根海姆的全球扩张概念源于我的一个策略，那就是试图将我在1988年开始管理的纽约古根海姆和威尼斯佩吉古根海姆一起进行更高效率的运作。当我们在威尼斯寻找合适的空间时，我们的诉求吸引到了媒体关注，因此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向我们联系，希望在萨尔兹堡建立一个新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当我们考虑这个机会时，我开始发现了一个全球性美术馆的新概念：其全球性在于所涵盖的当代艺术以及各个美术馆的地理位置，也同时拥有本土性，着重于当地的艺术家。
当我进行萨尔茨堡项目并意识到大型公共工程可能受到的政治阻力时，我同时在欧洲其他地区保持着联络和各种顾问网络。我对西班牙特别有兴趣，这个国家在冈萨雷斯的领导下，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这个考虑最终成为在毕尔巴鄂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博物馆的良机。起初我对此完全没有兴趣。毕尔巴鄂和巴斯克地区驰名于钢铁业、造船业和恐怖主义。我于1991年4月造访毕尔巴鄂。接待我的人是巴斯克自治省首脑。他表示已经为该地区开发了为期10年的总体规划，而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们想要一个艺术博物馆。”我回答说：“你肯定有很多有趣的想法，但是，毕尔巴鄂完全不是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理想地点。这个项目根本说不通。”
接下来他回答：“如果抛开你对巴斯克地区的成见，我们怎么做才能拥有一个古根海姆博物馆?”根据当时我们手头上的萨尔茨堡规划经验，我说：“假设古根海姆同意考虑来毕尔巴鄂，你需要创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潜力的目的地体验地标。这里我说的是类似蓬皮杜艺术中心和悉尼歌剧院的建筑类型，甚至要更宏伟。一个具备这种野心的建筑物至少需要35000平方米，建造成本将会是1.5亿美元。额外还需要1亿美元来创建馆藏;1亿美元美术馆基金用于运营补贴;2000万美元交给古根海姆基金会作为授权费用和运营津贴。计算下来，项目启动总共需要3.7亿美元资金。另外的前提是，古根海姆方面将对整个设计过程拥有全权控制。当时我觉得我的答案完全是实事求是的，也不认为他会认真考虑我所说的内容。接下来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向我伸出手，只说了一句话：“成交”。
记者：与纽约古根海姆一样，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非常经典，被认为是建筑本身做营销的成功案例。
克伦斯：为此，我们举行了一个建筑设计竞赛，在我的建议下，只有三位建筑师得到了邀请。最后弗兰克-盖里中选。
接下来的6年我与弗兰克一起工作，高强度的工作几乎难以想像。我想为这座美术馆创造一些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创建一个平台，让当代艺术品在创作时可以完全不用考虑将来展出空间的既有限制。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去创造特殊的展览空间，有些空间大至能容纳重达1200吨的理查德-塞拉雕塑;有些空间又要小而细致，可以用来展示细腻的素描和水彩画。我的目标不是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而是在最宏观的意义下去发现，一个文化里最优良而有价值的部分。
在刚开始的时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项目受到国际和当地媒体的大量批判。似乎没有人认同我们的想法。西班牙中央政府以政治理由反对这个项目，记者家无法理解像毕尔巴鄂这样一个既不像巴黎，又不似伦敦的城市如何能吸引参观者前来。但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将能每年吸引48.5万人次游客。这个结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评论家在当地报纸上说，不管怎么做，我们永远不会有超过每年18万人次的游客。今时今日结果显然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个人口仅60万的城市，古根海姆毕尔巴鄂美术馆自1997年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超过1500万人次参观，也就是说我们每年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我们已经用公共资金建立了一流的国际艺术馆藏，美术馆也成功举办了数次世界知名的展览，包括中华5000年文明艺术展和蔡国强回顾展。在经济效益层面，独立研究显示毕尔巴鄂美术馆每年创造约4000美元的地方税收，累计共约6亿美元，由此在该地区创造了超过4500个永久职位。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欧洲顶尖的艺术博物馆。这样一个文化产业项目已经成功地改变了毕尔巴鄂的面貌，使之成为一个受到全世界认可的知名城市。
泉州项目还处于规划阶段
记者：介绍一下泉州当代艺术博物馆项目的情况吧。外界比较关心的还是博物馆由谁投资以及未来建成后的运营模式。
克伦斯：应泉州市政府邀请，我们已经提交了《泉州当代艺术馆文化总体规划与概念研究》报告。我们给出了三套不同的方案供选择，每个方案都包括兴建一座新场馆以及两座旧工厂的翻新改造。三个方案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新场馆的规模上，分别为20000平方米、30000平方米以及42000平方米三个小、中、大不同投资规模的方案。设计宗旨是在三个新旧场地的连接中把泉州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融入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弗兰克-盖里为三个方案分别绘制了建筑草图，我们还按1比500的比例在厦门制作了建筑模型，并选出其中一个方案于2011年5月25日作了一次成功的现场展示。
现在所做的工作都属于第一阶段，未来投资资金来源以及博物馆运营等都属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范畴。目前我们和泉州方面签订的合同还处于规划和概念研究阶段，所以在规模和设计等大方面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我不能随意猜测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工作。我可以说，如果我们未来签了合同，合同要求我参与项目筹款，我当然可以筹款，我在这方面经验很丰富。如果要求参与博物馆的日常管理，我可以参与日常管理。如果客户要求更换建筑设计师，我也没有意见，他们可以选自己中意的设计师，我们可以合作。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把一个“古根海姆模式”强安在泉州上，也不是什么“文化帝国主义”，我们是在提供博物馆相关的各方面的专业服务和技术支持，客户可以像点菜一样按照需要提出要求。
但我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要作为世界创新潮流的领袖，首先要能够对新主意、新尝试报以接受的态度。不管是弗兰克-盖里作为建筑设计师，还是朱锫，或者是马岩松，这并不重要，如果是一座中国现代建筑，那么它看起来就会像CCTV大楼，它不可能像故宫的现代版。对外来事物和外国人的恐惧和“茶党”政治立场很相似，这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我知道有些中国人感到这不够中国，那不是中国文化，好像文化是可以规定的一样。当今中国已足够强大，不需要感到不安全，应该能坦然面对新鲜的、创新的事物，不管它是美国的，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这些都不重要。我的想法正确与否呢?也许5年之后看，我的想法不对，但是10年之后，50年之后呢?我能向你保证，我绝对是正确的。
【编辑：冯漫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