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博伊斯的作品。
这不是天堂，这里也需要奋斗努力；这里有一些公共基金，艺术家们也经常接受有眼力的行政人员的帮助。但当该城市的Modern Art画廊（简称GoMA）在1998年创立时，它完全忽略了这股格拉斯哥艺术家的新浪潮。Common Guild画廊（这间画廊以戈登在格拉斯哥的一座房产为基地）负责人Katrina Brown认为早期制度上的无知对格拉斯哥支撑当代艺术市场的能力造成了破坏。“如果市立美术馆称贝利尔-库克（Beryl Cook）是一位重要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我认为人们就不会想要买道格拉斯-戈登的作品了，”她说。
今年秋天，格拉斯哥的一位画廊主Sorcha Dallas宣布她准备关闭她的画廊，这让人联想到创意苏格兰（Creative Scotland，一间致力于苏格兰艺术、创意等产业发展的机构）的搬迁以及经济的衰退。“并不是因为这里没有富商，”Dallas说。“只不过他们都选择去别的地方花钱。这里的人们更愿意购买杰克-韦特里亚诺（Jack Vettriano）而不是戈登的作品。”学习环境艺术的研究生托比-韦伯斯特（Toby Webster）——他是The Modern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这件商业画廊在宣传格拉斯哥艺术家的作品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表示这个城市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我距离那些艺术家工作的地方只有两分钟的路程。”但是他的买家大部分都住在别的地方。整个圈子之所以结合得如此紧密，也许是因为那些重要人物在他们自己的城市中相对来说仍然默默无闻。
格拉斯哥的艺术圈是否只是昙花一现？是否只是人、地点与时间的一次性结合？这个圈子近年来改变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学生被这里逐渐扩大的名气吸引了，纷纷从英格兰以及其它各国（起初都是就近的一些国家）赶来。早期的那一批艺术家也都搬回了格拉斯哥，像克里斯汀、博伊斯、克雷以及大卫-史瑞格里（David Shrigley）等都住在这里——他们已经不再是年轻气盛的青年了，都变成了40多岁、有一定成就的艺术家了。格拉斯哥《Herald》报的艺术评论员Moira Jeffrey认为一些流行歌手在这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榜样作用，他们证明了不一定非得搬到伦敦才能成功。“比如格拉斯哥乐队Pastels的成员Stephen Pastel，他拥有自己的国际性事业，但他还在一间图书馆里工作，这相当于你可以从你最喜欢的歌手那里借书，这简直就是一个最佳范例。”
Harding则见证了艺术学院教育体系的重大改革，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资金削减。他的院系结合了雕塑，大概十年前他就退休了，但他仍然对学生们抱有信心。Jeffrey则表示：“有一段时期我特别担心格拉斯哥艺术学院会变成一所空有其表的学校，但这里的学生渐渐也变得像是格拉斯哥的艺术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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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滕-劳希曼的影像装置作品“Curtain”。
我问Sarah Lowndes（以格拉斯哥为基地的讲师、策展人和作家）她是否相信格拉斯哥将会继续“出产”获特纳奖提名的艺术家，还是说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她一口气说出了许多年轻但却已经有了一定地位的艺术家的名字，例如托尔斯滕-劳希曼（Torsten Lauschmann）以及洛娜-麦金太尔（Lorna Macintyre）等；她也提到了一些更年轻、充满了活力的艺术家，比如汤姆-瓦尔利（Tom Varley）以及丽贝卡-威尔科克斯（Rebecca Wilcox）。“有一些网状体系并不是反映在商业成就上的，而是反映在群体概念上的，”她说。
在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Harding很意外地提到了一件事：“唱歌——这真的非常重要。”Harding每年都会在他的公寓里举办一场“彭斯晚宴”（译者注：彭斯晚宴用来纪念苏格兰著名的民族吟游诗人罗伯特-彭斯及其诗作），所有到场的宾客都需要当众吟诵一首诗或是唱一首歌。这样的场面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些年轻的艺术家站起来，唱着来自他们童年时期的苏格兰民歌。Harding尤其记得某一天晚上：“当戈登站起来唱歌时，他说，‘我想要讲一个故事。一位策展人问我：你在格拉斯哥都学到了什么？那些东西都来自什么地方？然后我告诉他：我学会了唱歌。’”
【编辑：冯漫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