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猷 摄影作品
1995年我到台北市立美术馆开展览。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前馆长刘先生夫妇在餐会桌上对我说： “我们家有一卷你在巴黎期间的画，我们带着它到巴黎到比利时，又到台湾，替你保存了近二十多年。”我激动地愣住了，不知所措，哑口无言，毫无表情。后来，我约定时间，去他们家拿回了这批创作于1970年代、散失多年的作品，那感觉如同找回失散多年的亲人。我把原来沉默封闭在尘灰之中数十年的图像重新打开，兴奋不已。这批油画一共26幅。它们不但内容有趣，而且带有极强的实验性和观念机锋。我回想当时这批作品，足足有上百幅，包括稍后画的三联作“鱼首、鱼肚、鱼尾”、“兔头、兔身、兔腿”等等。它们是我1970年代创作高峰期的作品。
曾仕猷 摄影作品
1970年代初，我在巴黎，住法国政府提供给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室。各国来的艺术家都在那里搞当代艺术。当时正值欧洲激浪派与观念艺术兴起，绘画、摄影被注入了新的精神，许多艺术家的作品面目焕然一新。当年，我每天从清晨四时起床，便坐在画架前作画。废寝忘食，精神充沛与多产。我面对唯物论的西方科学，用隐喻的关联与一个生命的刹那相对比。基于这个理念，我以极精密准确的绘画技巧描绘了各种摄影器械设备。这种写实手法类似后来在美国兴起的照相写实主义，但超前了几年。油画的背景大胆留了画布的白色底子，犹如中国画的留白。我当年对冷酷而无生命的机器很是着迷。我试图赋予这些摄影器械以有机生命，通过视觉对象纤毫毕现的细节表现，形成词与物、名与实、能指与所指的强烈反差。当年我这种十分理性而较真的画面努力，使不少绘画成为最能代表那个时代之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一种观念作品。
曾仕猷 摄影作品
1975年，我到纽约探寻苏荷SOHO艺术区，两天后回巴黎。到巴黎后我决定立即迁往纽约，刻不容缓。我把所有的东西，包括许多作品与书、颜料全都暂寄存在一友人家的储藏室。我到纽约后，找工作室，办居留身份，一切就绪需要一段时间。过了些年，才重返巴黎。
我那位巴黎的友人因为要卖房子，草草地弃置了所有储藏室的东西。他打了电话给我另一个朋友即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前馆长刘先生夫妇，说曾仕猷要丢掉一些东西，你要就去拿。刘先生真以为我不要那些东西了，去那个储藏室运走了满满三车的绘画作品（当时是为了省空间，画拆下来卷起来）以及各种画材。刘先生画中国画。故把西画、油画布、颜料都转送给了他的学生。其中一学生打开一卷画布，发现是一整卷画好的油画，而且画的非常精致。于是纳闷，原作者怎么会不要了呢。于是，他打个电话给他老师刘先生。刘先生说，那你就赶紧拿回来吧。从此，这卷油画就由刘先生随身带了三十多年。
我同时代的艺术家，早年大都处于困苦的生活状态之中，没有条件保护自己的作品。许多重要作品、甚至巨幅作品失散，只留下照片，已是家常便饭。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常有人拿了我年轻时的画作照片，来找我认证。既然这些收藏者的作品都是买来的，我也无法要回来。我一直继续创作，无暇回顾。既然有人喜爱并找寻、收藏我的作品，我也引为一丝宽慰。
曾仕猷 摄影作品
这批遗失已久的巴黎时期观念绘画多年以后能回来，完璧归赵，真是奇迹、神话。我对这26幅画倍感珍惜。它们是我以往生命的记录，是我的血肉。它们不只是画作，也是生命与精神的载体。
2011年深秋于北京
【编辑：易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