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阳作品
11月12日，广州画院新址即当代美术馆奠基仪式在广州白云新城举行。11日晚，本报记者专访了出席奠基仪式的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他认为，中国艺术随着国家实力的上升，将进入一个更加蓬勃的时期。在此期间出现的许多现象，可视为当代中国将目光转向艺术，重新找回文化自信，并向自我文化传统回归过程中的必然。
谈艺术品市场：房子这样涨，艺术品也可以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近几年火爆异常，拍场上天价拍品不断出现，“泡沫说”、“炒作说”因之而起，但杨晓阳对之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些“天价”都不算“天价”，“现在看着高，以后看就不会觉得高”。艺术的价值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价格不断走高，代表的是艺术品价值的提升，“房子可以这样涨，艺术品也可以。”
杨晓阳说，从艺术品发展的规律来看，所有的作品都会走向市场。中国美术史上不管是过去的宫廷画，还是文人画，或者民间艺术，最后都走上这条路。而从艺术家的角度看，也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有专门针对市场，以卖画为生的；有生机无忧，自由创作，以“纯艺术”为追求的；也有“体制内”、官方的画家。这反映了艺术创作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很正常。但是艺术本体的发展，最终靠的还是学术环境、创作环境的宽松，以让画家能靠这个时代提供的基础条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并非简单的“大投入”就可以提升艺术水平。
杨晓阳认为，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体系相较西方发育较晚，藏品在量上有不足，一度受场馆条件的限制，缺少整体性的展出、陈列机制，加之近200年来积贫积弱导致的自信心、自豪感的丧失，影响了人们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判断。而西方在率先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文化艺术的需求迅速爆发，无论从市场运作，还是理论构建，宣传推广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去意大利，日本，坐很长时间车去看一件东西，是好，但也就一件，就是整理、宣传做得好”。不过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些情况会很快发生改变。
此外，最近经媒体曝光的“假玉衣”等事件，也动摇了公众对文化专家权威性的认可。对此杨晓阳认为，再大的“家”都有看走眼的时候，“所谓权威，是个相对的概念”，即使他在某次鉴定中犯了“错误”，通常也不会轻易影响他的权威性。而且对于古文物的判断，往往大家各有各的认识，但这只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在收藏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件东西，当下的专家都认为是真的，就可以认定它是真的。法制的健全，程序的完善固然重要，但任何制度、程序都不可能万全，执行中也可能走样。
谈广东文化建设：广东是中国美术变革最大的受益者
在杨晓阳看来，近20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个由衰弱到强盛的过程，人的精神面貌也因之改变，文化的自信，对传统的复归成为潮流。在这个过程中，广东美术“是最大的受益者”，一方面，广东最早从文化、艺术方面开始改革，既突破明清以来泥古不化的痼疾，又从因外来侵略等而导致的民族文化摧残和迷茫中开出新路，“广东人总说自己是文化大省，但不是强省，实际上从这200年的历史看，广东就是文化强省，即使在"文革"时期也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以纯艺术论，广东、广州有岭南画派，以实用艺术论，广东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保持了高水平，改革开放后更长期堪称全国之最。这里有经济基础，有庞大的画家群体，有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精神财富，艺术发展大有可为。
“广州画院迁新址是广州市委、市政府为文化建设做的一件实事，将为广州画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杨晓阳还表示，目前国内不少地方的画院是有牌子无实体，或者有兼职画家无专职画家，广州画院此举会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
对于“画院”的体制的争论声近年不时出现，如领导和评委会的口味会否制约艺术家的个性发展，如何保证画院画家的进入门槛和创作、学术水平等。杨晓阳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前60年间，“画院比不过美院”，是美院起到了画坛的引领作用。这和国外的情况不同通常国外最好的艺术家不在学院里，而是自由创作。现在国家对画院是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地也在不断加强建设，可以预期画院会有大的发展空间。从职能分工上来看，美院应以培养学生为主，画院则应将中心放在创作、研究、引领潮流等方面，大家的社会责任和艺术功能有差异。现在国家画院在对老先生们的作品进行抢救性收集，同时也要求画院的在职画家留下作品，为中国美术存留一批重要的艺术和学术文本。
杨晓阳说，中国与西方的美术创作传统不同，古来就有画院传承，汉代就有宫廷画家，“毛延寿这样的画家，在宫中应该不会只有一个。如果有三位以上，那已经可以视为画院的雏形了”。宋代的皇帝如宋徽宗更是亲自主持画院，还有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主持，都意义重大。画史上很多名作出于画院画家之手，可以说中华文化传统不灭，画院在艺术方面的传承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谈中西绘画：西方美术“以真为美” 中国美术“以美为真”
杨晓阳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与艺术的民族，有据可查的绘画创作上溯8000年前。中国美术传统系统完备，境界高远，“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绘画形态可比”。从“形”和神”两个层次上讲，西方在“形”上较胜，而中国在“神”上占优。但中国绘画关注的“道”、“教”、“无”这样的哲学思想，却是西方绘画中没有的。中国的这种美术观念，强调从整体上解决问题，而且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形成。西方到了18世纪以后，传统的习惯于“一分为二”地看待世界的哲学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开始走向多元化，影响到美术的多元。但仍感欠缺整体观，于是每个艺术家都强调个性，各自抓住细节，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判断成为创作的核心。这就产生了一个“好作品”与“不好作品”的问题，“不好”的，或者说过于“自私”的作品往往引发反感。而在中国，太“自私”的东西是留不下来的。可以说，西方美术是“以真为美”，而中国美术则是“以美为真”，重视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强调艺术创作要合社会的根本需要。危害社会、破坏自然的创作被视为小美，比如杜尚著名的作品“小便池”，可以计入美术史，但它并没什么作用。
那么为何中国艺术未能获得更大的影响？杨晓阳认为，这个任务不能仅靠艺术完成，还需要国家实力的支撑。美国的历史不长，“以中国的标准，美国大多作品的水平就在60分以下”，但国力强，所以文化产品和观念行销世界。中国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还需时间。
【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