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业当代艺术资讯平台
搜索

能指是第一性的:关于影像语言——藏策访谈(下)

来源:藏策博客 2011-12-28

心灵的“此岸”与“彼岸”

 

藏策:我十年前写《摄影·批评·文化研究》那组系列文章时,讲的都是语言和文本的问题,并没提文本与心灵的关系。但是在这其后的十年中,我渐渐发现,西方的那套形式主义文论也是有局限的。你比如说“陌生化”,这是20世纪里最重要的文本理论之一,非常棒。但又并不是所有的“陌生化”的东西都是好的,比如那些完全属于卖弄技巧的,那些为了“陌生”而“陌生”的东西,好不好呢?不好。那么怎么才能把没有价值的“陌生化”,用一种限定加以区分呢?我发现光从文本出发不行,必须还得回到内心,从心灵和文本的对应关系上寻求答案。

 

但是呢,语言符号学是一整套理论“范式”,你不能一会谈语言一会又谈心灵,任意地在不同的学术平台之间跳来跳去,你必须在同一个平台上,找到这两者之间的联接点。那么好啦,能联接语言与心理的,就是拉康的法国学派精神分析理论。拉康把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语言学转向”,用语言学的方法,解决心理学的问题。这个很牛吧!拉康的理论,大概这个世界上真懂的就没几个,太艰深了!我也只是弄明白了其中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根本不敢说有多懂。但拉康理论给我的启发太大了,比如说他把潜意识中的那些东西,像焦虑呀之类看做所指,而把对这些所指的精神分析学解释等等,看做是能指。那么心理医生为病人进行心理分析的过程,就等于是一个给困扰着病人的无名所指寻找“剩余能指”的过程。

 

按照这个原理,那么古代的巫师给病人提供的,其实也是“剩余能指”,文革时的政工干部给有“思想问题”(其实很多就是心理问题)的人提供的,也是“剩余能指”……那么普通人,也就是没有心理症状的人,需不需要“剩余能指”呢?肯定也是需要的。比如“文艺复兴”之前,主要是教会在为人们提供这些“剩余能指”,而“文艺复兴”以后呢,科学和文学以及各种艺术,也开始为人们的心灵提供“剩余能指”了……

 

巫术、科学以及心理学等所提供的“剩余能指”,主要是解释性的,让无名的所指获得某种命名,以及至少是貌似“合理”的解释;而文学和艺术,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摄影呢,它们所提供的“剩余能指”则主要是直觉性的和直击式的,让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无名所指直接投射到能指对象中去,在内心跟文本之间产生“短路”……所谓的“击中”,就是这个道理。

 

有些小说的故事写得很精彩,有些片子拍得也很漂亮,可就是打动不了人,为什么?因为没有经过内心,也就进入不了内心,引发不了文本与内心之间的“短路”。

 

王征:有意思。

 

藏策:人的心灵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世上最难认识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自己。据古希腊文献记载,有人问哲学家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回答:“认识你自己。”相传刻在古希腊神庙门楣上的三大箴言之一就是“认识你自己”。

 

认识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呢?按精神分析的说法,人的意识只是海面上我们能看见的冰山一角,而更大的潜意识部分则深藏水下,我们看不见。按荣格的说法,还有更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那大概都深到海底了,更看不见了。人格中还有一种叫“自我防卫机制”的机能,就像保护着心理的安全阀。人看见特别恐怖的东西为什么会昏倒呢?那是为了让你不受更大的刺激。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就是这种“防卫机制”在起作用。“防卫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心理平衡,但同时也让你无法面对真正的自我。这些都是西方学者的说法。东方呢?从表面上看,东方的心理学不发达,几乎没有自己的理论系统……但东方人对心灵的了解,其实比西方人更透彻。比如佛学,太博大精深啦!还有王阳明的心学……总的来讲呢,西方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是通过释梦和“自由联想”等方法去认识潜意识中的“本我”;而东方学说则是通过修炼和顿悟来排除俗念,“明心见性”,寻得“本心”。精神分析力求认识欲望,并试图解开欲望在发展过程中编错了码的地方,也就是“情结”;而佛学则解构欲望,让你悟出你的那些贪欲其实就是扯淡,到头来不过是害人害己……所谓“往昔所造诸恶业,皆因无始贪瞋痴”……

 

我以前最喜欢精神分析,这些年来又对佛学有了一点心得。说来惭愧,其实我并没怎么读过佛经,只不过上学时旁听过“中国佛教史”而已。我对佛学的那点体悟,其实都是通过西方理论感悟的,我发现东西方在最高智慧的层面上其实是很接近的。有一次我和社科院的史忠义博士到武大的吴泓缈教授家做客,他们俩都是留法的博士……我们一起讨论解构主义,想用一句话就把解构主义讲明白。我当时说的就是《金刚经》的一句话:“一切有为法,皆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们都觉得最贴切。“有为法”其实就相当于“结构主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能没有“结构”,没有“语法”。但“结构”又注定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能勘破其中漏洞的,当然是解构主义。其实我到今天都没通读过《金刚经》,只不过对这段话记得很熟而已。再有就是鲍德里亚的那些理论,其实也已经很接近“色空”的说法了。说“色即是空”,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而是讲它们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并没有自身的依据性。一座城市被建成了这样而不是那样,不就是规划图的事么?为什么找这帮人规划而没找那帮人规划,为什么找这个施工队没找那个施工队?不都是“因缘和合”吗!为什么这条街拆了,那条街就没拆?有道理吗?鲍德里亚的“类象”理论,至少说明白了后工业时代的“色空”是怎么一回事。牛人呐,了不起!

 

现在老百姓都恨贪官,以为贪官们整天山珍海味,大把金钱,大把美女……还不定多幸福啦!他们根本就想象不到贪官们可怜的一面。贪官既是体制的获益者,更是体制的牺牲品……弗洛伊德理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所以告诉了我们压抑本能有多痛苦……可是从王阳明的学说里,我们同样可以知道,压抑良知有多难受!今天恰恰已不是个压抑本能的时代而是个压抑良知的时代!贪官们“贪瞋痴”,老百姓就不“贪瞋痴”?只怕更“痴”些。你即便把贪官都抓了,更加“贪瞋痴”的主儿还大有人在……只有把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体制改变了,贪官才会越来越少……当然,在内心里彻底地破除“贪瞋痴”,才是最圆满的办法,但那就属于个人的顿悟和解脱了。写作和摄影,达到最高境界的话,就可以是一个悟道的过程,一个寻回“本心”的过程。

 

王征:十多年前我接受一个专访,曾经说过一段类似的话,你的成就要经过后人的反复检验(历史),或许才勉强算是成就的部分;人生许许多多微妙的体验是无以言状的,如男女间生理感受,真是用语言表达不清楚的;此生可以证明你存在的是对面他或她,尽管萨特说过“他人是地狱”,想想他人有他人的天理,也是天堂。我喜欢能够启迪智慧的朋友,这样的人会帮我们悟道。佛家在讲述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是这样说的,通真如达涅槃立地成佛,通真如是何等之难啊!我都五十岁了,而立、不惑、知天命这样中国传统境界我都不曾达到,现在的努力也是寻找我的“本心”,依然困难重重。

 

藏策:有天晚上我去西单那边溜达,晚饭在“馄饨侯”吃的,尝了些小吃。然后继续散步,走着走着,看见一处挺漂亮的地方,走近了一看,原来是北海……又走了一阵子,前面灯火辉煌地,更漂亮了,再走近了一看,原来是故宫的。……我忽然之间就明白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什么境界了……那是非功利的境界,不是为了看南山才去看的。现在提倡“慢生活”,其实只对了一半,非功利才是根本的。如果我是为了去看北海看故宫,就算开着辆大奔去,也体味不到我这一路步行的快乐……还有一次我很早就醒了,于是干脆骑着自行车去锻炼。从东五环这边沿着朝阳路骑到了鲁院,再从朝阳北路骑回来……一路上觉得很快乐……可看看身边也同样骑着车的人,虽然也同样骑行在清新凉爽的空气里,却不那么快乐,有的看着路上跑着的小汽车,脸上甚至充满了怨毒……我忽然间又悟出了一个道理:快乐不快乐,其实与物质无关,而全在于内心……至少在这一刻,我和其他的骑行者在物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心境。我由此而推论,比如说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普通百姓,到了他们即将走完漫长人生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富翁的心里可能会踌躇满志,因为他见识过很多很多……而普通百姓呢,可能会觉得白活了一回。财富其实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在人生的终点,富翁和百姓其实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仅仅就是内心。那么财富在人生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最大的作用就是丰富了人的内心。所以财富只有让人觉悟让人的内心更强大时,才是真正的财富;如果让人更执迷更贪婪的话,那简直就是毒药。那些不是亿万富翁的人,如果通过内心的修炼和觉悟,内心更加强大了的话,那他就比亿万富翁更加富有。人生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心的修炼,财富的作用只不过是在你心还不安的时候,帮助你心安而已。如果你的心已经安了,财富就浮云了……

 

于是就在这个晴朗的早晨里,我一瞬间破解了“贪”。

 

破“瞋”是在今年夏天去榆林的时候,周一渤陪我去看老城墙。榆林这地方平时很少下雨,我刚到榆林那天,去看镇北台和红石峡时,下了一次雨,好在躲得及时,没怎么挨浇。这次去看老城墙,天气本来很晴朗,可就在我们到城墙边上的一座道观里小憩时,忽然风沙一起,雨又来了……我这个人平时火气挺大的,你惹我,我也许还不太生气,可要是碰上不顺心的事,心里就会起无名火……这可能与我早年的经历有关,那时候我挺不顺的,心里蓄积了太多的怨毒……要是在以前,这阵突如其来的风雨,肯定会让我心情变糟。可后来我读顾随的诗论,顾随品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说陆游的诗境界并不高,太执着。看看都没路了,还要找,非找出个“又一村”才罢休。“坐看云起时”才是真有境界,走到“水穷处”,好,不走了不找了,坐下来看云……顾随的这个评点太精彩啦,当时一下子就点醒了我。所以这回虽说遇上了雨,我还是很平和,反而劝周一渤,给他讲了顾随的这些话,说我们今天干脆不上城墙了,就在这“坐看云起时”吧……于是我们就坐在大殿的檐下,听着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空气中有股雨水溅起泥土的清香气息……非常的惬意!没过一会儿,天又晴了,当我们登上城墙时,竟然看到了天边新出的彩虹……这场雨不仅没耽误我们上城墙,反而还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彩虹!人生在遇到逆境的时候,就容易嗔怒,容易怨毒……可你越怨毒,你给别人的感觉就越不好,你的机会也就越少……相反,有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大本事,但却总能在圈子里成为核心人物。为什么?我仔细地观察过,发现人家最大的优点,就是举止得体,处事平和。和这样的人谈话,交往,你会觉得很亲切很放松,不会感到紧张……和人家相比,我的修养实在是太不够了,这就是我不如人家的地方。破了“瞋”以后呢,心里的怨毒就慢慢地化解了,执着心就不那么强了,波折不仅不会成为烦恼,反而会变成意想不到的乐趣……彩虹也就为你而出现了……

 

王征:是该安静下来,才有平和。

 

藏策:记得我二十几岁,第一次到杭州,在虎跑喝茶的时候,看了弘一法师的纪念馆。那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弘一法师圆寂前写的“悲欣交集”那四个字,我当时立刻就被“击中”了。书法能“击中”人心,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王羲之的字牛不牛?可也不至于让人如此的感动呀?我小时候练过书法,见过的字也不少,好像从来还没感动过。可一见弘一法师的字,立刻就感动了。为什么呢?弘一的这四个字,就像他的内心一样,就这样地呈现在了你的面前,毫不伪饰,绝无遮掩,这就是他的本心,他把本心呈现在了你的面前……这就是一个悟道者的心灵的能指……

 

一个即将圆寂的人,肉体早已衰弱不堪,而心灵却如此强大……你能不被这种心灵的力量所震撼吗!

 

王征:佛家就曾说“得到是为了放下”,像弘一法师这么强大的心灵,通过自身悟道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有机会我也要去看看“悲欣交集”那四个字。

 

影像之“品”

 

藏策:前两个月,我在成都和李杰聊这些,我们立刻就成为了知音。其实我们以前并不太熟。他和我讲了他的悟道过程,他就是靠摄影悟道的,这个对摄影人应该很有启发。李杰说,他有一次跑到藏区去拍天葬台,带院子的那种,院子的墙里镶满了骷髅,这就是骷髅墙。不管你生前是贵族还是什么人,在这个时候全归零了,全平等了……于是他一下子就开悟了,一下子都想明白了……打那开始他就只为了自己的心灵而拍照了,功利的东西都抛弃了……你看他现在的照片,和以前的比,简直就是个飞跃。我感觉他的飞跃,与他的这种顿悟,是有极大关联的。比如他在拍摄时,心境就自由了,而且他能充分地给予他的拍摄对象以自由。他非常反对功利性的目的“前置”,反对为了完成一个什么任务,为了完成一个专题,就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拍摄对象,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把人家拍成那个样子。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上次在北京看他影展的时候,我还感觉他拍的片子,顶多也就能算是上品。但这次再看,已经是逸品了。他已经在境界上提升了。这不是技巧的问题,这是心灵的问题。比如李杰拍的那张小孩子跳水的,从船上往下跳的瞬间……我觉得非常棒。其实那张片子也没说出什么具体的故事,或是什么“意义”之类……最能打动人的,恰恰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可以多重解读,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解读的东西,恰恰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东西,这就是语言自身的力量。

 

王征:再说说你对其他四个人影像的看法。

 

藏策:那就先说说你的。你确实拍得很不错了,以前我就说过,你的影像里有诗意,该放的时候放得很开,任凭影像去“转义”……可该收的时候呢,又收得回来。因为你太聪明了。机智和聪明在你的照片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别人需要理解三天的,你三分钟理解了,所以你走得就比别人快,是加速度的。但你的聪明还是让我看出来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多多少少还有斧凿的痕迹,还没到达到绝圣弃智的境界。呵呵!真正的智慧,那是踏雪无痕的。你这个呢,还留下了几个小脚印……比如拍湖南凤凰的那张,就是图中央有个横的东西那张,很特别,很聪明,但痕迹也很明显。古人说,得鱼而忘筌。我真没想到李杰在这么快的时间里,还真就把那个鱼钩给忘了。你现在呢,是鱼也得了,可钩还没扔。

 

于德水的有几张很精彩,在影像的语言上很到位。你看那张拍城楼的,一个老头坐在上面,另一个老头在下面走……还有那张两个女孩跨步,一个女孩往前跳的……还有一辆装卸木材的卡车旁,那个男子的奇妙瞬间……都太“造化”啦!看得出来,他完全是从影像本体的语言出发的,影像具体表达了什么对他而言并不重要,他让影像所表达的,恰恰是影像自身。像这样的影像,解读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你看那些地方的老人,不是上树就是上墙……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没有一个是老实呆着的。呵呵!这多么诡异呀?当然,这都是影像语言所暗示出来的,现实中的人们不可能总是那个样子。但照片的瞬间却呈现了这些本分的农民的另外一种“相”……画框屏蔽了这些瞬间之外的因果关系,而德水也不想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要呈现的就是这种非常态的瞬间本身。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好几张内容有点重复的——就是那个在一个石碑旁边的麦子地里拍的,有好几张。一两张应该就够了。

 

王征:李胜利呢?

 

藏策:李胜利的功底很深厚,选的这些照片张张精彩——我对这个人是最陌生的,以前我对他几乎没什么了解,但他这次的片子给我的印象很深。你像那张一队女人扛着农具的,还有老头晒太阳的……影像语言都特到位。他的影像比你们的内敛,更收得住“本义”。如果说你拍得偏诗意,那他拍得就偏散文。另外他对场景的把握也非常好,景别控制得很精致。拍室内的那张,叙事性特强,很戏剧化。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功力深厚的摄影家。

 

王征:说说潘科。

 

藏策:老实讲,潘科的摄影主张,我是很赞同的,尤其是他对影像瞬间的思考非常到位。不过呢,也看得出来,他的拍摄功力还没完全跟上他的摄影理念。比如那张投篮球的吧,瞬间太好了!但画面左侧的那群孩子没有和投球的人形成“会意”式的关系,影像本来所具有的张力就不那么饱满了,这实在有点遗憾……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的片子里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总的来说他的影像语言在机智中还有生涩的地方。他有非常敏锐的观察,有属于自己的发现。但在把握这些发现的时候,又多少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呵呵!对不起,我说得有点冒昧呀!其实这也正是我自己在拍摄过程中的切身体会,我能发现“造化”,却未必能捕捉得到位……当然了,在理念和功力上差距最大的应该是我。呵呵!

 

几个不得不说的问题

 

藏策:还有几个不得不说的问题。

 

王征:好啊,那你继续娓娓道来。

 

藏策:我觉得有关“构图”的说法,从思维方式上来讲,太局限。摄影是一种提喻,“提”什么不“提”什么,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从现实场景中选取什么和不选取什么,才是最关键的,用我的说法也就是给现实加一个边框。为什么选这个而不选那个呢?这就是摄影的“发现”。这才是最最关键的。大摄影家比小摄影家牛在什么地方呢?牛就牛在了“发现”上!这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而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当然也有技巧的成份在内,但已经不重要了,技巧不是最重要的。而“构图”呢?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讲,就是强调在一个既定了的画框里经营,就像画家面对一幅方寸之间的画布那样,在那里经营着……什么黄金分割啦,什么光影点线面啦……视野太小了,没有把重点放在对现实的“发现”上,而只注意框子里那一亩三分地,这是一种绘画式的思维方式……虽然画面的经营也很重要,但与“发现”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觉得“构图”这种说法太局限,容易误导人,尤其是对于初学者。培养自己“发现”的眼睛,比玩转黄金分割更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就算是把眼睛紧盯着取景器,那也不一定就是在“构图”呀?我在等待瞬间好不好?瞬间难道不比黄金分割之类的更重要?所以以前一提讲究摄影语言,就成了讲究“构图”,讲究画面的经营如何如何……那是种沙龙式的思维,绘画式的思维……连累得摄影语言本身都跟着背上了黑锅。所以我一定要提一下,千万不要把我说的摄影语言,和以前的那套划等号。

 

其实包含在所谓“构图”里面的,有三个意义远远超越于“构图”之上的部分:一是给现实加边框,这是摄影的发现;二是选择观看的视角,这是摄影的智慧——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看,这是一种智慧;三是对瞬间的捕捉,这是什么呢?这是“造化”。其他还包括对拍摄对象的情感投射等等……这么多真正属于摄影本体的重要组成,岂是一个“构图”所能容纳的?初学者不懂得这些,一听“构图”这两个字,就只理解成黄金分割光影点线面……岂不是误人子弟!

 

王征:影像语言理论在具体拍摄中的应用,就像人们常说的“会说的不会做、会做的不会说”一样,能够在两种语言间自由转换的大师太少了。我是拍片的,我的体会是要细读理论,也要质疑理论。如果是摄影者,看不到影像语言的局限性,那你是又被忽悠了。

 

藏策:你看我强调影像语言,但我同时也非常非常地警惕。虽然影像的语言,从总的来讲,从大的方向讲,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确实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包括我说的影像语言的通感等等……但我也非常警惕,就是绝对不能把这些当成一种僵化的规则,然后再到实际的拍摄中去套。所以你看我强调语言的时候,一再地强调“造化”,因为“造化”是可以超越人的想象和控制的。而且我一再强调解放语言,而不要驾驭语言,要放飞影像,而不是束缚影像。我就怕人们会用我总结出来的那些规则,反过来到拍摄中去套用,并形成一种新的俗套……这恰恰就走向反面了,与我提出的“解放影像”的基本出发点,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我还真见到过这样的照片,影像语言里的一些要素也都有,比如影像中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呀,也都有。但一看那就不是发现的,而是预设的。很呆板,没有一点“造化”的灵动。他不是预设“思想”,而是预设影像语言。就像“陷阱调焦”似的,他预设的不是焦点,而是一种视觉套路,等着拍摄对象往里钻……像这种东西就不是解放影像,而是驾驭影像了。还有就是,这种套路化的东西,注定不是出自个人的和内心的,与心灵肯定是无关的。用“解放的”和“心灵的”这两个根本性的原则去限定影像,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了。当然了,有些初学者为了练手,像临帖式地去模仿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另当别论。

 

王征:还有一个必须反复强调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真实性。

 

藏策:真实性这个问题,在摄影界一直是个说得最多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个最说不清的问题。打倒“四人帮”以后,最开始讨论的就是真实性问题,好像叫什么“批判‘四人帮’弄虚作假”……但又把真实性与抓拍和摆拍混在了一起……而实际上呢,抓拍与摆拍只是不同的拍摄方式,跟真实与虚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抓拍的未必就真实,摆拍的就未必虚假。

 

近些年关于真实性提得最多的,往往与假照片有关。像什么“刘羚羊”、“张飞鸽”之类……那么没造假的照片就一定是真实的吗?其实从深层的意义上说,真实性这个东西,是不可追究的。你可以获得“真实感”,可你怎么得到“真实性”?就连当代的哲学,都已经不在这上面纠结了。我一直想找个更确切的词,来代替“真实性”,以前曾想到过一个词,就是“诚”。中国古典批评里,讲究“修辞立其诚”,所以我想用“诚”来代替“真”。后来大家讨论时说,“诚”这个东西也容易被误解,”文革”时的红卫兵难道不“诚”?塔利班的那些“人体炸弹”难道不“诚”?他们也都是真诚的,但你能信吗!

 

后来我又想出个词,叫“如实”。“真实”我们不可追寻,但“如实”总是可以的吧?而且也可以避开立场的问题了。不管你是红卫兵还是塔利班,不论你的立场和倾向如何,只要你是“如实”的,就有可信度。所以我觉得可以用“如实”来替代“真实”这个词。比如你去拍一个事件,只要你“如实”地拍,就可以了。“真实”到底是什么,别说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就连当事人也只知道他所了解的那一部分。

 

王征:有些问题在新时期的纪实摄影发展过程中,在摄影师个人那里其实也思考过,那是一段特殊的发展历程。最近陈小波出的那套《他们为什么摄影》,都谈到了摄影师的思考。由于当年信息闭塞,国内摄影家一开始根本都不知道还有“纪实摄影”这样一个门类,完全出于对文革中那种拍摄模式的反叛,自己摸索着走过来的。

 

藏策:这个问题我觉得树勇说得非常对,树勇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细。有关当年的情况,胡武功给我介绍得最多。胡武功最早好象是部队里的宣传干事,拍那种政治宣传的东西。他后来对拍这个东西厌恶了,觉得太虚假。就开始去拍我们今天称之为“纪实摄影”的片子了。不过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纪实摄影”这个词,他们那时管这叫“现实主义”,因为那会儿文学界正提倡“现实主义”……胡武功在讲到安哥的时候说,安哥那时候家里能看到一些外国的画报,信息来源比他们多一些……安哥当时有可能知道一点“纪实摄影”,但估计也有限。

 

王征:现在许多有成就的纪实摄影家,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被带进入了纪实摄影大潮的。

 

藏策:这个事儿我还问过吴家林,那次在西安开会的时候,就是住在法门寺的那个晚上,我和吴家林、王福春他们聊天。吴家林也聊了他自己的经历,说得非常感人。他对早期弄虚作假的那种政治宣传有非常深刻的反省,觉得把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摆来摆去的,良心上非常不安……于是他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摆拍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反叛。就有点像当年的“伤痕文学”……后来知道了西方还有“纪实摄影”,于是在其间又找到了很多暗合之处……

 

在比较文学里,有一种叫“平行研究”,还有一种叫“影响研究”。如果把这个挪到摄影里来,像陕西群体当年拍“现实主义”的时候,与西方的纪实摄影之间就属于是“平行”的关系,当纪实摄影介绍到中国以后,那就是“影响”的关系了。所以中国的纪实摄影真的很特殊,既需要“平行研究”又需要“影响研究”。

 

 一旦被介绍过来以后,“影响”就开始发生了。这个“影响”其实更多的是摄影理念的影响。当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派”,就主要是受到了西方一些文学观念的影响,然后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模仿……现在看起来,反倒有点像现代主义最最反对的浪漫主义。当时就有人提出说,这是“伪现代派”……其实这在“影响研究”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西方诗人庞德模仿中国汉语“意象”写的那些诗,也同样一点都不“中国”……

 

王征:实际我们是在摄影实践N年后,才完整看见西方纪实摄影N年前的东西。

 

藏策:对。纪实摄影在西方,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了。但在中国却成了主流。其实这个也很正常。跟特定的社会形态、历史时期什么的都有关系。也可以说是带有补课的性质。为什么这么说呢?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弗洛伊德热”的时候,西方人就感觉很诧异。华裔的美国作家韩素音当年就提过,说弗洛伊德在我们这里已经都老掉牙了,怎么到你们那儿成现代派了?弄得中国学者一脸茫然……现在想一想呢,如果没有当年的弗洛伊德热,如果我们当年没补上这一课的话,行吗?我们对人类的潜意识能有今天这样的了解吗?虽然弗洛伊德在今天早已经不热了,但没准儿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又会在朝鲜热了。很有可能吧?

 

王征:我不大同意你补课的说法,如果认真做一下比较研究,差异会很大。包括现在研究中国新时期重要的主体影像成果,在纪实这块,我有时想,是不是可以不沿用“纪实摄影”的概念,其实内部文本的差异挺大,还有个体动机等因素。当然这是有关新时期摄影史的问题。

 

藏策:你这么说当然也有道理,但影响肯定也是存在的。未必是具体的哪一“课”,而只是一个过程。

 

王征:呵呵……

 

藏策:今天的这个访谈,对我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十年前的现在,也就是2001年的这个时候,我的系列论文《摄影·批评·文化研究》在《中国摄影报》上陆续刊登了。2001年的11月18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摄影报》,为我的这组论文联合召开了学术讨论会……我就是在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摄影界的,到现在正好十年。十年前我提出的那些观点,十年后的今天刚好通过这个访谈做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在这十年间,我不断地修补和发展当年提出的那些理论构架,而且把当年没有涉及的心灵的维度也补充了进来。最让我欣慰的是,当年并没有多少人能读懂这些理论,而今天这些理论却在摄影界找到了众多的知音。

 

 用语言符号学的基本方法切入影像研究,是我从十年前就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语言符号学也有很多派别,我并不特别墨守某一派别的观点,但在总的思路和倾向上,更接近后结构主义立场。我提出的“超隐喻理论”,就基本上可以算作汉语的解构主义,虽说我也做建构性的话语研究,比如这些年来对影像语言的研究。不过我毕竟还是对宏大的东西充满了怀疑,尤其是对那种源自苏联模式的思维方式非常反感。比如说按照那个模式,研究影像语言就得这样搞:1、影像语言的定义。2、影像语言的功能:a记录功能;b审美功能;c认识功能……3、影像语言的类别。4、影像语言的文化属性。5、影像语言的社会属性。

 

王征:哈哈哈,你需要解构的正是条条框框的限制。

 

藏策:你看看我们的那些摄影教科书,再看看《纽约摄影学院教材》,一样吗?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就是不一样的。我记得《纽约摄影学院教材》一开头就讲摄影可以记录大自然,可以记下悲伤的一刻、喜悦的一刻,虔诚的信仰,和人们的世故……好像是这些,记不清了。人家讲摄影的定义、摄影功能之类的了吗?可你看了开头那些话,就已经懂得摄影的功能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是最讲究这些的,可惜到头来却让个狗屁不通的“苏联模式”给糟蹋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王征:我看就把我对你的这次访谈,且当做继续沉淀中的一个“驿站”,等待更多人的批评和我们今后的反思,另外我觉得这也是你我和大家之间友谊的一个纪念。

 

藏策:我以后也可能会写个摄影理论的通俗读本之类,第一课就是先破掉那些僵化呆板言之无物的条条框框……呵呵!不过现在的这个访谈就已经很好了,说清了很多平时表达不清的意思,而且人们看起来也容易理解。看了这篇访谈,基本上就可以了解我研究摄影的基本思路,以及我对摄影的主要观点了。老实讲,就我在访谈里说的这些观点,如果让我全都写成文章的话,可能几年都写不出来。而说就容易多了,几个小时就讲清楚了。这个办法确实很好!谢谢你!

 

王征:别,最受收益的是我。喜欢这样的“如实”。

 

访谈日期:2011年9月29日全天

 

访谈地点:天津市和平区上岛咖啡厅

 

 


【编辑:陈耀杰】

相关新闻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