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白立方为德国艺术家Anselm Kiefer举行他在中国的首次展览。Kiefer式生命管理就是：在废墟中长大，就重建它，他一生的创作以颓废社会的灰烬为主题。这位欧洲顶级的艺术家在香港接受了《周末画报》的专访，他告诉我们的特派记者，历史是条狡猾的鱼。
2001年9月11日，德国艺术家Anselm Kiefer正在维也纳，陪伴第二任妻子生下儿子。听到纽约的消息时，他正坐在一辆出租车里，他简直不敢相信：“我以为那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他的反应与一般人没两样，这有点奇怪;如果有人会耸耸肩认为这消息不值一提，那他必定是Kiefer。毕竟，他一生的创作都以颓废社会的灰烬尘土为主题。几年前，导演Sophie Fiennes以他为主角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标题就是“故城草木深”(Over Your Cities GrassWill Grow)。帝国无可避免的衰败，既是他选择的主题，也是他的不变预测;上世纪80年代，他就画过一架飞机撞入摩天大楼。
在香港，记者向他提起这作品。他欣喜地说，“不错，不错，每当看见双子塔，你就像看见它横放着的样子。”这个评价非常奇特，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解释。也许他对香港的楼宇也有相同看法?“香港当然也会长出草来，毫无疑问。”Kiefer身上有种疯和尚的感觉，如果和尚也能结婚(还结了两次)，生五个小孩。
这次采访里，他坐着——但只是间歇性地坐着，他更喜欢走来走去，嘴里哼着歌曲;采访的场所是香港白立方，为他举行首次中国展览的画廊。Kiefer坚持关掉灯光，窗外正下着滂沱大雨，环境阴沉沉的，但却显得亲密愉快。然而，墙上挂着他的一些作品，意味着还有第三方俯视着这场谈话：那就是毛主席。坦率说吧，中国当代艺术游戏来到现在这个阶段，单纯描绘毛主席，在香港已经无法让人脉搏加速。那条船已经开走了。任何西方艺术家，无论名声多么大，要是想把伟大的舵手拉回到港口里，都要冒着暴露自己触觉迟缓的危险。白立方的Kiefer展览题为“百花齐放”(毛主席一句名言的误传)，但却没有如题那样百家争鸣，相同的标题，也用在Kiefer 2000年的伦敦Anthony d’Offay展览，以及1999年的米兰展览。Kiefer在白立方展出的都是近作，均创作于2012年，但作品的主题并非新创。
“我仍然为中国着迷，”他说，“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93年，沿着丝绸之路走了三个月。获邀请在香港举行展览时，我正重新启动毛主席的迷思。”这重新启动所选择的形式，就是拿他自己在法国南部春天田地的照片，画上花朵，再在各个角落点缀上毛主席。作品继承了Kiefer的一贯特点，规模宏大，层次异常丰富，你必须侧身去看，才能欣赏它的整体效果。这次展览最让人惊叹的作品是《长征》(Der lange Marsch)，里面却没有毛主席：只有一片庞大凋敝的景观，退缩到远方，有力地表现了某种社会、任何社会的痛苦与损失。
Kiefer对废墟的着迷其实毫不意外，因为他自己就诞生在废墟里。1945年3月，他的母亲在德国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地窖里生下了他，那时二战快要结束了。(Kiefer家的男丁似乎都诞生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母亲没能给我奶吃，”他说，“我差点就活不下来。”但他还是在这片遭受蹂躏的地方活了下来，长大成人：“我在废墟里建了间不错的房子，有两层楼，每当暴风雨来临，我就坐在里面。”他说，自己是战后德国荒漠上“有着耶稣情结的四岁孩子”。他认为借助双手，自己无所不能：“五岁时我一直在画画，用黏土创作。但七岁去上学时，我就失去了创造力。”
他这平实的叙述真是出人意料，毕竟就算他不是世界级，也已是欧洲级的杰出艺术家。众所周知的是，Kiefer不喜欢分析自己的作品。(“Anselm绝不会做的事情，”香港白立方的总监Graham Steele说，“就是解释他作品的含义。”)但他理应保留了某种程度的能力……他认为自己失去了多少创造力?他为这个问题思考了颇长时间，在作品在场时仔细计算那些不在场的部分。“百分之六十左右吧。”然后呢?他耸耸肩，“后来，我弥补了这一损失。”这也许可解释为何Kiefer从来都没有完满的感觉。他让作品留在户外面对各种元素，把作品浸在电解槽里，甚至把作品弃掉。上世纪90年代初，他搬进法国南部Barjac的旧丝绸厂里，建造了由隧道和塔楼组成的迷你帝国;2008年他离开Barjac，但早在他离开前，那里就已经被抛弃。Sophie Fiennes在“故城草木深”里展示的正是这个被抹杀的私人宇宙。
Kiefer的心里并不相信永恒。Kiefer式生命管理就是：在废墟中长大，就重建它;去上学，就重新学习失去的艺术童真;而作为天主教徒，接受第一次圣餐，期待天使吹小号的灵魂觉醒时，却得到一辆自行车——最终就变成制作被理论的重量压碎的自行车雕塑。
这次白立方展览里有两座这样的雕塑。一座是书本压着弯曲的轮子，标签上写着“Diamat”，这术语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一部分。毛主席站在花田里向它们挥手。Kiefer这些主席形象里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毛主席的塑像——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塑像都是相同的，每个形象里都有那坚定的 势。
这是更进一步的未完成事业。线索要从1993年的丝绸之路旅行，回溯到第一件作品，1969年的《Besetzungen》，当时他才24岁，摆出希特勒的敬礼手势，在欧洲多个地方拍了照片。在那之后，蓄意煽动成为他的主题，毕生事业的禁忌话题。他看过一部航摄影片，描写轰炸与战后德国，他说最喜欢片里视野从垂直到水平的光景;他猛烈的艺术笔触也给人相同的感觉，他那抹杀的社区，推倒的塔楼，都是他的个人轰炸，对象是他至少在这一刻控制着的事物。(任何外人只要知道这一点，听到他表示对Fiennes的纪录片并不完全满意，也就不会觉得意外了。“它不是不好，但还可以做得更好，”他说，“它本可以成为本世纪最好的电影!我是有权的，我可改动它，我会改它的音乐，告诉大家你在哪里，我还会从上方展示它，从空中……”)他认为历史就像特别狡猾的鱼。“优势国家不断变化，”他说，“生活也是这样，一切都是可变的，而不是固定的。过去是美国，现在轮到中国。”乔治·W·布什任美国总统时，Kiefer拒绝前往美国，但奥巴马上任后，他乐意回到纽约。“那里热热闹闹的，发生着许多事情。”尽管这是帝国最后的日子了?“是的!你说得对极了。”他笑着说。
他经常笑出声来。尽管作品的主题灰暗，Kiefer却是个开朗的人。从他不时的哼歌来看，音乐对他有重大意义：“我的工作室有很好的音响。”2009年，他设计并导演了一部作品，以纪念巴黎巴士底歌剧院落成20周年。作品叫作“起初”(In The Beginning，出自《圣经》起首的词句)，但它表现的却是结局：后方正对着建筑外墙的舞台上铺满灰尘，腐朽的建筑与演员的悲叹填充了这死灰般的空气。
然而这次采访里，他最大的悲叹却留给了艺术界。“我讨厌艺博会!”他大喊道，“任何画廊都不许把我的作品带到艺博会。”但他却在艺博会期间来到香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艺博会，而是为了现在这场展览。”对拍卖的看法?“一直以来，我都是拍卖的对象，”他悲叹，“我又能怎么办?艺术不应是炒作的对象。今天众人关心的不是情感，而是价格。”(以Kiefer为例，作品可拍出数百万美元。)与他共处一室给人势不可挡的感觉，这感觉来自某种纷乱纠缠、勉强克制住的力量。他的性格有点多变：他在白立方的里屋踱来踱去，突然想要坐上《Balancoires en fer》，Mona Hatoum的一对秋千。幸好他转念一想，顾虑到自己可能超重而放弃了。(那东西的边缘是剃刀般锋利的钢铁，如果他真坐上去，白立方的水泥地上就会多了上千个血花。)
他既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他说，“诗和艺术是真实。其他东西才是幻想。只有在画布上，你才是真实的。”既然如此，他有画过自画像吗?Kiefer又笑了，这想法的逻辑过程逗乐了他。“不!这样说来，我没有任何实体，我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媒介。”从有着耶稣情结的四岁孩子到现在的他，已过了60个年头。随着年纪变大，体能下降，他是否觉得自己的作品正在改变，以一切帝国的方式?“它正发生变化，”他说，“我知道作品在变。但在我看来，画画就像舞蹈。它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旦画到一定成就，它就坐于我的面前。接着就到我反思。”Anselm Kiefer个展“百花齐放”，香港白立方画廊，中环干诺道中50号，至2012年8月25日结束。
【编辑：陈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