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ssy Riot在莫斯科红场的Lobnoye Mest
在自己的乐队成员被逮捕之前，“Garadzha” 解释了“Pussy Riot”这个名字的由来：“女性的性器官（pussy）突然开始了对文化秩序的激进的反抗，其试图不断地界定它、然后在合适的地方展示它。”这个名字涉及到女性通常会被迫牺牲的两个东西——她们的生理器官以及她们的能量——然后强调了这两样东西对于Pissy Riot的政治姿态的重要性。
这种愉悦地包容女子本性的反面应该是辛迪·劳帕（Cyndi Lauper）“女孩子只是想要快乐” 的声明。但恕我直言，女孩想要的比那多得多。她们中的许多似乎还希望获得事业、教育、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政治权利、经济平等以及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年轻时候的Emma Goldman一样，Pussy Riot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挖掘她们的人性和女子本性，与此同时又没有丧失过上一种深刻、政治化的生活的可能性。Pussy Riot在某个介于清教徒的激进主义与辛迪·劳帕（Cyndi Lauper）之间的地方宣布了自己的“主权”。
看着《Mother of God, Drive Putin Out》，就好像是Pussy Riot在说：“你压迫着我，但我还能笑出来。”关于所有的政府和政治制度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那就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人们的错觉。当然它们是非常复杂的错觉，带有枪和炸弹；但它们只有在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它们可以时才能长时间地存在和执政。和所有的“帝王”相似，普京也是赤裸裸、毫无修饰的。Pussy Riot避开了赋予普京合法性的体系，并且证明了它的脆弱。也许Maria Alehina、Ekaterina Samutsevich及Nadezhda Tolokonnikova在监狱里笑不出来，但是与民主政治或是独裁政治的错觉相似，现实与效果相比可以不那么重要。俄罗斯人民看见过她们笑；他们看见了数百万次这样的笑容，并且对其进行解读和谈论。整个俄罗斯现在都了解了政治的另一种形式。有的人轻视它，但其他人却开始学习它并且参与进去。Pussy Riot的姿态是在小范围里的，但却也是必要的。正是这些小姿态形成的混合物可以改变政治和文化。
现实政治的复杂性让人们难以相信一群穿红着绿的年轻人可以挑战一个核超级大国。不过俄罗斯政府却为此提供了所有需要的证据：政府只会将那些他们视为威胁的人列为政治犯。俄罗斯前总统兼现任总理Dmitry Medvedev在近日再次强调了对Pussy Riot的看法：“在某些国家，人们需要为这样的行为负更加严格的责任。”——他的潜台词则是：如果杀掉她们能使我们摆脱她们，我们会这样做的。
这对那些没有受到朋克摇滚迫害的人来说似乎有些古怪和夸张。正如《纽约时报》的Jessica Bruder在最近所写的那样：“‘音乐可以帮助事物发生改变而不仅仅是卖出昂贵的外套’这样的理念在这里不是特别流行。”挤满了著名朋克音乐人的美国监狱的缺乏便是对这个观点的证明。在过去的30年里，朋克和其它的亚文化一样，已经被综合到了主流社会中。Bad Religion乐队的Greg Graffin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教进化生物学；“朋克女教母”Patti Smith最近则出现在了美剧《法律与秩序》中跑龙套；甚至连 Chumbawamba也与一间跨国集团合作推出了一张专辑。但正如Jessica Bruder所提到的那样，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在印尼，60个朋克音乐人在近日被送进了劳教营；在伊拉克，玩Emo的孩子遭到谋杀，内政部的一份声明还将Emo等同于邪教；在伊朗，玩摇滚音乐的人将会受到鞭打的惩罚。亚文化在这些地区之所以被看作威胁不仅是因为它们为人们提供了选择，更因为它们以这些选择为生。
Pussy Riot向寡头政治执政者传达的消息是简单的：无论民主政治受到了怎样的侵蚀，她们将始终具备自己的人性、女子本性和能量。阿拉伯世界最近发生的事件很好地说明了当反抗者决定不再接受他们所面对的错觉时会发生什么。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也许是混乱和暴力的，但错觉的崩溃对于Ben Ali、Gaddafi、Mubarak以及Saleh来说都特别真实。就Pussy Riot来说——暂且忽略对她们的裁定——她们对游戏充满政治味道的使用攻击了俄罗斯的这些错觉；而就普京来说，游戏便是现实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