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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仕女图与现代性——观施施然画记

来源:《艺树》 作者:易波 2012-11-06

女诗人、画家施施然的画,大多是仕女图,仕女图是中国画独有传统,照例说是比较古典的,但施施然的画看去却很现代,有时现代感还非常强。我开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明白了,一是因为她画中的女子都穿旗袍的原因,旗袍正是现代性的产物;二是她绘画中有一种自我独立意识的流露,这正是现代女性才具备的;三则是与此相关的绘画手法上的必要创新,融合中西画法,最终内容形式得到完美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

施施然具有旗人血统,自身的修长高挑非常适合穿旗袍,所以其公开亮相时总是一袭旗袍,曼妙婀娜,优雅高贵,让人惊艳。也许因为这些综合的因素,所以在施施然的画作中,永远是一个或几个身着旗袍、具有自由率性的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

艺术之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塑造形象,并以之表达作者的感情、生活和思想,以之打动他人,唤起共同经验和情感,激发共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屈原对“香草美人”形象的塑造,对脱离浑浊尘世的美好形象的痴迷,其实寄寓着他的深沉感情和个人理想。而古代的仕女图的起源也与之类似。
古代的仕女图多由男性创作。早期的女性形象来自神话、传说或诗赋典籍,往往都带有理想化的一种寄托,具有神秘色彩,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呈现其内在精神气质,是男性心目中的美好女性形象的典型。目前被认为最早的仕女画是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画中洛水女神轻盈清高,纤丽修长,风姿绰约,站在水波之上,飘然而去,而曹植站立水边,眼睁睁看着她远去却毫无办法,心中无奈。洛水女神之表情平静、超然脱俗的飘逸形象,正是曹植心中永远的痛与爱,是画家心目中最美妙的女神形象。魏晋时期尚玄学、重超脱,所以《洛神赋图》又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象征。

施施然正好继承了这一正统的仕女画传统。她的画,多表现女性特有的生活小景,比如化妆、梳头、看书、弹琴、休息和等待……生活气息浓厚,女性的心态也显得闲适,但整体却超越这种尘世氛围,呈现出女性独立,并不依附于男人的精神。比如她的人物表情往往是一种自足的、沉浸于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的,这不同于古代仕女画大多所有的寂寞、哀怨或无聊神态。就拿她的画作《把我嵌进你的诗行吧》来说,画中的女子在忙于看书写字中,脚下书掉落一地,手中却握着一支笔,似乎正准备写什么,女子的表情是那种正想起什么又在回味的神态,目光是凝聚的,表情是沉吟的,让人感觉到她内心的充实,充实在一种心事和回味中。一枝红梅的窗棂、桌几上的插花和脚边青花瓷瓶里的扇子和卷轴,也恰到好处地映衬了整体的丰富、美好和诗意。

施施然的画,喜欢选取的时代多是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民国。这或许是她的理想,既想保持一些传统,又想追求现代精神。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就像古代仕女图的背景喜欢选择花园、湖滨、仙鹤、花草一样,施施然画中的背景和道具也很有意思,她有意地选择的留声机、钢琴、西洋风格的钟楼等等,暗示着其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也有人质疑施施然的绘画中有时把不同时期的事物堆积一起。这其实是不了解艺术之本质。王维很早就有“雪中芭蕉”的画法,艺术家心目中的时空,与一般人并不相同,更多是一种心理时空,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时空。有时为了表现的需要,可以把众多矛盾对立冲突的事物搁置并列在一起,让它们和谐共处。这正是一种艺术的处理。

施施然有时还有意模糊时代,画的背景让人有些分不清年代,这或许是作者的一种故意,是她理想中的场景。因为与此相关的画中人物多少也有些脱离具体的时代,显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一副超脱范儿。但这也许是作者有意突出人物形象本身,因此故意淡化具体背景,恰如施施然自己所说,她的绘画其实是写实夹杂写意,写意中又有写实。这正是一种艺术的视角。画家创造了一个属于个人的世界,并沉浸其中。

但这一点其实值得深入探究。施施然反复地画仕女图、旗袍、江南,表现出一位现代女性反观历史影像与生存现实,渴望重新构建一个理想的生命与精神的心灵家园,如她所言的,她的诗歌理想是“心在民国的江南”,她现在也试图在纸上描绘一个相同的审美世界,并准备将之进行到底。她的现代仕女图,或一个人独处,或是两三人相对,在一个单独的与世隔绝的空间中,总是显出一种女性自我陶醉与自我欣赏之姿。施施然的这种选择,或许体现了她对美的深刻迷恋和执着观照。她总是说时间短暂,所以格外珍惜美,总想停留安静下来,她写诗或画画,都是想把这种美存留下来。这种选择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她独特的审美取向: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可以说是她孤芳自赏的内在精神气质的流露。她就像那个迷恋水中自己倒影的希腊美少年那喀索斯,最终爱上的是自己的形象。施施然也可以说迷恋的是别人目光中、镜中乃至自己诗歌中的那个自我形象,所以她要反复描画摹写。当然,她自由独立因而强大自足,所以她完全可以只欣赏自己;另一方面,又不只限于此,施施然似乎还有着为女性代言的意愿,起码是为与她类似的既古典又现代的女性代言,恰如她所说的:“仕女画,也称美女画,并不是画家狭义上的美女,而是通过画家创造的这个人物,寄托其审美的理想,观众如能在里面产生共鸣,受到感染,那画家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她的现代仕女图,其实也是她心目中的现代新女性,她试图因此确立自己的理想女性审美形象。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她的作品显得既实又虚,比如她在画中选取的器物、道具,都是她自己喜欢的,也是唯美的。在《印在书上的码头》、《琵琶语》等画中,作为房中主要摆设的明代黄花梨家具古朴而典雅,纹理或隐或现,色泽不静不喧,极好地衬托了画中女子的恬静、美丽和优雅……确实,一个艺术家若能树立起一个独特的美丽的形象,即使是带些虚构的形象,也可以说就已经确立起了自己的个人艺术风格。

当然,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的确立,还需要艺术技巧上的配合和创新。施施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在中国画仕女图的基础上,融汇了西方油画的技巧。中国古代仕女图多用线描,所以比较平面化。施施然在仕女图中,画人物乃至背景时采用了西洋画的透视法。其人物具有立体感,画面也显出远近空间感,有了层次和深度。所以她的仕女图一看就很时尚,整个画面也很有现代感。当然,现代女性生活和情感本身的丰富性与多面化,表现上也需要更复杂,这本身是塑造现代女性形象的内在需要,是形神合一的需要。

总而言之,对于艺术来说,形象有时就是一切,而施施然遵循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视觉语言。执着地走下去。就像她曾以民国女子系列在诗歌界产生广泛影响一样,她笔下的现代女性艺术形象,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所喜爱,所推崇。施施然在对女性美好的内心精神世界的观照之下,再加上对女性生活、起居乃至化妆的细致处理,从整体上,建构了一个诗画一体的独特世界,树立了既现代又古典的新女性形象,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不正是最高的追求吗?

 

 


【编辑:于睿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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