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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2月26日报道)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发霉的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到了21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而如今，更多的“精英化”的贪官们不收现金，只收文物。
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甚至很多东西，即便放在纪检人员的眼皮子底下，都很容易被忽略：如一串乌木的手链、一枚面值几分钱的邮票、两个把玩用的核桃、桌子上看似古旧的紫砂壶、随手放的一把折扇、抽屉里的一枚小印章……这些东西往往可能价值连城，随便一转手就是上百万的现金到手，远不是“表哥”杨达才手腕子上的那十几块名表可比，却比那些手表来得隐蔽安全许多！
于是，大家对于这样一种“新”的行贿方式，美其名曰“雅贿”。
其实，即便是这样的“雅贿”，也早就是我们的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吴道子的《南岳图》，宋徽宗的《秋鹰》，苏东坡的《墨竹》等等国宝级字画，都曾经是大贪官严嵩的收藏品；至于更加有名的贪官和珅，所收名作多达170余张，件件精品，而且他不但受贿，还拿着字画去“雅贿”乾隆。至于用文物洗钱的办法，也不新鲜，当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了行贿当时的户部尚书，就曾拿出3万两银子的高价，求购这位户部尚书家中所藏的字画，而这幅字画，又哪里值得了这么多的银子？
中华上下五千年，多少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制作方式失传了，然而独独这“雅贿”的技巧，似乎总也能找到最新的传人。贪官们行贿受贿的技巧一直在“精益求精”，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纪检司法人员，是否已经炼成了“火眼金睛”？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贪官们总是会想出更多的受贿方法，也许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将官员置于阳光之下，甚或是将政府权力变小，同时关进“笼子”，到那时，即便官员想受贿，无论俗贿也好，雅贿也好，大概也都不会有人去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