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彩”因在广州彩绘而得名，又因制作工场曾设在珠江南岸而有“河南彩”之称。“广州彩”始创于清康熙晚期至雍正早期，成熟于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清代在对外贸易交往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事物。“广州彩”早期作品已不易寻觅，现今比较多见的是乾嘉之后的作品。
乾隆时期的“广州彩”已经相当精美，彩绘的技法亦十分娴熟。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瓷器就是非常精美成熟的乾隆“广州彩”(Berit W?stfelt, Bo Gyllensv?rd, J?rgen Weibull, Photos by Claes Jansson, Translation by Jeanne Rosen, Porcelain from the East Indiaman G?theborg, Printed in Denmark 1991, pp.274-279. 在“哥德堡”号沉船上一共找到7种不同的纹章瓷，见《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66页。[1691年出生于英格兰，1778年死在纽约的Daniel Horsemonden，可能是通过他的堂兄弟John得到了纹章瓷，John1721年在广州，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事务负责人，见Kee II Choi, Jr。“Chinese Export Porcelains for America”， Oriental Art, Vol.XLV No.1(1999)])。
“广州彩”没有自己的瓷器烧制基地(窑场)，是在购买来的瓷器(素瓷或者有少量装饰性图案的青花瓷等)上进行彩绘并烘染而成的，属于釉上彩。最初，工匠们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制作了具有典型东方风情的“广州彩”。之后，在与西方世界的贸易交往过程中，工匠们学会了新的绘画技法，以西方艺术手法在瓷器上进行彩绘，并把这些艺术品卖给西方顾客。1792-1794年，担任英使马嘎尔尼勋爵访华使团运送礼品总管的巴罗记下了他在广州时见到的“广州彩”生产过程：“至于那些常常被带回欧洲的美丽的花鸟鱼虫画，乃是广州艺术家的作品。那里惯于仿制印刷或手绘的图片，不是用于瓷器上，就是作为商品出售。他们习得了比内地同行更高的品位。全白的瓷器大批运到广州，添上购买者自己喜爱的图案。”(【英】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234页)近人刘子芬《竹园陶说》对“广州彩”也作了高度概括：“广东商人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此种瓷品，始于乾，隆于嘉道，今日粤中出售之饶瓷，尚有于粤垣加彩者，因其杂用西洋彩料，与饶窑五彩稍异。”
广州博物馆现有五百余件“广州彩”藏品。这批藏品是数个世纪以来广州对外交往中遗留下来的珍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对外贸易的状况。
别样的画风 精巧的造型
“广州彩”除了吸收中国传统瓷器的彩绘技艺外，更注重仿照西洋艺术的表现手法，因而别具特色，具有鲜明的东西合璧风格。根据纹饰图案的画风来划分，“广州彩”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具有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广州彩”。这类瓷器因具有典型的东方风味，也深受外国人喜爱。
二是带有西洋画风的“广州彩”。其纹饰图案的绘制技法具有明显的西方美学透视规则，注意表现物体的远近距离和光影明暗等层次感，突出物体的轮廓，展现人、物、景等的立体感，图像生动有趣，立体感强烈，俨然一幅西洋水彩画。这类具有西洋画风的瓷器后来成为了“广州彩”的主流。
在这类“广州彩”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带有纹章图案的“广州彩”。这类瓷器属于“来样订烧瓷”中的纹章瓷。纹章图案的提供者一般是西方的公司、商人、贵族、皇室等等，他们将自己喜爱的纹章图案或家族徽标交给来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押船员或商人，由他们带到广州请当地工匠彩绘在瓷器上。
外国人到广州后，主要采用两种订货方式来购买“广州彩”，一是“看样订货”，即广州商人将造型和纹饰图案均已设计好的瓷器样板让来华外国人挑选，外国人看好样板后即可订货；另一种是“来样订货”，即外国人将自己喜爱的纹饰图样、器型交给广州商人，由广州工匠按样定制。因此，我们看到，“广州彩”也有如同西方银器、玻璃器和陶器等样式的西式造型，器形精巧，别具一格。
“广州彩”的纹饰图案题材甚为广泛，既有中国传统的山水田园风光、庭台楼阁、宅院人物、花鸟鱼虫、瓜果、船舶、戏剧表演，也有西洋景物、神话场景、外文字母、徽标纹章和宗教题材等等。
总之，根据器型和纹饰，“广州彩”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中式器型和中式纹饰；中式器型和西洋纹饰；西洋器型和西洋纹饰；西洋器型和中式纹饰；中西合壁式器型和中西合壁式纹饰。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会混淆“广州彩”和其它彩瓷，甚至将“广州彩”列为粉彩。其实，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颜料及色彩的搭配上。“广州彩”的特征是强烈的对比色，以鲜红、粉红和绿色为主色，后来又大量描金，同时，用料浅、薄，显现出来的色彩十分艳丽。不同历史时期，“广州彩”在颜料的运用和纹饰图案的布局方面又有不同。“早期广彩常以干大红、西红和绿彩为基调，描金较少，金彩多施于器口沿或描绘锦地用。雍、乾时期，有的广彩用色较少，仅用麻色、西红或蓝彩等单色绘西洋风景和富欧洲风格的花卉纹饰。乾、嘉期间为广彩发展的成熟阶段，形成其特有风格，画面用彩丰富细腻，鲜艳夺目。道光以后，广彩颜色增多，大量使用金彩和绿彩。其彩绘亦有仅用绿或珊瑚红的，绘梧桐亭院山水或牡丹纹样。”(刘欣欣：《别具特色的广彩纹饰》，载程存洁主编《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37页)“广州彩”使用的颜料既有来自本国本地，也有来自进口，主要有金彩、水青、西红、干大红、麻色、大绿、二绿、鹤春、茄紫等等。
皇家贵族的至爱
17世纪以来，茶叶、丝绸和瓷器一直是东西方贸易的三种最大宗的商品。18世纪，特别是清乾隆22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广州为清朝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以后(直到1842年止)，广州成为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唯一贸易港口和停泊地，各国对华贸易均发生在广州。中国的瓷器通过广州口岸源源不断地销往西方。据统计，仅仅瑞典东印度公司在经营远东贸易期间，从广州进口的瓷器就达5000万件(拙文《中瑞陶瓷贸易遗珍》，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3页)。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一方面促进了欧洲本地瓷业的兴起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瓷器不断创新。作为广州的主要外销商品之一，“广州彩”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审美趣味，无论是在选择瓷器的造型和纹饰图案上，还是在绘画技法上，都是积极按照西方顾客的要求和喜好来确定的。“广州彩”一经出现，即深受西方人的喜爱。
早期的订烧瓷，特别是纹章瓷，主要是在景德镇制作完成。随着订烧瓷数量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将制作工场设在广州，从景德镇运来素瓷，在广州进行彩绘。这是因为订烧瓷完工所需时间较长，制作过程中，工匠们又很有可能出错，假如制作地点仍设在景德镇，一但出错，就很难挽救。将制作工场从景德镇移到广州后，外国人来到广州交样订货，就可以按时收到满意的货物。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威廉？希克(William Hickey)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时描述：“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转引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版，453页)可见，当时“广州彩”的生产规模较大，同时也显示“广州彩”的市场需求较大。
“广州彩”，特别是“广州彩”中的纹章瓷一类，因色彩丰富艳丽，图案变化多样，能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故深受皇家贵族的青睐。纹章瓷在欧洲颇为流行，尤其在英国，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制海权的激发，英国对纹章瓷的需求在1720-1830年间达到了高峰。目前，欧美的一些博物馆保留有大量“广州彩”纹章瓷。如瑞典东方博物馆(Jan Wirgin, Fr?n Kina till Europa, ?stasiatiska Museet Stockholm, 1998)、美国华盛顿和李大学里夫斯中心等众多欧美博物馆均藏有众多的“广州彩”纹章瓷(Thomas V. Litzenburg, Jr.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 T. Bailey,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in the Reeves Center Collection at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by Third Millennium Publishing Limited)。广州博物馆也藏有一些“广州彩”纹章瓷。如1750年广彩描金徽章纹盘，口径23厘米，足径12.5厘米，高3厘米。金色口，一圈锯齿纹将盘分为盘沿和盘中心两部分。盘沿用金色画贝壳，并用欧式的卷枝纹相连组成图案。盘中心用金彩画有一只直立的狮子与手杖支撑的一个蓝彩盾牌，盾牌正里面有RS字母。这一组图案是瑞典冯斯坦杰尔家族的徽章。此盘是瑞典冯斯坦杰尔家族来广州定制的。又如清乾隆蓝彩描金徽章纹花口盘，直径22厘米，绘釉上彩描金纹，盘中心描绘的是瑞典贵族吉利伯格家族的徽章，在一个椭圆徽章里，画有皇冠、塔及一匹飞马，徽章外是一圈链状描金花纹装饰。费里德里克·吉利伯格(1698-1759年)是瑞典国家采矿业主席，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二个特许期(1746-1766年)中主要的订货者。
中国对欧洲的瓷器贸易，因其本土瓷器业的兴起以及对“中国热”的消退，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日渐衰退。不过，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对美洲市场的瓷器贸易依然兴旺。“广州彩”有着同样的兴衰发展过程。由于“广州彩”美观实用又便宜，除了咸丰年间(1851-1861年)“广州彩”因为景德镇窑址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受到毁坏而流传很少(Dr.John Quentin Feller,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Canton Famille Rose Porcelains, From the Alma Cleveland Porter Collection in the Peabody Museum of Salem”， p.6.)，其它时间，“广州彩”的出口量一直都很可观。如1876年“广州彩”出口到美国(包括欧洲大陆展览的)的总量增长超过1000担(《1876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见《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162页)。直到1922年，海关报告仍有提到，“杂货一项，其中有足称者，则为河南制造之瓷茶具，人颇乐用，驾乎日本产之上”(《中华民国11年广州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688页)。“河南制造之瓷”就是指“广州彩”瓷。
“广州彩”的作者，目前能查明的可谓寥寥无几。近年的研究表明，广彩鼻祖是杨快和曹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广彩艺人可知者有关精、谢培等29人(广东省博物馆编：《广彩瓷器》，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正是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艺匠，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冶熔一炉。“广州彩”作为中国外销瓷的一个独特品种，为西方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皇家、贵族，乃至普通民众，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历史印记。“广州彩”艺术品浓缩了18、19世纪东西方艺术之精华，不仅使我们感受到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辉煌，也是清代广州中西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