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叫Crystal（水晶）？为什么要叫art glass（艺术玻璃）？就要叫琉璃。彩云易散琉璃脆的琉璃。身如琉璃，内外明彻的琉璃！”1987年，张毅说出这句赌气般的话后，就和杨惠姗一起，在台北淡水创办了琉璃工房。这确实是个“赌气”的举动，一个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一个金马影后，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抛开过去，转身走进全然陌生的琉璃世界。
4月23日，《琉璃之人间探索——杨惠姗、张毅联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登场。泉水和岩石上盛放的琉璃花、古拙写意的黝黑佛像，向观众讲述了一个传奇般的琉璃故事。
琉璃艺术，古老又年轻
在中国，琉璃既年轻又古老。说古老，是因为早在西周就已有了琉璃，说年轻，是因为20多年前，华人社会尚无一间玻璃艺术工作室，直到张毅和杨惠姗成立琉璃工房。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张、杨二人是琉璃产业“开宗立派”的人物，“可以说现代中国琉璃的新见于创造，是在杨惠姗和张毅两位艺术家20多年的努力中实现的。”今天，两岸已经有了百余家琉璃工作室。
两人的作品的确让人惊叹。玻璃在这里有了完全意想不到的质感，可以是流泉飞瀑的晶莹剔透，也可以是层岩大石的厚重粗糙，还可以是娇艳花瓣的柔和鲜嫩。
这些作品融入了艺术家对生命的思考，并且深具传统文化意趣。张毅在展览现场对记者解释说，花开就有花落，杨惠姗“一朵中国琉璃花”系列，凝固了花朵和泉水，表达的是对生命瞬间凋零的反抗和坚持。而把铁丝和玻璃融合到一起的“更见菩提”，则意在探索两种截然不同的材质糅合在一起的崭新境界。
投身琉璃，源于文化的冲动
黑色的展台，黑色的背景，唯有琉璃在灯光下流转生辉。张、杨二人的作品，常常在含蓄沉郁的基调上，绽放出惊艳的亮色，一如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
关于他们为何会离开如日中天的电影事业，两人各有说法。张毅说，那缘于一种文化冲动。“1977年，我26岁，第一次去外国，第一次看到听到源自唐代的雅乐，在别的国家保存着，演奏着，”“一个以瓷器擦汇聚销售全世界的欧洲品牌，在他们的总部大厅，陈列着中国宜兴紫砂壶，强调他们的创意灵感由此而来”。“今天你可能不愿意知道，闻名世界的明式家具的木艺，传承下来的部分已经很少了”……张毅说，琉璃工房创业之初，心底充满一种民族文化的渴望激情，琉璃两个字，由此而来。
杨惠姗说，“琉璃这个行业严格来说不是我的选择。”在她觉得应该离开电影寻找新方向的时候，张毅对她说，“还记得那些水晶玻璃吗，我们来做这个吧！”在他们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中，张毅借了很多国外的玻璃艺术品来做布景，那种可以看见内部空间，里面还有流动的气泡和色彩的材质让杨惠姗很着迷，所以她回答说“好啊”。于是，两个对玻璃艺术一无所知的人飞蛾扑火般地扎了进去。
一无所有，也不影响心中自豪
开始，他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首先是技术上的。“我们真的很无知，当然也有好处，无知就不晓得害怕。”杨惠姗举例说，他们买了家用的蜡烛，放锅里熔掉，用来脱蜡铸造琉璃，后来才知道，光工业用的蜡有十几种，蜜蜡、白蜡，专业的珠宝蜡等等。
他们从一家倒闭的工厂那儿买了一个高炉，看着上面一堆仪表，连开关都找不到。最初，烧出的琉璃都是浑浊的，“好像米没有煮熟的样子。”有时候炉子加热不均匀还会裂开，高温达1450摄氏度的琉璃就流到地板上，“整个水泥地板都鼓起来，好像一个小山丘。”
更大的挑战是财务。负责后勤的张毅说：“大概3年半，最坏的情况是7500万元新台币的负债，还不包括我们把杨惠姗爸爸的房子、哥哥的房子、姐姐的房子，她自己的房子，我的房子悉数抵押。一个月付出去的利息就已经是180万新台币。”一贫如洗，所有亲友都反对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奇迹般地撑了下来。究竟怎么过来的，张毅说自己都不知道，“就觉得像恶梦一样”。
背后的动力还是文化。在他们略有所成的时候访问日本，一位日本玻璃老艺人问他们是第几代，张毅回答是“第一代”，而日本老人说，他是“第十四代”。老人还告诉他们，脱蜡铸造并非法国人首创，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琉璃耳杯，其实是中国最早的脱蜡铸造法。
张毅说，当时只觉得“一巴掌打在脸上，这才是文化的震撼”。“我们对整个社会忽视传统深感不安，只有重视传统才会有尊严和将来。”之后，两人竭力收藏失落的古琉璃，为中国琉璃与世界现代玻璃艺术的交融，“烧钱如烧纸”地推广。
今天，杨惠姗的作品在美国最权威的康宁博物馆的标价，超过欧美重量级艺术家作品。“琉璃工房是否成功，不在于赚了多少钱，如果能为社会树立一种价值，一个典范，即使口袋里一无所有，也不影响心中的自豪。”张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