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美学的进程里——再谈行为”展览现场，2013.
“我不在美学的进程里——再谈行为”正在星空间的七棵树空间进行展出，我们特此邀请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苏伟探讨他通过本次展览试图达成的研究性目的,并解读展览所传达的整体策展理念。
“我不在美学的进程里——再谈行为”的确在某一方面将艺术研究作为它针对的对象来展开。这里所说的美学也是宽泛意义上的美学，在我们这三十年简短的当代艺术历史里，这个美学经受了挪用、移植和自我徘徊，也经历了历史化和标准化的进程。在行为艺术的历史中，这个美学的伴随体现出过度在场和不在场的特征，要么过多地赋予创作以文化和社会批判的含义，要么面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地区之外的行为创作时无力或者不去描述。同时，这三十年人们对行为艺术的理解是从宽泛到愈加范畴化和专业化的，这个过程里美学似乎仅仅行使了定义权，而没有真正去面对不同个体创造出的非常丰富、复杂、有机的思考和作品。宽泛的行为艺术——无论是泼墨、美术馆开枪、包扎身体、焚烧画作那些著名的事件，还是有些艺术家主动反思这个媒介、反思身体参与的创作——有趣，有魅力，有嚼头，而我们的美学太容易忘掉这些创作在没有被塑造成这个或者那个概念之前的形状和肌理。
这个展览希望从有限的角度重新看待和再次深入到这个美学的历史和行为艺术的历史，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否定它或者试图再建立一个新坐标。历史的遗产极其复杂，它不光带来了反思的余地，也带来了可以确认和追随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发现这些历史的局部，因为对于研究者而言，它们并不是都四四方方地摆在那里等你取用。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坐标，而是坐标太多；收集历史素材的知识欲望远远大于创造和研究的欲望。换个角度说，这个展览看似是一个媒介研究，但与传统的以作品为中心的方法不同的是，我其实更关注我们是如何去塑造这个媒介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学与创作的呼应和错位是怎么发生的。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的创作压力和关联性现在已经松解了，但看看我们的当下，事情似乎仍然很紧迫。
至于用什么形式呈现这些作品，非现场的方式呈现行为创作是否让作品变成了文献，这些都不是太关键的问题。就像中国行为艺术刚刚产生时一样，野生的状态，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这个方式更接近这些创作的现场。这甚至和展场设计中希望传达的未完成感和粗糙感有所呼应。因为历史中行为艺术这个范畴的宽泛，没有了照片、装置还是录像这些材料性的限制，或者对材料性的那种想象，恰恰让很多作品更加开放和具有力量。对艺术研究而言，这反而是一种幸运。
表面看来，马六明、朱冥等艺术家的作品和李然、刘鼎的作品存在着“从意义到方法论上的断裂”。但是这个断裂仅仅是时间推移造成的吗？回头看陈劭雄展览里的两个作品，分别创作于1991年和1992年，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向艺术史发问，向偶发艺术中那种去除行为意义的观念致敬；而李琦2012年的作品也在探索形式语言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两个人同样对文化环境和艺术环境做出了反应，更重要的是，这种反应方式完全处于艺术的内部，并且因为这种从内向外的探索方式，他们作品中各自折射的、可以扩展到不同层面和领域的问题在两个创作者之间发生关系，这条内部通道让两个创作有了可以对话和放在一起被观看的可能。所以，那些所谓的“意义和方法论”是否真的在这些创作里占据核心的位置都是个问题。（艺术家）身体的出现/呈现更像是这个展览的一个“引子”，我希望它能带着观众走回到艺术家每一次的工作里，看一看他们这些工作的对象、倾诉者、敌人和朋友。历史的“发展”一定具有那个中间环节吗，难道起跑的那一刻所发问的问题和前瞻的道路，无法直接投射到当下的问题和困境中？情况正好想反，这其实才是历史的必然性。时代和地域的分割在创作里永远存在，但碰巧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当你处于一个由创作而不是自封的系统和无谓的想象发话的语境时，这些分割似乎变得远没那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