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不说普罗大众，即便资质稍浅的法学界人士，也未必能够明确回答，眼下咱们究竟有多少种与宪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法令法规。此番若非闹出了“《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这桩事，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早在1996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决定》，并明确公布：“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虽7年之后，即2004年8月2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该法又修正过一次，并于当日通过，且“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但我们不知，并不意味着拍卖公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一无所知。或许，正因为人家知之甚详，才故意把此事弄得甚嚣尘上。用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专家、曾参与《侵权责任法》制定的杨立新教授的解读：“书信本身是物，私人通信的书信一般掌握在通信人手中。从此次拍卖的情况看，虽然拍卖者不是信件通信人，但应是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信件，因此该委托人具有信件的所有权，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对信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信件本身不在杨绛先生手中，那么委托人如果不公开拍卖，而是私下进行转卖，在杨绛先生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的。”
与杨立新教授不谋而合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人大律师学院兼职教授王凤海也说：“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刨除个人情感，单纯从法律上讲，拍卖主要适用于《拍卖法》，委托人如果对拍品有完全的处分权，则有权委托拍品上拍。”相比之下，北京一位知识产权法领域的资深律师的看法也颇为客观：“如果仅从物品所有权角度来看，持有者具有使用权、占有权、处理权和收益权。持有人将物品拿去拍卖，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不涉嫌违法。但是，信件性质特殊，涉及著作权和隐私权，其使用方式是受限制的，如果持有人将书信内容对外公开、发表或编辑，就涉嫌侵犯隐私权和著作权。”
尽管厦门大学中文系“钱学”研究专家张治博士明确表示，公开那些书信，对钱钟书先生的名誉没有损失：“那个书信我看过了，我觉得内容好像还好，基本上很多是客气话，无非就是对朋友可能有两句开玩笑的话而已。”他所说的“那个书信”，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其中在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钱先生“不能公开说”的话，却因拍卖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而在诸媒体和网站上“被公开”了。这对百岁老人杨绛而言，无疑会让她十分意外、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无论如何，钱钟书先生乃学界大家，而杨绛老人最喜欢的是英国诗人蓝德的“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句诗，并且百余年来始终身体力行，包括李国强和拍卖公司都很明白，不从情理上尊重杨绛的个人意愿，这段公案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逻辑进行，都会让旁观者觉得他们是在欺负钱氏一门甚至惹怒中国学人，他们的拍卖之举是难以善终的。一场哗众取宠、震惊学界的作秀，他们见好就收，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绛老人貌似“赢家”，其实不过作了一回人家“钻法律无明令禁止漏洞”的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考以下例证——
不是忧虑
也是尴尬
4年前的5月31日，在北京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上，包括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11通34页、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9页，那批信件，最终以744.8万元人民币成交，此事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倒不是说此乃“天价”，而是因为，这批信件一直为胡适家族收藏，之前从未亮相，是嘉德公司于当年2月在美国从胡适的儿媳曾淑昭那里征集到的。由于这批信件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极为重要，学术界、收藏界都相当关注。由于那次拍卖特别公示了国家收购优先的原则（即：国家收藏机构不直接参与拍卖，但是在拍卖成交数日内，国家若要收藏，可优先以成交价获得）。拍卖结果出来后，国家文物局经研究决定，对于其中“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按照成交价544.4万元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这也是国家文物局首次根据拍卖后的情况，使用国家优先购买权征集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宋新潮的话说：这批珍贵信札过去从来没有见诸出版物，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史、新文化运动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专家认为“弥补了史料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或许，“《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品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但它们所具有的文献价值是有目共睹的。手稿作为一个原生态的文本，既可还原印本之缺，又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信息，探寻作者的心路历程，因此很乐意看到这些资料能够作为史料进行研究。如果真的被海外拍走，你让中国大陆的“钱学”者们情何以堪？
前科屡现
徒惹风波
由于具有史料、文献、文学、书法、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再加上“存世仅此一件”孤品的性质，名人书信历来都为收藏家所重视，当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名人书信一批又一批成为“拍品”，什么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事实上，中国拍卖业经历了21年的发展，信札拍卖屡见不鲜，其中以宋元明清信札居多，也有当代，以及在世名人信札上拍，比如在北京去年的秋拍上，就据拍卖了莫言信札，价格达到两万元以上，并被广泛报道，但至今莫言都没有对此公开表示异议。传是拍卖书画古籍经理韩斗分析，国外很多拍卖行都有名人信札拍卖，在世名人信札的拍卖也很多，但至今都没有出现类似信件当事人要求撤拍的情况。出于市场考虑，现在上拍的过世名人信札比较多，他还表示，对于拍卖行来说，只要拍品符合拍卖标准，都可以进入委托拍卖的程序，并不会提前与写信人做特别沟通。
据初步统计，仅2002年，拍卖周作人、姚茫子的3页手稿，以5000元成交；曾国藩、李鸿章一卷书札7500元成交；钱钟书、谢冰心致黄裳的两页书札9500元成交。成交价最高的是一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信札》，其中有宋庆龄签发的《上海文艺界致司徒雷登大使》信和茅盾、老舍、叶圣陶、巴金、胡风等80余位文化名人的信件，共148页，每页含信笺数页并附信封；另外还附部分会员照片一册。该拍品起价6万元，最终以8万元“一锤定音”。
同年，在中国“嘉德”秋季大拍上，推出了“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钱镜塘是上海著名书画鉴赏家、收藏家，所藏“明代名人尺牍”共20册，收有明永乐至崇祯年间重要历史人物400余人的书信。这批书信最终以990万元创下了中国古籍善本单项拍卖世界纪录。
2007年，钱钟书致吴祖光信札，一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便笺，不到10行字，去年12月在上海以1.1万元拍出，到2008年5月，此信又出现在北京的拍卖场上，竟然2.3万元成交——同一时间在上海，一封老舍致章士钊的信，2000元起拍，最后以5万多元成交，高出底价25倍以上。
其他如郁达夫致王映霞的信札一束，7封信19页纸，拍出了37万元。而作为上海博物馆首任董事长的叶恭绰，上世纪30年代筹建上海博物馆的信札日前由嘉泰公司拍卖，信札内容详述博物馆筹备的各项流程，并涉及当时许多文人。这套信札堪称研究筹建上海市博物馆的第一手史料，2.8万元起拍，最后以17万元成交。
难道正因为钱钟书先生的信札有被拍卖的“前科”，才酿成了今日之风波？笔者不便置喙。
信札收藏
增值无限
有人说，“对于名人，也就是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来说，一封信札其实就是一段历史。”如果按照“真、精、稀”的原则，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来度量，此言并无不当。且不说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距今1700多年，是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其字古朴、雄浑、沉厚，堪称“无价之宝”。而王羲之写给亲友的书信有《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杨凝式的《韭花帖》等，都是流传下来的我国古代书信珍品，拍卖会上也是难以估价。故而有专家认为，作为浓缩的书法艺术，信札不仅展现了书画家的日常生活，更展现了书画家精湛的功力，从而也形成了书信小品这样一种体裁。因此，名人信札将会无限增值。
不过，当今藏家要收藏古代信札难度较大，虽然清初以后，郑板桥、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名家均有精彩书信留存于世，但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而现代名人书札的收藏却要容易得多，因为相比古代书札，现代书札的存量无疑要大得多，未来几年，随着人们对现代名人书札价值认识的提高，像钱钟书这类名人书札的价格，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结语：
我们还剩下什么？
据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爱情对他创作和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尤其清楚地体现在小说《尤利西斯》的创作中，而《尤利西斯》则一直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文学作品之一。但在2004年8月，伦敦索思比拍卖行把他写给妻子诺拉的一封情书以24.08万英镑（约合44.62万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了一位匿名收藏家，虽然该情书创了20世纪作家书信的最高拍卖纪录，但至今令乔伊斯、尤其是《尤利西斯》的研究者们感觉无比郁闷。
我不知道钱钟书的那些书信如果流失，会不会让“钱学”者们造成困扰。我只知道，钱氏一门，向来温柔敦厚，不慕繁华，也从不在学界招惹是非。而这场现已尘埃落定的风波，所涉及的无非是隐私权、著作权与物权的冲突。说白了，也就只是“《宪法》第40条”与《拍卖法》中关于“拍卖只是物权转移，并不牵涉版权变更”的冲突。老实说，近年来，诸如“年满18岁的在校大学生是否可以结婚”，《宪法》与《教育法》也曾引发争议，这一类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每每令人茫然无措。好在我们现在可以抛开市场问题和法律命题，简单谈谈情与理的常识了。毕竟，你与一个与世无争的百岁老人讲冷酷的市场和法律，不仅可笑而且残酷。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荡然无存，连别人对你付出的真性情都可以出卖，更无视一个文化老人的尊严，把人家当作“文化蜡像”，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还剩下什么？
或如某网友所戏言：钱钟书先生曾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讽刺某些人靠写回忆录混饭吃，亦或是感叹文人生前潦倒，死后被消费。如今，自己反倒成为了被消费的对象。难道钱钟书也是“预言帝”？莫非，艺术来源于生活，亦可预言生活！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