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努阿•阿契贝，伦敦，1970年5月21日。
我是在慕尼黑办公室通过网络获悉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去世的消息：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于3月21日离开这个世界，享年82岁。那天快要结束时，这一不胫而走的消息，通过电话、短信，在报纸新闻、社交媒体、非洲文学listservs、教室、酒吧以及非洲城市的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回忆是忧伤的；集体的哀思却也充满了对这位史上最伟大的非洲之子的敬意。阿契贝的离世令我一时哑然。但是想到他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内心又最终释怀。对于我们这些生于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人而言，他的作品犹如终生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初次读他的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所感受到的震撼，这本书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受人爱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种震撼和他在书本上所创造的世界给人带来的认同感是分不开的：在伊博村庄里，随着基督传教士和英殖民者的到来，村民们不得不挣扎于文化和精神传统不平等交流所带来的灾难之中。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过去与现在如此多的交错之处，使我们从书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世界。另外让人欣慰的一点是，阿契贝所呼唤的充满自信的后殖民文学愿景，也是我想象力遗产的一部分。
惊悉他离世的消息，虽然一时无法接受，但却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位在非洲文化图景中雄踞一席的文学雄狮，那笑起来有些困惑的温和面孔，一切的一切，从此以后都只能化作记忆。但是现在他漫长的蜕变才刚刚开始——从凡间的偶像到冥界的神祗。他的生命，是在生生不息中发挥着光和热，仿佛传说中伊博族的象征神物蟠蛇。
阿契贝和我都属于尼日利亚最大的少数民族伊博族。用伊博族的话讲，他的离世就像“一棵大树倒掉了”（Oke osisi adago）。阿契贝是二十世纪非洲文学的“大树”。他的思想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他在二十八岁那年发表的小说《瓦解》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使非洲现代写作实现了彻底转变。在The Root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里，Kwame Anthony Appiah简洁地进行了概括：“对于那些想用英语写非洲生活的人而言，阿契贝为他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在《瓦解》之后，阿契贝又发表了《动荡》（No Longer at Ease） (1960) 和《神箭》（Arrow of God ）(1964); 三本小说加在一起构成了阿契贝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三部曲。在他写作的年代，非洲正处于政治激变中，很多国家宣告独立，新的民族国家大量诞生。对于后殖民的精英而言，这种转变伴随着挑战与责任：必须创造一个现代、独立的非洲意识，同时传递非洲经验的普世价值。阿契贝对这项事业的贡献和他作品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在于他将非洲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和再想象的自我载体放到了写作当中。然而，阿契贝既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也不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第四部小说《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 (1966)完成于尼日利亚政府危机之际，以其对病入膏肓的政府腐败的清晰诊断而具有了预见性的意义。这本书预言了1966年1月15日军事政变，这也成为一年后尼日利亚-比夫拉战争的先兆。
钦努阿·艾尔伯特-阿契贝（Chinualumogu Albert Achebe）于1930年11月16日出生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名基督传教士，也是老师。他在自己的信仰下将孩子养大，但同时也将伊博世界的非基督传统渗透到了他们的教育中。基督教和伊博文化、欧洲与非洲之间、殖民主义以及对殖民主义的反抗——这些因素的融合构成了阿契贝作为作家、大学教授、编辑、出版人、杂文家、敢于对腐败和其他社会隐疾直言的批评家终身创作的主题。伊博口述传统的古老智慧在他对谚语的自如应用中犹如一口文学和哲学的深井。也正是伊博文化构成了他作为作家和思想家的身份核心。
阿契贝也兼具其他的身份：他是一位尼日利亚作家，非洲作家，也是世界作家。但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伊博族作家——不是在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意义上这样说，而是就像我们将狄更斯称为英国作家、沃兹沃斯称为英国诗人一样，阿契贝是当之无愧的伊博族作家。对他而言，伊博传统和它的复杂语言对先锋的普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说起来有些矛盾，正是通过语境的特殊性（对一个错综复杂的特殊文化的召唤），阿契贝（如同狄更斯一样）才达到了一种普世性。阿契贝的成就在于打破了非洲社会以及个体之间的藩篱，明确向世人宣告这些社群和个体也是人类普世思想化身的一部分，尽管西方世界总是将他们看做是野蛮人或原始人。
《作为老师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s Teacher） (1965) 和《非洲形象》（An Image of Africa） (1977)充分表明了阿契贝的问题意识。在后者中，他通过细致的解读，对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中所渗透的种族主义进行了颠覆性批评。在西方学术界，康拉德的小说被奉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书中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往往被人忽略，阿契贝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写道，非洲在这本书里变成了“一个抽象战场，没有人性的迹象，欧洲人不顾自身安危进入其中。” 他指出对整个非洲大陆的这种定位表现了一种“荒谬的狂妄”，同时强调：“真正的问题是非洲和非洲人的非人化，这种根深蒂固的态度过去如此，并且将会继续下去。”如今很难去理解阿契贝在1977年对康拉德的解读是有多么激进，在当时，后殖民研究的批评语汇几乎没有存在过（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一年后才出版的）。
尽管从一开始阿契贝就立志摆脱地方主义和类型化的束缚，但他作品中的普世性是慢慢才被认可的。在我们哀悼又向他致敬的同时，却不可以忽略掉这样的事实：虽然《瓦解》在六十年前受到了热烈追捧，但人们并未能够以普世的角度去看待它的悲剧化的平民主角Okonkwo。50年代末，《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的一名评论家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是：“《瓦解》属于为数不多的从内部描写原始社会的敏感作品之一。”“原始社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解读阿契贝背后的文化，不知阿契贝看到后会作何感想。
作为一位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锋作家，阿契贝将自己视为“作为老师的作家”。对于我们这一代出生于60年代的人，非洲大陆对自由的追求正处于实现的边缘，很少有作家或思想家能像他一样如此彻底得代表我们的理想。在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今天，故事的平衡性》（Today, the Balance of Stories） (2000)中，他认为世界文学必须给大量故事和传统腾出更多空间。实际上，阿契贝所追求的不仅仅是“重述”非洲故事，或者（如他所言）是肯定他的人民的故事，他更追求一种历史小说模式，非洲生活在其中不是处于边缘而是中心位置，因此能够作为复杂的艺术和哲学思考主题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
就我自己的写作批评和策展工作而言，阿契贝重新讲述非洲历史的批判性文字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开始做艺术策展和写作的时候，也是抱着同样的诚挚信念，坚信当代非洲艺术和非洲艺术家的创造视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的主流叙事中具有一定的分量。当我选择伊博的词语Nka（做艺术的意思）作为一本研究当代非洲文化杂志的名字时（90年代和一些同仁创办），多少都是受到阿契贝70年代创办的文学刊物Okikei（伊博语的意思是创作）的影响。阿契贝作品对艺术普世性的基本脉络的完美阐释也令我深有同感。这一普世性允许差异性、多重声音、异质性的存在，但又强调了差异的存在并非绝对。
阿契贝的离世为非洲后殖民文学划上了一个精彩而无可替代的收梢。他与他的尼日利亚同胞／朋友索因卡（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充分证明了这一代非洲作家所产生的经久不衰的影响。他们可谓是非洲文学中的阴与阳：阿契贝的文字精简有力，索引卡则是滔滔不绝；阿契贝代表着阿波罗式的节制内敛，索因卡则丰盛满盈。索因卡的声音更激昂，诙谐，耀眼，带着一种不管不顾的态度，随时要举起武器对抗专制、挑战权力。而阿契贝的声音沉稳，具有思考力，也许有点忧伤，怀有一种人们所说的那种文学矛盾性。他细腻简约的行文和极简主义的优雅源于一种信念：他始终相信一篇文字的叙述力量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剔除掉赘肉而深入到思想的骨髓之中。他不断干扰那些老套的叙事技巧，从不自顾自沉迷于想象的世界中，而是努力创造一个与自己所观察的社会同步的虚构平台，这也是作品所存在的并对历史产生质疑的真实世界。通过这种手法，他那简洁娴熟的叙述不断生产出强有力的观点，令读者看到并感受到支撑着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权力关系的那些扭曲的人类逻辑和社会瑕疵。
奥奎·恩佐（Okwui Enwezor）是慕尼黑美术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