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99艺术网特约专栏文章，未经协议授权，请勿转载使用。
周文翰，文化产业与艺术产业研究和咨询专家，艺术评论作者，策划人。2002-2003年担任《财经时报》文化记者，2003-2008年担任《新京报》艺术记者，后出国旅行两年考察亚欧文物古迹和当代文化现象，2010年底回国从事文化产业和艺术产业发展研究和咨询工作。长期为经济观察报、新京报、金融时报ft中文网、台北《艺术家》月刊、吉隆坡《亚洲眼》月刊、柏林《TAZ》日报等国内外媒体撰写文化、艺术、建筑方面的专栏、评论、分析文章等，亦曾策划多项融合艺术、设计等跨界元素的创新艺术展览和活动。2010年出版建筑散文集《废墟之美——欧亚大陆上的建筑奇观》。
历史的起点总是勾连一系列琐细的日期、地点和名称：1992年10月3日深圳市动产拍卖行(现深圳市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深圳博物馆举办“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1992年10月11日北京市文物局等主办，北京市拍卖市场执槌1992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1993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同年12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次年3月在北京举行首届大型春季拍卖会——它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拍卖公司，现在还是业界翘楚；1993年6月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举行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这是上海开埠150多年来举办的首场大型艺术品国际拍卖会。
不管把其中哪个当作中国艺术品拍卖的起点，都可以看到隐藏在背后的时代色彩：1992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１日 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之后政府开始力推各种改革政策，其中包括鼓励创办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企业试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新的关键词。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崛起的大时代。艺术将不再仅仅是艺术家、协会领导、文化官员和爱好者围观的优雅之物，将有更多的人进入艺术世界，并改变游戏规则。
新形势刺激了体制内外的新兴力量投身市场经济，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一些或活跃、或受压制的知识分子下海创业，形成了现今以陈东升、冯仑、郭广昌、潘石屹、俞敏洪等人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群体，他们共同的特色是对政策和商业信息敏感，有一定体制内资源可以利用，因此创业的起点要比1980年代那些白手起家苦干的民营企业家高。
从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副总编辑职位上下海的陈东升之所以开设嘉德拍卖行，用他后来常用的形容来说就是“模仿性创新”——长期的计划经济管制让中国的社会分工非常的单调，因此当改革开放进行过程中不断有新的需求产生的时候，最方便的就是取法欧美类似行业的类似企业组织及其管理模式，他就是从电视、报纸上了解到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的信息收到启发，创立初期也是尽力模仿对方的管理和工作细节，并直接邀请张宗宪等香港行家亲临指导。
与此同时，他们也仍然要面对中国特色的各种管制，比如文物专营的限制等等，当然，最终他们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顺利举办了拍卖会。这也是中国至今延续的商业景观：太多繁琐而落后的法律、规定和审批在限制企业完全合法自由的进行交易——如果你努力遵守一切苛刻条纹你将一无所获，但人们都穷尽各种可能突破这些条纹，有些事后获得承认，有些遭遇打击，有些至今还出于暧昧地带。
在其拍卖市场的参与者多是行内人士，其中港台富豪和行家是多数重要作品的买家，而中国当时虽然的富豪阶层还处于财富积累和消费改善阶段，参与奢侈性消费的很少。但是拍卖市场作为一个公开的交易中介平台，具有较强的透明性和指标性，迎合了当代经济众多陌生人交易的需求，很快就快速膨胀，到1995年共拍出艺术品6000余件，成交总额近5亿人民币。之后，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艺术市场进入了低迷时期——此时的波动主要和金融情况不明有关，也是海外买家收到市场影响所致。但是中国节奏明显不同于欧美，所以到1999年就出现了弱复苏，这一情况到2009年再次重复。
画廊、拍卖市场的初步发展不仅让收藏家、投资者找到了新的买卖渠道，也深刻地改变了艺术家的生存方式，他们开始明确的意识到作品的商业价值，发现只要销售顺畅他们可以不再依靠残存的国有美术体制——诸如美协、画院、学院的有限工资和职称评定战争——生存并且活得不错。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1990年代艺术家们合作的画廊也多是港台东南亚的画廊，国内的艺术商业启蒙才刚刚起步，但是却将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爆发。
【编辑：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