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一个日军手摇警报器是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的最后一件文物，樊建川说：‘它本是侵略军侵略用物，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用缴获的警报器，来摇响我们这个民族在近现代所遭受的磨难，警醒我们，这也是我们这次抗战文物展的意义所在。’”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7日，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在军博开幕。51件(套)国家一级文物整齐亮相，生动鲜活地讲述着那段历史。开幕式上，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向军博捐赠了74件抗战文物。这次展览中部分文物和图片都是首次展出，尤其是侵华日军新罗实藏的数百封信件和“密苏里”号战舰3号锅炉牌铭都是首次与观众见面。张善子为抗战而作的《飞虎图》、丰子恺的画作《胜利之夜》也进行了展出。
细菌部队工作人员信件首次展出
此次展览分为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川军抗战、美军援华、不屈抗俘、汉奸丑态、日军暴行七个单元，以丰富的历史实物真实展现1931年至1945年那场波澜壮阔、慷慨悲壮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全民族抗战的主题。共展出珍贵抗日文物300余件、图片300余张，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多达51件(套)。
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而制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彩瓷墨盒、129师司令部作战参谋陈明义工作笔记本、十八集团军给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刘清扬开具的捐款收据、八路军山东军区情报处编印的《情报汇编》、115师情报处编印的《敌伪政治情报》、蒋介石“庐山受训”瓷壶、记录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征战及军旅生活的《滇西作战实录》、刻有抗日警语的川军竹制旱烟竿、贵州童子军旗帜、美军飞虎队铜鹰标志和“美军飞机座椅”、冯玉祥题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樊建川说：“让文物说话。”
这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都是首次在北京亮相，其中部分展品更是从来没有展出过，比如侵华日军新罗实藏的信件式日记。新罗实藏是松阪市镰田人，他在日本一线部队井上部队从军。信件是他在昭和13年至15年(即1938年至1940年)间与亲朋好友161人的通信，有数百封，包括部分未寄出的信件。
他所在的部队是一支臭名昭著的细菌作战部队，他的信件中提到的时间、地点、人名、江河均用0来表示，而且由于私人信件均需部队审查后才能寄出，所以凡是涉及部队信息等军事机密都做了大面积的涂改。专家推测他应是井上部队中的细菌战实验人员。作为实验人员，在利用中国军民做活体实验时，这种反人类的罪行时时折磨他的良心。
1945年9月2日，日本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密苏里”号战舰3号锅炉牌铭也是首次公开展出。
临时“增补”两件文物捐赠军博
开幕式上，樊建川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捐赠了72件抗战文物，其中包括一套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铁血救国抗战到底”瓷器。该套文物由瓷盘、瓷杯、瓷扣碗、瓷碟等五件套构成，每件瓷器都烧有“铁血救国 抗战到底 民国廿七年四月志鸿归来购于江西景德镇军次”字样。
樊建川在开幕式上发言强调：“我们收藏战争，不是为了传播仇恨，是为了牢记经验、牢记教训，不能忘记前车之鉴。战争是为了和平。”发言时，他兴起又表示要增补两件文物——晋察冀边区银行十块砖、十块瓦。
7日，不少抗战将领的后代齐聚一堂，毛泽东之女李敏、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周恩来侄女侄子周秉德周秉建、朱德外孙刘敏高崎夫妇、任弼时之女任远方、陈赓之子陈知建、左权之女左太北、陈毅之子陈丹淮、粟裕儿媳李曼俊、黄克诚之子黄煦、肖克之子肖星华、王震之子王之、卫立煌之孙卫智。
周秉德说：“许多历史逐渐抽象成了教科书中的一页文字，没有温度，没有厚度，幸好，我们还有建川博物馆。通过一件件可以观看触摸的文物，还原出了历史的真实，让人们聆听文物背后那些非同寻常的故事，触摸到宏大历史背景下鲜活的历史细节。”
陈知建还幽默地表示军博也应该向民间博物馆学习：“抗日战争历史，任何历史，不光是有官方的正史，还要有民间的研究。民间的研究补充、丰富了正史，使它有血有肉，老百姓最容易接受。这个展览里有很多老百姓很关心的内容：比如战俘、汉奸。为什么我们军博不吸取一点这方面的经验？”
一枚水晶印章见证东京审判
这次入展军博的抗日文物，每一件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这些藏品有的来自抗战将士家属相赠，有的购于拍卖现场，还有的则是樊建川自己闲逛古玩市场的“战利品”。
“如果没有这枚小小的印章，当年作为胜利者，我们去日本的那段历史真的没有任何文物可以证明了。”樊建川指着一枚水晶印章说。一个偶然机会，樊建川结识了四川省图书馆退休馆员廖季威，廖老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学员，1936年毕业后回国参加抗战。日本投降后，1946年5月27日，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上校参谋廖季威同国民党第67师师长戴坚等人，从上海乘坐B-24重型轰炸机前往日本，先后同美军商谈了中国驻军地点、驻军的编制、装备以及车辆运输等问题。
同年7月，廖季威调任盟军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他参与了将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谷寿夫等12名战犯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工作。在日期间，廖老在东京刻了一枚水晶印章，上刻有“购于东京”字样，成为当时中国以胜利者之姿进驻东京审判的历史见证。
为了收藏这枚印章，樊建川曾前后三次登门拜访，90多岁的廖老同意捐赠印章，可他实在舍不得马上“出让”，他答应樊建川：“我死了以后，让孩子们给你。”2007年，廖老去世，他的儿子如约把廖老的印章、电脑、毛笔全部捐给建川博物馆，其中那枚水晶印章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日军手摇警报器”结尾意在警醒
一个日军手摇警报器是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的最后一件文物，对此，樊建川有自己的用意：“它本是侵略军侵略用物，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用缴获的警报器，来摇响我们这个民族在近现代所遭受的磨难，警醒我们，这也是我们这次抗战文物展的意义所在。”
此次展览展出时间为7月7日到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