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的生活里似乎只容纳了三件事：吃饭，睡觉，下棋。
称“杜尚一点都没有像她（《杜尚传》作者王瑞芸）推崇的那样了不起，而不过是一个被神化、被神话化的法国混混”，并认为：“美国人正是如此从法国混混杜尚那里找到了‘美国艺术’（后来命名为‘当代艺术’）的形象代言人。因此，杜尚是美国的恩人，却是法国的罪人，欧洲的罪人。”本刊特邀王瑞芸撰写回应文章。
《杜尚传》、《杜尚访谈录》、《语录杜尚》均由王瑞芸撰写或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刚看到河清先生的文章《杜尚——一位被神化的法国混混》。实在说，看了之后，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首先，对于眼下这年头还肯耐烦去读一遍《杜尚传》的人我都心怀谢意；其次，他并且愿意写出感想发表出来；再有，他还用他的法文功底给我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细节（杜尚的化名“罗丝·瑟拉薇”，在法文的拼读中另有一层意思——这个说法，我在西方人的书里从没看到过）。
我跟河清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几年前在重庆川美组织的一个学术活动中。他秀骨清相，一派江南书生的模样。不过，作为书生，他挺有战斗力，走批判性思维的那一路，这挺好。
那么，必然，他对于杜尚也走批判的一路。对此，我也觉得挺好，因为，这正应了那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写的《杜尚传》肯定只是“王瑞芸眼中的杜尚”，我甚至一点也不坚持，《杜尚传》中的杜尚就必定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杜尚。不是有个流行的词，叫“以己度人”嘛，我以我的“己”去“度”（解读）杜尚，河清先生以他的“己”去“度”杜尚，仅此而已。
我1988年到美国去读书，学习西方艺术史。去前，我对杜尚是知道的，觉得他不过就是一个给蒙娜丽莎画了胡子，往小便池上签个名字，善于胡闹的“混混”而已——这里需说明一下：这可不是抄袭河清先生的用词，我当时一毫不爽就是那么看的。
到了美国学习，满眼的艺术界大明星，杜尚又能算个什么呢？毕业后，我开始动手写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交给我的项目《20世纪美国美术》，所以得对美国整个20世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爬梳，一个人一个人地去熟悉，实话说，蛮辛苦。辛苦倒也就罢了，关键是，往往是辛苦一场之后，觉得没有看到亮。
这里请读者来替我想想看，比如，了不起的美国大艺术家波洛克（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他努力奋斗，好，如愿以偿，终于成名了。可是，他怎么就越过越不好了呢？他怎么跟艺术相处得越来越紧张了呢？而且，他到了干脆就说“我痛恨艺术”。还有罗斯科，也是大师，也是艰苦之后功成名就，可他也被艺术压迫得要命，活在紧张和恐惧中。尤其不应该的是，他竟对自己的作品一丁点儿都不自信，每次开个展，紧张到要呕吐，甚至去问旁边画室的画家：“你说，他们会接受我吗？你说，会吗？”他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师哦！这样的表现，叫人看了只为他们难受，这样的人，我们能拿来做榜样吗？我就照这样一个一个看下来，觉得气闷得很，觉得我们崇拜着的西方艺术大师，满不是那么回事，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连带着，包括艺术，都有一种让自己受骗的感觉（我是因为爱艺术而研究艺术的）……我固然不是个聪明的人，但终究不是个没脑子的人，基本感觉还算健全，当然忍不住要想：这恐怕是哪里错了。可是究竟哪里错了呢？大师怎么会错呢，艺术怎么会错呢，那是想也不敢想的。
这个时候，杜尚浮出水面了。对此，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还是没有拿他当个事，他只是那一列排着队等着我要检视的艺术家中的一个。通常，我对于每个要研究的艺术家，都到图书馆去把关于他/她的所有的书、画册都借出来，通通过一遍。对于杜尚也是如此。我很不经意地拿起Pierre Cabann（皮埃尔·卡巴纳）的Dialogues with Marcel Duchamp（《杜尚访谈录》），只看了第一页，我就一下子坐起来了，上面印着这样的话，卡巴纳问他：“回顾您的一生，什么是您最满意的？”杜尚回答：“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不必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普通人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可以说，我过得很幸福……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
我像是被人在脑袋上打了一棍子。什么情况？这个家伙！
我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于是我开始着手了解他，知道了这个人年轻时画得很少，不好好去上素描课，溜出去打弹子球，后来弄上了现代派，才有了些要发迹的苗头。只因一幅画被拒绝，恼了，就开始拿艺术开玩笑，胡子、尿壶什么的全上。后来干脆兴出个什么“现成品”，就是把现成的东西拿来充艺术品，好了，就此大功告成。
1998年夏天，我到纽约去，顺便看看陈丹青，他那时还未回国生活，画室在时代广场附近，他也喜欢着杜尚，我们聊了一阵杜尚的潇洒。接着，我还顺便去看看徐冰。徐冰当时还在东村的地下室住着，正在日夜炮制他那套“新英文文法”，他也喜欢着杜尚，对纽约画廊里流行着的那些假模假式的后现代艺术看不惯。我问他：“既然那些艺术都透着庸俗，那么你还要做作品吗？你能不做吗？”问这句话时，他和我已经走出了东村街头的小咖啡馆，我们站在街头，正打算分手回家，他慢慢地说：“做——还是要做的，”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天，仿佛跟一个看不见的对象对视了几秒钟，又对我说了一遍：“做还是要做的，嗯，不能不做啊。”一笑，走了。我没有马上走开，独自在街头站了一会儿，瞧着他走远的背影想：啧啧，还是到不了杜尚那个境界啊。
我把杜尚重新琢磨了一番。他看着好像懒懒散散，“没有正业，玩世不恭”，可这个人一直是有他用力处的。翻开《杜尚访谈录》，卡巴纳的采访回顾了他的一生，我们看到，在每个阶段，他手上都在做某件东西，只不过他做得很慢，不慌不忙，不累不沉，而且做得不叫人注意——杜尚一生都不爱声张。比如访谈录的第二部分，卡巴纳就和杜尚一直在讨论在现成品之外他做的其他事。卡巴纳对他说：“令人惊讶的是，在8年中——1915到1923年——您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思想上的，形式上的。它们的结果有的是全然相对立的。如：有严格的、步步推进的、花很长时间考虑的《大玻璃》，有集各种手段方法做成的《绿盒子》，还有不必动手做的现成品。”瞧，他忙得很呐！
只说杜尚那件异想天开、拿玻璃当画布的作品《大玻璃》吧，从形式到材料全是新的，在艺术史上没有可资借鉴的东西，他得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去解决技术难题，他竟然不嫌麻烦，投入了整整8年时间。杜尚告诉卡巴纳，自己肯在这么件作品上花这么大功夫，是“在《大玻璃》中，我想发现一些东西，它们和过去是全然不相干的。我一直都被一种心思困扰着：不要用同样的东西。一个人要留心，因为除去他自己，他会被过去的事情控制占领。哪怕主观上并不愿意，也会不由自主地在一些细节上体现出来。因而，为了做到一个完全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场不停止的战斗”。
嚯，他居然用了“战斗”这词，还说了“不停止”。他真的是没有停止呢，哪怕他到阿根廷躲避战争，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短短9个月中，他也没叫自己光是吃吃喝喝，找找女人就拉倒，他居然会在当地买了块小玻璃，然后一边下着棋，一边继续实验在玻璃上作画的技术，并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先把水银镀在玻璃上，然后在水银表面刮出他所需要的图形。现在那件作品被叫成《用一只眼睛看，闭上，约一个小时左右》，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馆……
我的天，这人压根儿没闲着啊。无论是在行为上，在思想上。就如他说的：“如果有人向我展示一些完全新的东西，我将会是第一个想去理解它的人……我总是想着要放下自己已经有的包袱。至少在我看到所谓新东西的时候。”这人很不懒嘛。
而且，这个“混混”似乎有点儿“心”——这里请读者帮我把把关，看看这算不算“责任心”——他费老大的劲做《大玻璃》，是想用这件作品表达一种“反视网膜的态度”。他对于一直以来把艺术只维系在视网膜上的做法挺有意见，他说：“从库尔贝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绘画是作用于视网膜的。这是一个人人都犯的错误。视网膜是瞬间的！在这之前，绘画有其他的功能：它可以是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而我们这个世纪完全都是有涉视网膜的……这是相当荒谬的，这必须被改变，事情不能总是老像这个样子。”“绘画不能再是关在餐室或起居室内的装饰了。我们已经想到用其他的东西来装饰了。艺术真正被拿来作为一种符号的形式，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的话，不可以再把它降低到装饰的功能上去。就是这个感觉指导了我一生。”
哎呀，这就是说，这个人对于整个艺术发展是有一个自己看法的，而且，让这个看法“指导一生”，我想，这应该是撑起这个叫杜尚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骨架吧。照基本常识看，事情只能是像这个样子，才算有些儿靠谱，不然，一个混混，吊儿郎当的，稀里哗啦的，浑身连根骨头都没有，就能独自一人把西方艺术推一个大跟头？
看出了这些，想想我该有多狼狈吧。原来以为他在蒙娜丽莎脸上画两撇胡子，在小便池上签个名，就天天闲着，懒着，过一天算一天呢。我吓得赶紧回到书桌跟前去，该读书读书，该写字写字了。徐冰这小子，眼光比我厉害。
杜尚这个人，怎么就那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觉得他天天儿地玩——狂下象棋，然后他却跟变魔术似的，让西方艺术改朝换代了……这事肯定不能算完，还得再琢磨琢磨才好。
这一琢磨，又大有斩获。让我看出杜尚做事的几个特点：
首先，他做事尽量不声张，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干啥。卡巴纳问到他的种种探讨、试验，朋友是怎么看待的，杜尚说：“我几乎不和朋友谈到这一点。”他不声张不算，甚至还喜欢藏着。我们都知道，他最后一件作品做了20多年，干脆是藏在密室里做的，除了他妻子，没一个人知道。所以，大家看见的杜尚，是闲着两只手，晃来晃去的，住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床，床前一个小台子，上面放着棋盘。这就太容易惹人觉得，他的生活里只容纳了三件事：吃饭，睡觉，下棋。
其次，他做事喜欢用“无心”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做事归做事，他不爱把事“挂”在心上，原因简单得要命，心上挂东西，累。比如，卡巴纳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是如何放弃绘画，如何反对艺术的。杜尚答：“不过我并不是有意识的……只是单纯地顺着有兴趣的路走。”又问：“那时你决定停止作画了？”他答：“我从没有作过这样的决定，它是自动形成的。”杜尚的这类回答，在访谈录中很多。
杜尚还有让人感到轻松无事的另一绝招：他做任何事，讲究有趣。在访谈录中，“好玩”“有趣”是他常挂在嘴上的词。如：“这个主意让我觉得好玩，我总是由‘好玩’的想法导致自己做事的。”“我做了件可以转的小东西，在视觉上产生螺旋状的效果，这个很吸引我，很好玩。”……弄一点电影实验，他说好玩；帮朋友做拍卖，他说好玩；他做一种叫做“达达”的徽章，他也说好玩。
就这么个人，做事既无心又好玩，实在是太容易让人觉得，他成天轻轻松松，什么负担都没有，好逸恶劳，过一天算一天的……也是呵，我们只尝过不做事轻松的滋味，哪里尝到过做着事，却照样轻松的滋味，乃至做着挺大的事，还一些儿都不“挂相”，跟玩儿似的滋味……嗯，这有些儿意思，恐怕还是有些儿大意思呢。在中国民间的谚语中，叫做“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中国的哲学中，叫做“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语）；在佛教中叫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我得承认，自己实在生性愚钝，直要经过这么些年的摸索，才算渐渐明白了。人的活法有三种：1、好逸恶劳，过一天算一天（混混）；2、努力做事，上心在意（波洛克之流）；3、做事却无心——了无挂碍（杜尚之类）。而从1成为2，是个坎，能跨过去就完成一个转变；从2变为3，也是个坎，甚至是个更大的坎，相当难跨越。因为，我们社会所提供的教育全在让人从1变为2。而从2变为3，社会教育中就没有了，只能靠自己去悟。活成第一种的人，是对自己对社会都不负责；活成第二种的人，是对社会负责；活成第三种的人，是对自己对社会全负责了。杜尚不是吗？他“好玩”着，“有趣”着，把艺术界的大事给办了，自己却又“我过得很幸福”（《杜尚访谈录》第一页）！
还是要感谢河清先生，在3年前出版了《杜尚传》之后，我已经基本把杜尚放下了。河清先生不同的视角，倒促使我拿出几天时间来，又去翻翻《杜尚访谈录》，并回顾一下这些年来我和杜尚打交道的尘封往事。这里写下的只是自己的“心路历程”而已。只是，这一回顾，杜尚又把我感动了一回。不过我知道，这个还能继续感动着我的杜尚，跟河清先生的杜尚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罢了，河清先生，我们各自有自己的杜尚，想来谁都不会有意见的。下次去杭州，我们一起到西湖边喝茶去——杭州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务必要记得找出两件杜尚的糗事来，那时细细说与你听，让你着实高兴一下。
2013年7月16日 美国加州千橡城
【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