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藏书一直是读书人的好传统，纸质书籍即使有一天真的退出阅读领域，它们也会被很多人收藏起来。因此，将具有符号意义的藏书票与传统书籍进行一体化设计，也是对纸质书籍生命价值的延续。
近些年，先后有十几个城市和地区藏书家评选活动的组织者找过我，让我为如何完善藏书家评选规则出出主意。我想，当代很多所谓“藏书家”，是因为他们平时喜欢买书、看书，日积月累，有了一定的规模，就被当地评为“十大藏书家”了。其实，他们并没有自觉而明确的“藏书”意识，不讲究版本，不懂目录学，不会鉴赏古籍善本，更没有像样的藏书印和藏书票。因此，我提出的建议之一就是，应该将拥有一定数量和水平的藏书印和藏书票作为评选“十大藏书家”的重要标准，至少是参考标准。此外，我也想到，天津有几位朋友，他们各自收藏了数万枚藏书票，很了不起，闻名全国，虽然他们的藏书数量可能不是很大，但也可以在“特色藏书家”阵容中给他们留出一席之地吧。
我喜欢藏书，也喜欢藏书票。二十多年来，我在京、津、沪等地参加过很多次藏书票展览和交流活动，杨可扬先生等数十位著名版画家都曾将他们的藏书票作品赠送给我，崔文川、段光辉等先生还特意为我“量身”创作了藏书票作品。我的感受是：读书之余，欣赏优秀的藏书票作品，是一种休憩和享受；欣赏藏书票之后，再读书、藏书时，又得到一种新的激励和鞭策。
然而，有一种现象令我忧虑和烦恼。这些年，一方面，很多作者出版新书，都要贴上一枚请人专门创作的个性化的藏书票，送给朋友，以求增加该书的收藏价值，但这些“个性化的藏书票”往往画面粗鄙丑陋，风格俗不可耐；另一方面，很多版画家热心创作藏书票，但多以专业的、纯艺术的角度进行设计，对图书市场走向和社会阅读心态缺乏足够的体认。如此，虽然书籍作者对于藏书票的需求量在不断增长，专业版画家的藏书票创作量也在不断增长，但这两个增长却难以融通交汇，没有形成合力。如此，藏书票距离藏书不是近了，而是远了，互相之间陌生得很。
我曾多次分别对一些藏书家和藏书票作者做工作，力图通过某种有效方式使藏书票与藏书真正结合起来，但双方好像都不太重视，没有表现出合作的愿望。看来，藏书家不追求艺术品位，而藏书票作者又缺乏文化器识，这种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绽露出来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藏书票之本义，无疑源于藏书。藏书票与藏书譬如鱼水，密不可分。作为“纸上宝石”、“版画珍珠”、“书上蝴蝶”，藏书票具有实用品与艺术品双重价值，但这双重价值也往往体现在书籍整体价值中。
藏书票起初多由版画家自刻，后来发展成为根据藏书票主人的性格爱好等要求而设计的小张图画。图案最初多半以家徽、神话传说、英雄美人等为题材，以后题材越来越广泛，有风景以及与个人生活、工作、爱好有关的各类图案。当工业革命的巨浪铺天盖地冲击欧洲各国时，人们厌烦机械僵硬的几何图案，于是以弯曲变化的植物枝叶为构图的藏书票便得以流行。如1897年德国人克莱朵夫设计了以蒲公英和野花作为背景，加上飞翔的天使的藏书票，那流畅的笔触传达着浪漫主义的韵味。藏书票的发展，经历了由纯粹实用性到逐步注重个性化和艺术鉴赏性的过程。藏书票出现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藏书票是德国人1450年制作的，名为“刺猬藏书票”，又被称为“伊格勒”藏书票。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藏书票曾经非常盛行。历史上，丢勒、霍加斯、马奈、比亚兹莱、波纳尔、基尔希纳、马蒂斯、科柯施卡、毕加索、埃舍尔、肯特等著名艺术家都曾创作过水平很高的藏书票，这些名家的参与，使得藏书票逐渐成为一种珍贵的艺术品。
从藏书票发展的历史看，它与文化名人是越来越近的关系。在西方，大艺术家、大名人都拥有藏书票，它是标榜自己爱书的象征。藏书票曾是欧洲王室、修道院里的艺术品。王室藏书票都是身份地位的徽章。法国现代导演、诗人、作家让·科克托，也热心收藏、制作藏书票。从中国看，文学家鲁迅倡导的版画创作运动推动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被认为是叶灵凤的“凤凰”票。这枚书票是著名作家叶灵凤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和郁达夫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包括藏书票。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积极制作藏书票，不能说没有受到叶灵凤等人的影响。此外，画家叶浅予、林风眠、张大千、傅抱石以及作家周作人等，都曾制作过风格各异的藏书票。
随着信息传达方式的多样化，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阅读方式面临着强烈的冲击。纸质书籍的生命还有多久，实在难以预测。但是爱书藏书一直是读书人的好传统，纸质书籍即使有一天真的退出阅读领域，它们也会被很多人收藏起来。因此，将具有符号意义的藏书票与传统书籍进行一体化设计，也是对纸质书籍生命价值的延续。藏书家和藏书票作者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应该携起手来，为了书籍做一些有益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