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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艺术家如何呈现光怪陆离的中国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08-28

中央美术学院的展览《千里之行》中的一个展厅。

过去五年的每个夏天,中国顶级艺术学院之一中央美术学院都会举办毕业生优秀作品展。今年展览的名字恰如其分——《千里之行》。

今年的展览在该学院约1.5万平方米(16万平方英尺)的博物馆举办,六月份开幕,本周日闭幕。展览包括由评委会选出的该院六个系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作品,共计155件。这六个系分别是:中国画、美术学、设计、建筑、城市设计和人文。

“这是把他们介绍给社会的名片,”学院副院长徐冰说。他是一名艺术家、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获得者,曾在纽约生活多年。“我想像展示职业艺术家那样展示我们的学生,”他补充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

这次展览反映出大众艺术教育在中国的现状。很多艺术学校租借体育馆举办入学考试。应试者在外面的画架上画好初试作品,之后,教授们在众多作品中间走过,选出其中最好的进一步考虑,剩下的都被扔到了废品回收堆里。

“去年我们的录取比例是1%,”徐说,“有九万人应试,我们只收了900个。”

其他学校也是这种情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网站说,2012年该校的应试者增加了50%,共有89567人竞争1665个名额。

《千里之行》在中国获得了大量媒体报道,开幕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收藏者和画廊老板。这次展览还延伸为全国性的巡回展览,包括中国九大艺术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作品,其中也有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的全国展览将于11月1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开幕)。

作品入选《千里之行》的学生是中国满怀抱负的艺术家们中的精英。从今年起,中央美术学院将启动一个项目,追踪他们的事业发展。

“我们将追踪十年,”徐说,“他们是最有希望的学生,但是我们将研究他们。然后我们将更了解自己艺术教育的优点与不足。”

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涉及当代艺术设计的各个门类,包括雕塑、绘画、装置作品、多媒体、珠宝、家具、版画、摄影和动画等。在其中一个小展厅里,你甚至还能仔细阅读人文系学生的最佳毕业论文。总体来看,《千里之行》的作品都是几年努力的结晶。

比如,陈明强花了三年时间写了一篇论文,研究中国婚姻本质的变化。为了这篇论文,陈用回收的废金属做了两套不可思议的结婚礼服,然后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和他的女朋友重演了一个婚礼仪式,精心做成了视频。

“我快30了,”他说,“我当时在考虑结婚。”

通过在跳蚤市场上仔细搜寻,他收集了从1949年到现在的400个结婚证书,其中很多在展览上展示。20世纪50年代早期一个华丽的证书用一对牡丹来象征新婚夫妇;到了60年代,这个象征物变成了向日葵,后者更具有无产阶级气息。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证书上部是毛泽东的肖像,下部是喜气洋洋的工人、农民和战士,新婚夫妇在上面很不显眼。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复杂的插图逐渐消失了,如今的结婚证就是个普通的证书,外形跟护照很像。

“如今婚姻就是个合约,”陈耸耸肩说,“而在从前,婚姻真是个大事。”

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还为某些作品提供了素材,比如蒋春林的系列视频《名人访谈》,一个艺术家装扮成毛泽东、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其他历史名人的模样,对当代社会问题给出虚构的回答(毛强烈谴责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建议逮捕所有的黑心商人,却被告知监狱里住不下)。在每一个八分钟的“访谈”最后,这位艺术家都会卸掉自己的伪装。

另一个学生沈奕(音译)来到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采访当地的中国移民,询问他们的生活,在铁灰色的大海前给他们拍照。在《水培法》(Hydroponics)那张照片中,有些人面对着照相机,有些人背对着照相机,还有几个完全在画面之外,他们的姿势取决于他们想回中国,还是想继续留在这个无亲无故的水国。裘爱燕(音译)的装置作品《文字刺绣—经典著作》是把三部古书——《道德经》、《金刚经》和《山海经》——绣到超大号的布书上。

王妍的装置作品《膨胀的波浪》是在几十个白色搪瓷医用托盘上印上黑白乳房X光照片。在《去和来,金色的身体》中,孔熙(音译)用两个作品来延伸印刷的定义,一个作品是用他在土中的脚印做成的,另一个是辛苦地把金箔贴到他自己身上,然后一寸寸地剥掉,做成一个闪闪发光的自我“印刷品”。

“我的学生们真的很棒。他们的作品跟我的很不同,”徐 冰说,“我觉得中国年轻艺术家们的作品很有趣。他们有自己思考社会的方法,跟我们那代人不一样,我们更受到文化和历史的束缚。”

徐冰说,他的最新大型装置作品《桃花源的理想团结全人类》(Tao Hua Yuan’s Ideal Unites the Human Race)将于今年秋天在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花园展出,很快在台湾将举办一个回顾展,另外还有其它一些项目。徐2008年离开纽约回到中国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职时,国际艺术界的很多人都十分吃惊。如今五年过去了,他承认自己的行政职务占去了进行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说中央美术学院提供的平台以及他与年轻艺术家们的互动让他觉得这样做值得。

“做这份工作帮助你了解这个国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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