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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创作多数使用不锈钢，最初是如何选择以此为创作材料，不锈钢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陈志光：我从小对这类能反光的镜面材质一直都很喜欢，我觉得这种材质变化很多，能投出各种五彩斑斓的影像。以前我做过铸铜和木雕，还有烤漆类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些材质变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能今天来看，用不锈钢这种比较现代的材料来创作会带有一些时代的考虑，但更多还是我个人的一种偏好。
记者：在您众多的作品中，蚂蚁系列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将蚂蚁放大并以一种拟人的方式来呈现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蚂蚁的形象是否会因时间和环境不同给您带来不同的感受？
陈志光：有些昆虫不是那么常见，而蚂蚁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在昆虫里应该属于知名度最高的，也是最卑微、最不受保护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但也都熟视无睹。在我们看来蚂蚁都长得非常相似，但是它如果能放到足够大，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它可能跟人一样，有不同的个体特征，既然蚂蚁有集体主义的概念，显然它应该有它的身份，我就做了一些身份感的标识使它们拟人化。
记者：在最初蚂蚁出现时，它的呈现方式就不是一个常规的展览形式，与其说是呈现蚂蚁，不如说是在呈现您为蚂蚁所布置的展场，每个展览现场似乎更像是一个环境的装置，而不是雕塑展。
陈志光：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可能是我对雕塑本体语言的一种解构，我认为可以用很多的形式，比如说以蚂蚁这个比较小的点来占每一个空间，在户外进行一些摆拍，那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的暗喻和作品意义的可能性。作为蚂蚁要有一定的数量来占领这个空间，这里有我自己的想法和对这个空间的理解。今天如果让大家讲是装置艺术，但是我的整个界定又很明显，每个单体的作品也都是一件雕塑。
记者：除了室内的艺术空间之外，您还将蚂蚁带去了许多公共的场所，如“鸟巢”，在场所的选择上您有哪些标准？
陈志光：我的作品有一阵主题与迁徙有关。迁徙的过程就是老房子拆了然后到了新房子，我感觉人跟蚂蚁很像，下雨之前蚂蚁在整队整队的迁徙，定居后会把水榭做得更高不受水淹，就是不断地在改善，我觉得这个迁徙的过程很像今天的中国人选择更好的居住方式，也是当下的这种城市化进程的概念。
记者：就当下时代来说，您认为艺术品的价值更多是体现在美术馆里还是应当更多在公共场所来实现？让观众走入美术馆和把美术馆的东西带给观众哪个更有时代意义？
陈志光：我感觉这是一种权利上的分配，艺术家创作的绝对自由是艺术家本身的一种权利，而传统意义上的美术馆的这种权利会在空间、学术标准上提出一些要求，这时艺术家的创作权利受到压迫，就会有一种抗争感。还有公众观看的权利，批评家可以给作品一种定性，但作品所传达的也不一定是批评家所阐述的那套概念。
就作品本身传达的艺术意义也不仅仅限于美术馆，好比说人有信仰不一定非要在庙里或教堂中体现。那同样的事情不是想观看艺术的人一定要进入美术馆，艺术家也不能总抱着要进入美术馆的目的来进行创作。
记者：近日在国家大剧院，您的作品《古戏台》与观众亮相，同样是不锈钢材料，与蚂蚁相比，这件作品显得更有历史文化感，似乎与您个人的经历背景建立了更多的关联，这是否会是您今后的主要创作方向？
陈志光：我的创作可能计划性比较少，一般是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哪个点感动我就开始做了，我做事情没有那么多的计划和安排，而且可能这辈子就是一直在做作品，但是没有特别固定的方向。
记者：和之前作品相比，《古戏台》除了它的艺术属性之外，还具有了一定的功用性，真正被作为舞台使用了，在您看来，功能性是否可作为艺术品更加被大众所接受认可的一种可能？
陈志光：其实公共艺术本身就是有功能性的，大家都在讲公共艺术，有些好的作品可能是一个雨披，大家可以罩在底下避避雨，还有这件作品可能是一个超市，往里面投硬币然后出来什么东西。而现在的许多公共艺术无非是雕塑放大摆在公共空间，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
记者：您今后是否还会创作更多像《古戏台》这么实惠的作品？
陈志光：可能会，我不可能每一件作品都能做得语言那么准确，有那么高的接受度，因为每次创作都带有很强的实验性，我也是不断地在实验和寻找。
